我出生于1960年，从小深受医学家庭的熏陶和影响，立志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最终如愿就读于华西医科大学并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1992年，我进入原空军总医院。在这里，我听闻和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空軍航卫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为空军卫生事业书写了辉煌篇章的事迹。我在心中暗下决心，要以前辈为榜样，为空军卫生事业做贡献。
　　身为一名军医，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医生。自进入医院以来，我就从未回四川老家过过年，每适年关，我就随时待命准备应急出动。多年来，上高山、下海岛、钻戈壁、走沙漠，我始终牢记自己作为军医的宗旨和使命，多次赴空军边远艰苦连队，登上过海拔5300多米的甘巴拉雷达站，深钻过西北大漠戈壁，踏上过东北的黑瞎子岛……为三军将士送医送药。
　　作为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专家组组长，为评估伞兵的伞包负荷对人体生物力学的影响，我带领科研团队多次到空降兵跳伞现场，与战士们一道从空中到陆地全程体验训练状态；在中朝俄边界，我与边防战士在白雪及腰的边境线上一同巡逻，体验探究军事训练伤的发病机制。我和团队把研究成果推广到基层部队后，受到广泛好评，我也多次被评为全军为兵服务优秀专家和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优秀专家。
　　作为一名空军军医，如何提升飞行人员的飞行寿命是我们的重要责任。有一部分飞行员因常年大载荷高强度飞行训练，发生骨科疾患而面临停飞，经过我们团队不懈的科研攻关和临床实践，很好地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使他们顺利康复后重返蓝天。
　　作为军医，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回想数十年的军旅医路，我已记不清曾参加过几次飞行事故的紧急救治，更数不清执行过多少次卫勤战备演训任务，只记得一声令下，我们二话不说就出发。这方面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身穿迷彩、臂带“红十字”的卫勤训练岁月。年轻时，我曾担任医院战伤应急医疗队队长，多次在酷暑严冬参加野战医疗队训练或演习，从搭帐篷到搬运伤员，从实施复苏救治到指挥转运，每一次都在内心不停地叩问自己——假如明天战争来临，我们能不能拉得出、跟得上、展得开、救得下、治得好？所以，训练中的每一步也都是以战场标准来要求自己和队员。
　　在担任骨科主任的十余年间，我努力以身作则带动科室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在我的办公桌上，有几个跟了我十几年的骨骼模型，在做每一台手术前，我都会带领手术团队凭借这几个骨骼模型，对患者和家属讲清哪里需要手术，做的是什么样的手术，有什么利弊。这样的沟通形象直观、省时省力，也避免了因沟通不畅可能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有职业强迫症，每天不看患者心里就空落落的，手术后回到家不给科里打个电话了解患者情况就不放心。我也一直要求自己并要求学生一定要有哲学思维，对待每一位患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查房，都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都要会用语言、文字、实物等几种方式去表达和沟通，只有达到良性沟通的效果，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想法，形成医患契合，才能让患者充分认同并信任治疗方案，进而配合好医生的诊疗。外科医生就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手术台上能像一名战士在战场上一样，兼顾到手术环境、患者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处理各种突发应急问题。
　　对于医生而言，技术的进步、理念的更迭来源于持续的对外交流和学习。多年来，我和科里的年轻人在中心党委领导的支持下，先后与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日本等优秀学科团队建立联系，不断走出去，适时请进来，逐渐形成了以脊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为重点的骨科各项医疗技术全面发展的局面。我们相继开展了很多新技术、新业务，其中不少已进入国际先进领域，有的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例如，脊柱外科的全方位手术、微创手术，颈椎的前后路手术的部分手术，胸腰椎的前后路手术部分手术，全髋和全膝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置换的翻修手术，创伤骨科的系列手术，脊柱畸形的前后路手术，脊柱肿瘤的外科手术等。
　　“兵心横槊天下行。”自从有了战争催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而存在的。战争法则似钢铁般冷峻——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作为一名军队医疗战线上的老兵，我始终认为，每个人的本职岗位都是成就梦想、强军报国的最佳平台。从自己做起，从岗位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埋头苦干，少说多干，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相信一个汗水凝聚的中国，一定是美丽的中国；一支甘于牺牲奉献的军队，一定是强大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