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孔雀东南飞》的教学中，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分析了文章的反封建主题，分析了凶悍的焦母、专横的刘兄、“令母在后单”的不孝子焦仲卿、刘兰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甚至还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学角度分析了焦母遣走那个“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且“精妙世无双”的刘兰芝的原因，但笔者却认为这种分析方式没有研究“反母慈子孝”人物行为背后隐藏的人类深层心理动机，而只将他们视作“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这种批评方法必然带来简单化、表层化、局限性等一系列缺陷。
　　为了揭示作品“反母慈子孝”这种写法隐含的意义，我们有必要从当代批评方法中较有影响的深层心理分析理论中借鉴有益营养，进行新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当然首先肯定了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属性。但从生活到作品，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直接映照过程。期间包含复杂的中介过程——首先是创作主题的心灵（创作个性、世界观、心理体验方式、审美意识等）。其次是创作形式（符号及其系统即语言＼话语、审美惯例、艺术手法、体裁等）。庸俗社会学批评往往忽视这些中介，将他们视作透明的工具，平面的镜子。因而机械反映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批评”往往把作品内容只看作是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进而又把生活内容局限为人物的行为、性格出现的特定社会条件、社会事件，以此作为阐述分析作品的全部依据。实际上心灵、形式等中介并非透明，它们都在“反映”过程中发生能动的、特殊的作用。现代批评出于反对实证式批评的目的，分别从心理学、语言学、阐释学角度切入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这里我们从心理学批评切入。
　　现代心理学批评不仅承认文学是一种“心灵表现”，更认为文学是一种心灵的“探秘”。人的心灵固然来自客观的社会历史存在，但它毕竟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深邃的世界。文学认为“人学”要探究人性系统中这一特殊的世界——透过个性的心理世界发现社会的文化心理，展示其内在冲突与发展变化。这里，我们有必要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某些成果。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无意识”，无意识也叫下意识或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显意识与潜意识处于永恒的冲突状态。具体体现为本我（深层的生命本能力量）与超我（社会的礼俗、理性法则）在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调停平衡的中介）上的冲突。
　　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性不仅是个统一体，也是个矛盾体。人的心理世界中既存在强大的理性价值意志，也存在着强大的感性生命欲求，既存在受当时社会影响制约的政治、阶级、伦理等方面的显性意识，也存在受历史、种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浸染的潜意识，既存在群体规范，又存在个体体验。这些矛盾对立因素构成人性、人格的内在张力。当对立因素处于平衡时，人格呈现某种稳定状态。当一方压倒另一方时，人格呈现或过于委顿或过于狂放的偏执状态。当双方剧烈冲突时，人格则呈现反常、分裂、骚动不宁、浮躁不定、非逻辑的矛盾状态。后两种情况往往是文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中内在冲突是永恒的，虽然通过压抑、转移、升华可以缓解、释放冲突所郁结的心理能量，但决不能平息这种冲突。以这种观点来看《孔雀东南飞》中“反母慈子孝”，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慈孝”不过是矛盾的平衡状态，是暂时的，而“反母慈子孝”才是经常的，本质的状态。人类普遍存在的“恋母”（父）妒父（母）情结在西方文学中主要体现为“乱伦”的文学母题，在中国则主要体现为“孝”这种文学母题。“孝、慈”不过是性禁忌——生命本能禁忌的转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标榜包括“慈孝”在内的种种伦理道德观念，其实正从另一方面表明这种文化实际上无法化解其本身的内在矛盾，不得不用“纲常”这种强大的力量压抑人性的合理舒张。这种以“善”行恶的方式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因而使被压抑者不但不能自觉反抗，而且还不自觉地进行了自我压抑。这实际上非常残酷。“礼不下庶人”，市民阶层因其社会地位卑下，处于边缘人的地位，所以还能有某种“反抗”的可能，但也必须承受“恶”名，女性在这种地位上承受的负荷更重。《孔雀东南飞》揭开了这幕悲剧确实令人震惊，发人深省。下面我们试从母/子两方面剖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潜意识与显意识也即人的生命欲求与理性价值的冲突在焦母身上产生的扭曲。
　　从文中所给信息我们可以看出，焦母与仲卿相依为命，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仲卿拉扯成人，从理性价值角度看，她理应希望儿子娶妻生子，过幸福生活，所以为仲卿娶了“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且“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刘兰芝。可从潜意识（即生命欲求）角度看，焦母在仲卿身上不仅倾注了自己作为母亲的一腔慈爱，更将仲卿作为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生存下去的理由，甚至生命支柱，可以夸张地说，在仲卿日益长大成人时，焦母在其身上幻化出了自己丈夫的影子，认为仲卿就是自己生活的“伴侣”，而刘兰芝的出现，无形之中从自己身边夺走了这个“伴侣”，使焦母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在理性价值与感性生命欲求的争斗中，显然后者占了上风，她开始百般刁难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希望借此遣走刘兰芝，达到“独占”仲卿的目的。但这种潜意识心理显然与“慈母”形象相悖，于是不得不以“东家有贤女，自名奉罗敷，可怜体无此，阿母为汝求”为冠冕堂皇之借口，展现自己的“慈母”形象，其实，无论哪个“贤女”嫁入焦家，命运都当与兰芝相同。于是，这个感性生命欲求大于理性价值的焦母在后人眼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悍母。
　　其次：我们再看理性价值与感性生命欲求的冲突在仲卿身上产生的扭曲。
　　仲卿依赖于母亲的养育而长大成人，从理性价值角度讲，他应“孝”字当头，一切惟母命是从，让母亲安享晚年，即使发生了母亲刁难兰芝，要遣兰芝回娘家的事情，仲卿也应顺从母命，做一个“孝子”。最初，仲卿确实做到了，虽然从感性生命欲求角度看，他自认为“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但在理性价值与感性生命欲求的冲突中，前者占了上风，于是，发生了二人大路口话别的场景。 　　但那时的仲卿心怀一线希望，把兰芝回家作为权宜之计，希望有朝一日说服焦母，再迎娶兰芝回来，而当兰芝再嫁的消息传来，这一希望破灭。从感性生命欲求角度看，仲卿享受母亲的慈爱已有数十载，在很大程度上已视为理所当然，而与兰芝的感情虽只“共事二三年”，但这种新鲜情感的注入，势必压倒了母爱亲情，于是，他不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性价值，“自挂东南枝”，“令母在后单”，做了一个“不孝子”。他的悲剧结局说明了在这两者的斗争中要想做到均衡调停是何其艰难。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一种规范的母亲模型，要求母亲须识大礼、明大义、温柔、忍耐、恪守妇道，民间流传下来的也都是孟母教子，岳母刺字，三娘教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无疑在逐渐累积造就一种潜意识的神话，活生生的，多样的，有七情六欲的母亲被固定在一个框架里，成了被神秘光圈所笼罩的完人。于是，人们用这一固定模式去衡量所有时代的母亲，合则为慈母，不合则为悍母、淫妇，做母亲的女性们也不自觉地按这一标准去努力，去迎合人们的心理。于是，现实人生中的母亲们在理想的光环与现实生活中被挤压，被扭曲，被异化。一旦不符合这种“慈母”模型，不仅社会而且母亲本人也把自己打入另册。
　　作为儿女，似乎就应该为在“慈母”的管辖下老老实实，恪守服从尊长，服从专制秩序，用以报答母亲的慈爱，只有作到了“孝”字当头，才能符合社会的习惯心理，才能被统治秩序所接纳，甚至奉为楷模。这也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所积淀“子”的形象。儿女们也被千百年来的习惯传统文化所熏陶，把自己的母亲与“神话“中的“慈母”相对照，一旦发现二者有巨大差距后，马上从理想的王国跌入深渊，于是把这种情感落差发泄在母亲身上，以种种神圣的名义心诛口伐。发生在仲卿身上的就是这种悲剧。
　　不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客观上作品在努力戳穿一个神话，戳穿一个以神圣、人道为名而行异化之实的文化秩序编织的骗人网罗，让它露出强加于人、奴役人身心的两面的残暴嘴脸。值得深思的是，在做社会批评时，人们往往不自觉地认可“母慈子孝”的神话，而将“反母慈子孝”当作由于外部邪恶力量（如“封建礼教”）迫使人采取的无奈（因而应被否定）的生存状态。而从心理批评入手，人们才恍然大悟，发现上当受骗。这恰恰证明了心理批评特别是结合了社会学视角的历史文化心理批评更高一筹。
　　这幕爱恨交织的悲剧正隐喻着一个事实：貌似亲切平和的异化文化利用无形罗网裹协、操纵人，让人们自相残害，自我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