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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蒋晓东死了,死在了日本,那个他梦想挣大钱的地方。他是被累死的。7月2日,蒋晓东成为首例被日方认定为“过劳死”的中国研修生,此时,距他去世已有两年之久。
一个青壮汉子是如何累死在异国他乡的?在遥远的日本,蒋家遗属又是如何抗争查明蒋晓东“过劳死”的?首例被认定的“过劳死”,是否能揭开国内20万赴日研修生群体“过劳”现象的冰山一角?
赴日研修
7月2日这天,身在青岛的蒋华(化名)接到远房亲戚从日本打来的电话,得知哥哥蒋晓东被日方认定为“过劳死”,这在日本“尚属首例”。远房亲戚说:“接下来就是谈赔偿和追究老板责任的事儿了。”
蒋华是蒋晓东唯一的妹妹,老家在江苏盐城一个临海的村庄里。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兄妹俩总在一起憧憬着长大了“能漂洋过海去挣大钱”。
机会在蒋晓东29岁的时候来临了。此时已婚的他有一个3岁的女儿。凭借学来的电焊技术,他在家乡周边几座城市打工,但因工资太低,开始关注海外打工信息。
蒋华至今仍不清楚蒋晓东是从哪儿获得的赴日研修的信息。2005年国庆节,在青岛找到工作的蒋华回老家时,得知哥哥要去日本,“他当时挺高兴的,说终于可以出国挣大钱了”。
随后,蒋晓东到南京培训了一个多月,并交了1万元的保证金。当年年底前,蒋晓东如愿以偿抵达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研修生活,从事金属加工工作。
记者在蒋晓东与靖江一家劳务公司签订的赴日研修合同中看到,蒋晓东在日研修实习期为3年。第一年基本津贴每月6万日元,技能实习期基本津贴每月7万日元,均含伙食费。第一年期满,必须参加由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组织的考试,考试费用为1.88万日元。如果第一次没通过,还有第二次考试机会,费用为2万日元。两次考试费用均由研修生个人负担。考试通过才能转为技能实习生,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否则即被遣返回国。
合同规定,研修与技能实习的时间,也就是劳动时间,为每个月200个小时,接收企业可依工作需要调休。研修期间,接收企业为研修生加入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外国人研修生综合保险A”,伤害死亡及伤害后遗症赔偿700万日元,伤害治疗费用300万日元。
记者注意到,合同最后一条写明:赴日研修人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无慢性病史,无牙病,无纹身。
蒋华回忆说,哥哥在去日本前身体强壮,“头疼脑热很少有”。他一到日本就给自己打电话,说在一家企业里边干老本行电焊,“这边啥都好,我身体也好,不用牵挂”。
蒋晓东之死
蒋华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哥哥给她打电话总是在每天晚上9点之后,白天从没打过。“有时夜里快10点了,还听到电话里机器的轰隆声。”蒋华说。
2008年5月29日晚上,蒋华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当时只是谈了些家里的事,另外蒋晓东说拼死拼活干两年,也没像想象中的那样挣了大钱,相反却累得要命,“不过到年底就该回去了,快熬到头儿了”。电话中,兄妹俩还憧憬着春节回家团聚的场景。蒋华没想到,这是她接到哥哥的最后一个电话,几天后她与哥哥即阴阳相隔。
一周后,蒋华得知了哥哥在日本死亡的消息。他以死为代价换来的,只是生前两次寄回的120万日元和130万日元。
蒋晓东的妻子冯莉莉(化名)其实早有预感,因为丈夫在给她打电话时多次声称“太累了,活不下去了”。冯莉莉也曾劝过丈夫,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回来,“咱不挣那钱了”。
蒋晓东每一次又像是自我安慰般地在电话那端喃喃自语:“快了,再有半年就能回国了,到时候正好过年,咱一家人又能在一起团圆了。”
但没能等到年底。记者从蒋家请的日籍律师那里获得的书面材料显示,2008年6月6日凌晨3点多,睡在蒋晓东旁边的工友蒋万福被一阵阵喘息声惊醒,蒋万福以为蒋晓东正在做噩梦,就赶紧喊了他几声,但蒋晓东的喘息声并未停止,蒋万福就顺手拨拉了蒋晓东几下,仍未奏效。蒋万福赶紧起床拉亮电灯,发现蒋晓东瞪着双眼,张着嘴,呼吸急促。
睡在蒋晓东上铺的工友王庆喜和另一个睡在楼上的工友孙百鸣也先后起床赶到跟前,可蒋晓东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呼气,很少吸气。
几名工友一边跑步去报告老板,一边打急救电话,但等老板和急救车先后赶到时,蒋晓东的身体已渐趋冰凉。王庆喜看了看表,记住了他停止呼吸的时间,离凌晨4点还差5分钟。
警方随后带走了蒋晓东的尸体和遗物。3名工友也暂时无法再回宿舍休息,坐在一起回忆蒋晓东前一天晚上的活动细节,却并未发现异常。
6月5日晚上10点多,蒋晓东独自回到宿舍,因几名工友已先他回来,没人知道他是否一直在加班。蒋晓东随后动手做饭吃,等洗漱完毕,他躺在床上看起了电视,这是他到日本后养成的习惯,工友们时常会听到他一边看电视一边叹息的声音。
急性心力衰竭
蒋晓东突然死亡的消息令家人悲痛之余心生疑问,“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蒋家人想起了一个远房亲戚马克,同是江苏人的马克在日本读研究生后,与一位日本姑娘结婚,留在了日本。于是蒋家人便拜托马克来处理蒋晓东的后事。
马克首先给蒋晓东打工的位于日本茨城县潮来市的金属加工公司老板打了个电话,询问蒋的后事处理情况,但老板态度恶劣地称:蒋晓东属疾病死亡,保险公司会安排赔偿,其他事情应该由派他来的中国劳务公司处理。
见老板这种态度,马克辗转找到了“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联合代表指宿昭一律师。律师介入后,蒋晓东的尸体得以迅速被冷冻保护。此前,因为家属不能迅速赶到日本,律师在前往调查时,竟然发现蒋晓东的尸体露天放在外面,已开始腐烂。律师迅速采取措施,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解剖。
解剖结果很快出来了,蒋晓东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律师随即向日本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署提出:蒋晓东的急性心力衰竭系超长非法劳动所致。
据律师介绍,在日本,研修生提出“劳灾”(日本对过劳死的称呼)申请尚属首次。
不过,随后律师向水户地方法院提出申请保全证据时,日方公司提供的工作时间卡显示,蒋晓东每月加班时间均未超过20个小时。
记者在这3份工作时间卡上看到,2008年1月、2月、3月,蒋晓东上班时间均在早上7点至8点之间,下班均在晚上7点至8点之间,中午有近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按此计算,每月加班时间的确没有超过20个小时。
事实果真如此吗?律师从蒋晓东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两份保存完好的2007年10月、11月的工作时间卡显示,蒋晓东每天上班时间确实在早上7点至8点之间,下班时间则都在晚上9点或10点,中间除3天有偶尔退出的记录外,其余均无退出记录。
律师按照这两个月的工作时间卡记录详细计算后发现,蒋晓东在2007年10月的总劳动时间为349.51小时,按照日本有关法律规定,每月工作时间应为168小时,蒋晓东一个月竟然整整加班180.51小时!
律师由此认为,公司所提供的工资时间卡有造假嫌疑。
过劳死!
2008年7月8日,蒋晓东的尸体被运回家乡。悲痛欲绝的父母无力再为儿子的死因讨说法。蒋华多次跑到靖江派遣哥哥外出的劳务公司交涉,但公司却称研修生在日本都入了保险,出事后都由保险公司负责,他们只负责协调。跑了几趟后,公司负责人索性躲了起来,手机再也无法打通。
与此同时,马克与律师没有停止在日本的交涉。今年7月2日,好消息终于传来,日本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蒋晓东的死是因为违法长时间劳动造成的“过劳死”,属于“劳动灾害”。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称,已经向法院提交建议起诉书,起诉该公司及其社长让员工超长时间工作并且不支付加班费。
“这一认定迟到了两年,并且这个日本首例‘过劳死’的认定也的确发人深思。”日本一家媒体在报道此事件时这样表述。
马克通过电子邮件给记者发来一份“日本律师致日本首相的函”。通过翻译朋友的帮助,记者了解到,该函是3位日本律师针对中国赴日研修生蒋晓东过劳死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废除“已经成为奴役他人劳动、侵害人权温床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3位日本律师分别是“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的小野寺信胜、指宿昭一、大坂恭子。其中,指宿昭一正是蒋晓东在日本的代理律师。
3位律师分别将意见书提交给了日本首相、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等官员。
律师在意见书中提出,蒋晓东每月只休息两天,去世前在给家人的电话中痛诉“我无法休假,很辛苦”;蒋晓东向中国的派出机构支付了1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护照则被接收机构保管,接收企业按照契约本应安排他参加金属按压加工技能的研修,但实际上只让他从事了镀金加工业务。这些事实说明,接收机构只是以研修为名,将蒋晓东视作一个工资低廉的劳动者,让他从事违法的长时间劳动,他无法违抗企业的安排,最后导致过劳死亡。
死亡率是日本人的两倍
据日本“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统计,2008年,赴日外国人研修实习生死亡高达34人,其中有16人是因脑心脏疾病而死亡的。死者均为二三十岁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一半人的死因是因为脑心脏疾病,如此高的比率不能不说是异常的。
“如果我们看到外国人研修实习生实际上是被作为低工资劳动者使用的,看到脑心脏疾患已经成为过劳死者中典型的疾患,看到16名因为患脑心脏疾病中终于有一人被认定为是过劳死,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蒋晓东事件不再是一起企业不小心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只是冰山的一角!”3名日本律师在致政界官员的意见书中指出。
“那么多研修生‘过劳死’,但迄今为止却只有蒋晓东一人被认定,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外国人研修实习生的死因往往被诊断为‘患脑心脏疾病死亡’,这好似与过劳死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是死者家属往往联系不上,我们无法调查他们的真正死因,可大部分接收机构都会趁机把事实真相隐瞒。”意见书称。
另外,根据日本“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的统计,日本共有超过20万名外国研修生、实习生,其中80%来自中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拿着远远少于日本人的工资,却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自1992年到2008年,共有212名外国研修生在日本死亡,其中,“过劳死”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死因。外国研修生的年龄一般在20岁到30岁之间,外国研修生的死亡率是同年龄段日本人的两倍!
马克同时还注意到,除了律师们措辞激烈的“意见”外,早在今年3月底4月初,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豪尔赫·布斯塔曼特对日本外籍劳工权益的批评就将研修生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在对日本的访问中点名批评了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称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廉价劳动力,使外国研修生“在其言论、活动、身心健康权利遭到侵害的条件下劳动”。为此,豪尔赫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这个制度。
7月初,蒋晓东的母亲去世,专程自青岛赶回江苏处理母亲后事的蒋华面对6岁侄女的追问往往无言以对,小姑娘经常会翻出爸爸的照片追着姑姑问:“我爸爸去日本挣大钱了,他啥时回来?”
一个青壮汉子是如何累死在异国他乡的?在遥远的日本,蒋家遗属又是如何抗争查明蒋晓东“过劳死”的?首例被认定的“过劳死”,是否能揭开国内20万赴日研修生群体“过劳”现象的冰山一角?
赴日研修
7月2日这天,身在青岛的蒋华(化名)接到远房亲戚从日本打来的电话,得知哥哥蒋晓东被日方认定为“过劳死”,这在日本“尚属首例”。远房亲戚说:“接下来就是谈赔偿和追究老板责任的事儿了。”
蒋华是蒋晓东唯一的妹妹,老家在江苏盐城一个临海的村庄里。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兄妹俩总在一起憧憬着长大了“能漂洋过海去挣大钱”。
机会在蒋晓东29岁的时候来临了。此时已婚的他有一个3岁的女儿。凭借学来的电焊技术,他在家乡周边几座城市打工,但因工资太低,开始关注海外打工信息。
蒋华至今仍不清楚蒋晓东是从哪儿获得的赴日研修的信息。2005年国庆节,在青岛找到工作的蒋华回老家时,得知哥哥要去日本,“他当时挺高兴的,说终于可以出国挣大钱了”。
随后,蒋晓东到南京培训了一个多月,并交了1万元的保证金。当年年底前,蒋晓东如愿以偿抵达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研修生活,从事金属加工工作。
记者在蒋晓东与靖江一家劳务公司签订的赴日研修合同中看到,蒋晓东在日研修实习期为3年。第一年基本津贴每月6万日元,技能实习期基本津贴每月7万日元,均含伙食费。第一年期满,必须参加由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组织的考试,考试费用为1.88万日元。如果第一次没通过,还有第二次考试机会,费用为2万日元。两次考试费用均由研修生个人负担。考试通过才能转为技能实习生,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否则即被遣返回国。
合同规定,研修与技能实习的时间,也就是劳动时间,为每个月200个小时,接收企业可依工作需要调休。研修期间,接收企业为研修生加入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外国人研修生综合保险A”,伤害死亡及伤害后遗症赔偿700万日元,伤害治疗费用300万日元。
记者注意到,合同最后一条写明:赴日研修人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无慢性病史,无牙病,无纹身。
蒋华回忆说,哥哥在去日本前身体强壮,“头疼脑热很少有”。他一到日本就给自己打电话,说在一家企业里边干老本行电焊,“这边啥都好,我身体也好,不用牵挂”。
蒋晓东之死
蒋华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哥哥给她打电话总是在每天晚上9点之后,白天从没打过。“有时夜里快10点了,还听到电话里机器的轰隆声。”蒋华说。
2008年5月29日晚上,蒋华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当时只是谈了些家里的事,另外蒋晓东说拼死拼活干两年,也没像想象中的那样挣了大钱,相反却累得要命,“不过到年底就该回去了,快熬到头儿了”。电话中,兄妹俩还憧憬着春节回家团聚的场景。蒋华没想到,这是她接到哥哥的最后一个电话,几天后她与哥哥即阴阳相隔。
一周后,蒋华得知了哥哥在日本死亡的消息。他以死为代价换来的,只是生前两次寄回的120万日元和130万日元。
蒋晓东的妻子冯莉莉(化名)其实早有预感,因为丈夫在给她打电话时多次声称“太累了,活不下去了”。冯莉莉也曾劝过丈夫,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回来,“咱不挣那钱了”。
蒋晓东每一次又像是自我安慰般地在电话那端喃喃自语:“快了,再有半年就能回国了,到时候正好过年,咱一家人又能在一起团圆了。”
但没能等到年底。记者从蒋家请的日籍律师那里获得的书面材料显示,2008年6月6日凌晨3点多,睡在蒋晓东旁边的工友蒋万福被一阵阵喘息声惊醒,蒋万福以为蒋晓东正在做噩梦,就赶紧喊了他几声,但蒋晓东的喘息声并未停止,蒋万福就顺手拨拉了蒋晓东几下,仍未奏效。蒋万福赶紧起床拉亮电灯,发现蒋晓东瞪着双眼,张着嘴,呼吸急促。
睡在蒋晓东上铺的工友王庆喜和另一个睡在楼上的工友孙百鸣也先后起床赶到跟前,可蒋晓东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外呼气,很少吸气。
几名工友一边跑步去报告老板,一边打急救电话,但等老板和急救车先后赶到时,蒋晓东的身体已渐趋冰凉。王庆喜看了看表,记住了他停止呼吸的时间,离凌晨4点还差5分钟。
警方随后带走了蒋晓东的尸体和遗物。3名工友也暂时无法再回宿舍休息,坐在一起回忆蒋晓东前一天晚上的活动细节,却并未发现异常。
6月5日晚上10点多,蒋晓东独自回到宿舍,因几名工友已先他回来,没人知道他是否一直在加班。蒋晓东随后动手做饭吃,等洗漱完毕,他躺在床上看起了电视,这是他到日本后养成的习惯,工友们时常会听到他一边看电视一边叹息的声音。
急性心力衰竭
蒋晓东突然死亡的消息令家人悲痛之余心生疑问,“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蒋家人想起了一个远房亲戚马克,同是江苏人的马克在日本读研究生后,与一位日本姑娘结婚,留在了日本。于是蒋家人便拜托马克来处理蒋晓东的后事。
马克首先给蒋晓东打工的位于日本茨城县潮来市的金属加工公司老板打了个电话,询问蒋的后事处理情况,但老板态度恶劣地称:蒋晓东属疾病死亡,保险公司会安排赔偿,其他事情应该由派他来的中国劳务公司处理。
见老板这种态度,马克辗转找到了“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联合代表指宿昭一律师。律师介入后,蒋晓东的尸体得以迅速被冷冻保护。此前,因为家属不能迅速赶到日本,律师在前往调查时,竟然发现蒋晓东的尸体露天放在外面,已开始腐烂。律师迅速采取措施,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解剖。
解剖结果很快出来了,蒋晓东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律师随即向日本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署提出:蒋晓东的急性心力衰竭系超长非法劳动所致。
据律师介绍,在日本,研修生提出“劳灾”(日本对过劳死的称呼)申请尚属首次。
不过,随后律师向水户地方法院提出申请保全证据时,日方公司提供的工作时间卡显示,蒋晓东每月加班时间均未超过20个小时。
记者在这3份工作时间卡上看到,2008年1月、2月、3月,蒋晓东上班时间均在早上7点至8点之间,下班均在晚上7点至8点之间,中午有近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按此计算,每月加班时间的确没有超过20个小时。
事实果真如此吗?律师从蒋晓东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两份保存完好的2007年10月、11月的工作时间卡显示,蒋晓东每天上班时间确实在早上7点至8点之间,下班时间则都在晚上9点或10点,中间除3天有偶尔退出的记录外,其余均无退出记录。
律师按照这两个月的工作时间卡记录详细计算后发现,蒋晓东在2007年10月的总劳动时间为349.51小时,按照日本有关法律规定,每月工作时间应为168小时,蒋晓东一个月竟然整整加班180.51小时!
律师由此认为,公司所提供的工资时间卡有造假嫌疑。
过劳死!
2008年7月8日,蒋晓东的尸体被运回家乡。悲痛欲绝的父母无力再为儿子的死因讨说法。蒋华多次跑到靖江派遣哥哥外出的劳务公司交涉,但公司却称研修生在日本都入了保险,出事后都由保险公司负责,他们只负责协调。跑了几趟后,公司负责人索性躲了起来,手机再也无法打通。
与此同时,马克与律师没有停止在日本的交涉。今年7月2日,好消息终于传来,日本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蒋晓东的死是因为违法长时间劳动造成的“过劳死”,属于“劳动灾害”。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称,已经向法院提交建议起诉书,起诉该公司及其社长让员工超长时间工作并且不支付加班费。
“这一认定迟到了两年,并且这个日本首例‘过劳死’的认定也的确发人深思。”日本一家媒体在报道此事件时这样表述。
马克通过电子邮件给记者发来一份“日本律师致日本首相的函”。通过翻译朋友的帮助,记者了解到,该函是3位日本律师针对中国赴日研修生蒋晓东过劳死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废除“已经成为奴役他人劳动、侵害人权温床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3位日本律师分别是“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的小野寺信胜、指宿昭一、大坂恭子。其中,指宿昭一正是蒋晓东在日本的代理律师。
3位律师分别将意见书提交给了日本首相、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等官员。
律师在意见书中提出,蒋晓东每月只休息两天,去世前在给家人的电话中痛诉“我无法休假,很辛苦”;蒋晓东向中国的派出机构支付了1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护照则被接收机构保管,接收企业按照契约本应安排他参加金属按压加工技能的研修,但实际上只让他从事了镀金加工业务。这些事实说明,接收机构只是以研修为名,将蒋晓东视作一个工资低廉的劳动者,让他从事违法的长时间劳动,他无法违抗企业的安排,最后导致过劳死亡。
死亡率是日本人的两倍
据日本“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统计,2008年,赴日外国人研修实习生死亡高达34人,其中有16人是因脑心脏疾病而死亡的。死者均为二三十岁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一半人的死因是因为脑心脏疾病,如此高的比率不能不说是异常的。
“如果我们看到外国人研修实习生实际上是被作为低工资劳动者使用的,看到脑心脏疾患已经成为过劳死者中典型的疾患,看到16名因为患脑心脏疾病中终于有一人被认定为是过劳死,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蒋晓东事件不再是一起企业不小心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只是冰山的一角!”3名日本律师在致政界官员的意见书中指出。
“那么多研修生‘过劳死’,但迄今为止却只有蒋晓东一人被认定,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外国人研修实习生的死因往往被诊断为‘患脑心脏疾病死亡’,这好似与过劳死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是死者家属往往联系不上,我们无法调查他们的真正死因,可大部分接收机构都会趁机把事实真相隐瞒。”意见书称。
另外,根据日本“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的统计,日本共有超过20万名外国研修生、实习生,其中80%来自中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拿着远远少于日本人的工资,却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自1992年到2008年,共有212名外国研修生在日本死亡,其中,“过劳死”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死因。外国研修生的年龄一般在20岁到30岁之间,外国研修生的死亡率是同年龄段日本人的两倍!
马克同时还注意到,除了律师们措辞激烈的“意见”外,早在今年3月底4月初,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豪尔赫·布斯塔曼特对日本外籍劳工权益的批评就将研修生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在对日本的访问中点名批评了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称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廉价劳动力,使外国研修生“在其言论、活动、身心健康权利遭到侵害的条件下劳动”。为此,豪尔赫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这个制度。
7月初,蒋晓东的母亲去世,专程自青岛赶回江苏处理母亲后事的蒋华面对6岁侄女的追问往往无言以对,小姑娘经常会翻出爸爸的照片追着姑姑问:“我爸爸去日本挣大钱了,他啥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