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张学良幕府求贤

　　我的外公李肖聃（1881—1953），原名犹龙，字肖聃，号西堂，笔名星庐、桐园等，长沙望城县白箬铺人。外公从小聪颖勤勉，14岁能写诗、写日记，17岁被录为附学生员（秀才），18岁到长沙就读，后来进入时务学堂，曾拜谒并受业于著名学者皮锡瑞。因皮锡瑞与康有为、梁启超相通，与谭嗣同更为至交，故外公在思想、学业诸多方面受其影响较大。23岁时考取官费留学，于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学习警官、物理、化学、日文、英文、政治、经济等学科，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求学期间，在长沙、东京、大阪、北京等地，结识了柳大谧、杨度、杨昌济、杨树达、梁启超、曹典球等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学者、名流。与他们的相知相交，成为外公一生中精神世界和学问领域中十分重要而精彩的组成部分。

　　1950年4月，已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给李淑一的信中，还关怀备至地嘱咐：“肖聃、午亭（即柳大谧，柳直荀的父亲）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长沙，毛泽东也必定吩咐他们去看望外公。
　　1959年，毛泽东在长沙蓉园接见李淑一时，还对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说：“你认识她吗？她叫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肖聃先生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这份师生情谊始终没有忘记。
　　1920年，杨昌济在北京逝世，杨开慧随其母亲扶柩回长，经外公介绍，杨开慧到福湘女子中学报到就读。当时，杨开慧剪着短发，学校当局说她是“过激党”，不愿收录。外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什么激进不激进？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朋友死了我得照料，出事由我负责！”义正辞严的气势使校方无言以对。迫于外公的声望，学校当局只好收下杨开慧。从此，杨开慧与李淑一同窗共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外公心急如焚，邀同杨昌济生前好友曹典球、柳大谧等人竭力营救，甚至亲自写信给何键想做最后的努力。但因杨开慧坚贞不屈，宁折不弯，营救未能奏效，杨开慧壮烈牺牲。为此，外公悲愤不已。
　　李淑一，又名伯仪、守一。一生执教，也是一位极受学生欢迎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在外公的子女中排行老大，与外公相处的时间最多。1929年，李淑一因与丈夫柳直荀的秘密通信被国民党当局查获，被捕入狱。外公不顾凶险，多方奔走营救，才使李淑一得以获释。在大家庭中，她是外公的左右臂：母亲辞世，她陪伴侍奉老父，体贴孝顺；叔父英年早逝，八个叔伯弟妹也都要依靠父亲负担，她要为父分忧；丈夫为国舍家，她肩负起“ 扶孤成立”的重任，襄父教子，无怨无悔。外公十分赞赏女儿忠贞、执著、勇于担当的高贵品德。1951年外公在病中赠诗予女儿：“谁如仙子舞灵葩，门有阿仪蕴圣华。崭角佳儿通电掣，知音娇女在天涯。自夫亡命归依母，哀父衰年又顾家。弟侄百端都累汝，他年应作画图夸。”其言亲切感人，其情至爱至深！

　　师生、世交、父女、翁婿，与《蝶恋花》词中人物这种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肝胆相照的交往和血浓于水的情谊，构筑了外公独特而又精彩的人生。

以德树人，教育兴邦

　　留学归来之后，外公无意仕途，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怀着教育兴邦的理想，不遗余力地为之倾注心血，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1935年冬，长沙一中学生响应北京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恢复被校方强行解散的学生会组织，斗争取得了胜利。时任一中国文教员的外公，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赏。在庆祝大会上，他热情洋溢，慷慨命笔，为大会撰写了一副用四句成语组合而成的“一中”嵌字联：“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中流砥柱，其命维新”。这副嵌字联，既抒发了外公自己的爱国热忱和平生志向，又表达了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对学子们寄予的殷殷厚望——时刻牢记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做中流砥柱、国之栋梁。这副嵌字联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至今在海内外一中校友中仍广泛流传。
　　外公还是一位著述丰硕的学者，他一生潜心治学，可谓著作等身。在他众多的著译作品中，《湘学略》和《星庐笔记》可视为他的代表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最集中地反映了其学术水平和治学风格。
　　《湘学略》原是外公在1924年应长沙《大公报》之约，怀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乡恋情结，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将以致维桑之深敬，阐南学之灵光”为旨趣，所撰写的湘贤著作序跋和评论、综述的文章。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湖南大学（当时迁辰溪）教书时，曾以此为讲义，向湖大学生讲述湘学源流。后采纳友人谭介甫教授（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意见，加以扩充，撰写并辑录成《湘学略》一书，历时22载，于1946年付印，1985年12月由岳麓书社重新校点、出版。《湘学略》所论及的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但其中的大多数已然超出一乡一省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借助《湘学略》了解和研究湘贤的思想与事业，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外公的另一传世之作《星庐笔记》，是他于1932年51岁时“窜居山洞，追忆旧闻，共得百章，录成一卷”，历6年之功而成书的。该书辑录近百年来湖南的政界变迁、名人轶事、前代掌故、学术源流等。上涉邦国大政，下及街坊民事，对政界名流，如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度、袁世凯、黎元洪等，均有记述，或载其行状，或录其言论。既可裨正史之缺失，又可添士人之趣谈；对学林贤士，如王闿运、王先谦、章太炎、杨昌济、高步瀛等，也皆有叙说。赞其学识才华，论其文章著作，都极为独到。对所记叙之人物，均能秉笔直书，不党同伐异，不向壁虚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星庐笔记》中有关梁启超的内容是全书架构中的重要部分。其介绍和评论有十几处，记录亦十分详尽。关于梁启超的生平事迹，从梁之身世、公车上书、主编《时务报》、亡命东瀛，到拥袁讨袁、不复从政、潜心学术，都有详细的描述。特别对梁所写的文章，有较中肯的评论，不啻为此命世雄杰立一小传。对梁启超的评骘也一秉至公：“要之五十年来，中国书生以文学议论主张国事，移易人心，启发天地之新机，光大中华之国命，盖未有能及梁者。”
　　1986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誉《星庐笔记》为“近代湘中人物的月旦评”，称：“本书在记述和品评人物时，取尊重事实而褒贬自见的态度”，“对学术名家的评价，作者有独立的见地。”
　　更为可贵的是，《星庐笔记》还记叙了众多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生前行事大都被湮没的湘籍文人学士。外公对他们的评介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史资料，为后人编纂方志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仅如此，《星庐笔记》行文优雅洁净，记事记人真实生动，时而妙语连珠，时而趣事迭出，如左宗棠居功自夸，杨度恃才自负，王湘绮（王闿运）借送妹为赴任解嘲，佛门弟子寄禅转作诗坛高手，留下“不堪满眼红尘态，悔逐桃花出洞门”等名句，等等。
　　书中还记叙了一则外公亲身参与却又不为外人所知的诗坛逸事：梁启超在为《饮冰室全集》编诗话时，“龚冠谭戴”，误以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诗为谭嗣同所作。外公寄书加以纠正，梁启超也因此作诗解嘲：“宣尼低颜弥勒笑，一场公案太空疏。版权所有分明甚，事出南华非僻书。”像这样的口述历史，名人轶事，实属“独家新闻”，吉光片羽，极为珍贵。此外，该书还收录了许多文、联、诗、词，可谓灿若美玉玑珠，熠熠生辉。而作为词章家的外公，自己也有不少佳句辑录其中。如挽谭延闿联：“湖海一身轻，别后重建，握手凄然嗟我老；文章千古事，众中相许，抚心犹恐负公知。”送黄宇逵诗句：“平生跌宕清狂意，都在高歌对酒时。白发卖文难自活，青山埋骨尚含悲。”这些诗、联对仗工整，意味绵长，足见其文字的功底了得。
　　生长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湖南，根植于这片风雷激荡、群杰雄起、文化底蕴深厚、精神营养丰富的三湘热土，又接受了时务学堂维新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使外公一生始终满怀自强不息，以维新为己任的志向和抱负，并努力践行之，成为一位高风亮节、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爱国学者，一位以德树人、传道授业、培才甚众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