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八月末，广州市的一个炎热郁闷的下午，我随《广州文艺》的创办人欧阳山悄悄钻进一艘开往上海的货轮里。我们伏在舱下，经过两小时的神经紧张的等待（货轮开出前的例行检查）之后，我们便和生猪、咸果等货物一起，经过三天多的航程，到达了上海。当时乘这样的货轮，不仅票价（其实没有票）便宜，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安全。因为我们办的《广州文艺》被列为“危险”刊物查封了。欧阳山已被陈济棠政府列上要缉捕的黑名单。我和我校的教员何干之也上了黑名单。因此，欧阳山和我便被迫秘密离开广州，逃亡上海。
　　船出海了，我们可以走上甲板，自由地呼吸。大自然对逃亡者一视同仁，慷慨地给予我们瑰丽雄伟的景色，使我这个视野狭小的姑娘，眼界顿然开阔，贪婪地送迎着日落和日出。这时我的心情，与其说惊魂甫定，不如说充满新奇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又是革命，又是恋爱;又要冒险，却奔向更大的光明。回首遥望隐没在地平线下的故土，另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我哪里会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严格的纪律教育
　　到了上海，由欧阳山的朋友韩起的介绍，我们申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经过审查，便被批准了。我到上海之后，困难很大。第一，语言不通。我这个广东人只会讲两句蹩脚的普通话，上海话一句也听不懂。第二，不认得路。我很长时间因之不能一个人活动。但革命工作不能等待啊，我只好苦练普通话和上海话。
　　加入“左联”后，给我编组过组织生活了。我的第一个组长是周钢鸣。第二个组长是周文（何穀天）。分组是根据组员居住地区分的。由于经常要搬迁，所以小组也经常改变。我曾和潘皮凡、叶紫、艾芜、何家槐等同志先后同过小组。每次小组会，由组长讲讲革命形势，特别是苏区的和后来红军北上抗日在长征途中的消息。有时念念油印的内部刊物。当时，纪律是很严格的，各小组只有单线领导，没有横的联系。就是说，只有组长知道组员的地址，组员不知道组长的住处，也不知道同组人的住处;除非有时要用他的住处开会。我的住处，窗外常挂个布条，那个布条，是表示安全的标志。组长来时看见布条，便上楼来敲亭子间的门（上海的亭子间租金便宜，我们多半住亭子间），如果没有这布条，他就不敢上来了。那时候，我们每人都有一套准备好了的口供;万一被捕时，绝不允许牵连别人，也绝不允许暴露组织和自己的身份。
　　我们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欧阳山的工作情况，我也不问。有一个时期，他参加“文总”（“文总”是领导各联的）的工作，遇到夏衍或许涤新等同志来找他时，我就躲出去。
　　那时，我们是经常搬家的，几乎三两个月就搬一回家，避免住长了暴露目标。因为蒋介石用极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革命，“左联”这个革命组织，不能不用严密的纪律来教育自己的成员。
　　我在广州时，原是个学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于向往革命，我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生活方式随即变成半公开的了。即一面办报和参加何干之的秘密读书会，还一面读书。自从到了上海，参加“左联”之后，我既不是学生，也没有公开的职业;工作已完全转入地下，过着严格的纪律生活了。这样的改变，使我得到很大的锻炼。革命警惕性提高了，能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后来在敌人的秘密法庭里，我能够坚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暴露自己的组织和同志，是和当时的严格的纪律教育分不开的。当然也和狱中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在狱中，“左联”的蔡楚云和一些党的工作者罗晓红、王英等和我同住在一间牢房里，她们及时地给我一些指点和鼓舞（当时我不知道她们是谁，她们都知道我是谁），使我在这支革命队伍里着实感到党的温暖、革命的团结力量无处不在。她们悄悄地教会我唱《国际歌》《红旗歌》《囚徒歌》等革命战歌。
　　“左聯”对青年作家的关怀和培养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以写作做为主要战斗方式之一的。鲁迅的杂文，就是投向国民党政府的匕首;以鲁迅为首的和“第三种人”的战斗——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与资产阶级文人的一场大论战，都是通过报刊进行的。痛斥托派，鲁迅也是通过刊物作阵地的。“左联”办过许多刊物。但是这些刊物寿命都不太长，因受国民党的压迫，出几期就办不下去了。便又得想办法找关系，换个书店，换个刊物的名称再出。我刚到上海时，“左联”还出版《文艺》月刊，主编是何穀天同志。他来找我写稿，鼓励我参加战斗。我写了一篇叫《倾跌》的短篇小说，在《文艺》上发表了。以后，我为进步刊物陆续不断地写作品。茅盾同志曾把我的小说介绍到当时最大的文学月刊《文学》上去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我也发表过不少小小说。
　　“左联”的老前辈、老战士常常热心地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介绍稿件，对年轻作家爱护备至。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我的经济来源靠稿费，生活很困苦，有时穷得断了顿;这时沙汀、杨骚等同志便伸出援助的手，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里接济我。在我被捕坐牢期间，鲁迅、茅盾、张天翼等同志都捐款接济。我出狱后，身体不好，鲁迅先生介绍他熟悉的医生给我看病，还为我病历上的外文医学名词查字典，使我极受感动。
　　有一次，有一个刊物叫《六艺》的，发表了一篇颇为无聊的小说，作者竟冒用了我的名字。我得悉后，十分气愤，写了一篇二百多字的声明骂它一顿。我希望这篇声明能在大报上发表;但是，如果没有关系，就只能当广告类文字刊登，要付不少广告费，我哪里出得起这笔钱？为这件事，我去信请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这种冒名现象也深恶痛绝。凭他多年的经验和高超的战斗艺术，他认为这种刊物本来没有多少人看，如果在大报上大骂特骂它，反倒给它做了义务宣传。于是他亲自给我草拟了一份简短有力的声明，叫我在下一篇小说发表时，将此声明附在那篇文章的题目之下，便能达到既作了声明，又不替它作义务宣传的效果。于是我把鲁迅先生草拟的声明，附在一九三六年《作家》上我写的《阅历》这篇短篇的题目下面发表了，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我由此更深地领会到鲁迅先生对进步文艺青年的热忱爱护、言传身教和谆谆引导的博大精神。
　　团结的力量
　　“左联”的工作虽然转入地下，但它决不是孤立的。它团结国内文艺界的进步力量，除上海外，北平和有些省市也有“左联”的分盟。“左联”这个组织常常利用公开的场合进行盟员与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人士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最普通的形式，是利用春、秋二季，某些大杂志或报刊请撰稿人吃饭的机会。在这种场合，不仅可以看见“五四”时代文艺的先驱者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还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主编等。“左联”的党团书记周扬同志，我也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那个年代，读者欢迎进步的作品，报刊要依靠进步作家的支持。所以报刊邀请去吃饭的人，多是左翼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很少有右翼作家，更没有国民党的御用作家。赴宴的人都愉快活跃，每桌自由组合，交流经验。这是进步文艺队伍的一种团聚的好机会。我对这种聚会很感兴趣，因为常年处在地下活动，每年能够有一两次这样的聚会，可以开阔眼界，获益不浅。
　　对于国际的进步作家，“左联”也利用一切机会与他们联系。就我所知，鲁迅先生就接待过许多国际知名人士，翻譯与出版了许多苏联和日本的进步书画。另外，住在外国的作家萧三、曹靖华同志，也常做这种联系工作。还有就是外国进步作家来中国时，“左联”也利用合法场合与他进行联系。例如：一九三三年十月，以英国的马莱爵士、法共的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到上海时，“左联”就举行过一次欢迎会。这次盛会，我到上海后适逢其会。
　　那一天，我们被通知去参加这个欢迎会。当年只有二十岁的我，又高兴又兴奋。对于一个在乡下生长、在城里念书时参加了革命活动的我来说，这样的盛会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以致终生难忘。我不仅看见了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仰慕的“左联”创始人之一的鲁迅先生，和许多杰出的人士。
　　这个会是公开的，实际上是我党组织的，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公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直接同那个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唱对台戏。
　　组织上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战士参加这个会，恐怕是叫我呼吸呼吸战斗的气氛，感染感染国内外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的鼓舞人心的形势，和领会一下在革命转入地下时进行灵活的合法斗争的必要性。虽然我当时还不能透彻地领会这一切，但我已深受教育了。
　　“小说研究会”和《现实文学》
　　在“左联”内部，还有三个研究会。一个叫“理论研究会”，一个叫“小说研究会”，一个叫“诗歌研究会”。我只参加过 “小说研究会”。“小说研究会”是研究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我们曾办过一个刊物叫《作品》。参加“小说研究会”的，先后有沙汀、艾芜、杨骚、欧阳山、叶紫、杨潮等同志。
　　我还参加过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帮助看些稿件。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便是在《现实文学》上发表的。那是一场严肃的战斗。大家对托洛斯基派的挑衅都感到很大的义愤，希望这封信能在大报刊上发表，给托派以更大的打击。但是许多报刊不敢登。《现实文学》承担了发表鲁迅痛斥托派的檄文这个光荣任务，当然，这个任务完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就来了。这个刊物的寿命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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