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毕玉增，1927年7月出生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的毕家官庄村，今年90岁。我1951年2月参军，新兵训练结束后入朝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4师106团1营1连2排1班战士。
　　1952年初冬，我们团奉命开到朝鲜的五圣山（上甘岭）下。此时，上甘岭的顶部和底部，都被美军控制着，只有中部阵地仍在我15军手里，但15军已经伤亡惨重，战斗力非常弱小了。我们团赶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迂回开进我军中部阵地增援，坚决守住中部阵地，为夺回失去的顶部阵地创造条件。
　　坚决把美军埋葬山下
　　1952年10月中旬，“联合国军”即美军，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向志愿军战线中部的上甘岭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即所谓的“金化攻势”。美军的岭底战区，暗堡密布，地雷遍地，我军要从底部穿越到中部万分艰难。
　　为了减少伤亡，团部把全团战士，全部分成两人一组，采用了昼伏夜行，并间断前进的新战术，“大撒网式”向岭中部迂回……既是这样，我们团的伤亡仍然很大。有时踩上了地雷，有时被美军照明弹发现，随即遭到机枪扫射。一天夜里，我与同班战友小刘一起向前摸去，因天黑、路生而摸到了美军一个暗堡的边上，从里边传出了“哇啦哇啦”的叫声，我俩一听不对劲，立即向暗堡扔了两枚手榴弹，撒腿就往回跑。敌人的机枪向我们扫来，子弹从我耳边飞过，可小刘后胸中弹躺在地上，献出了年仅21岁的宝贵生命……经过三个晚上的连续作战，第四天黎明前，我们团终于冲到了山中部的9号阵地。我们这个连是加强连，共计180多人，可到达阵地时，只剩下了40人。电影《上甘岭》里喊的“一连、十连集合”，这个“一连”就是我们连。
　　我们团的指战员全是轻装上阵，被子、大衣等全部放在了原驻地，连枪支也不带（因空气中石粉太多，枪栓、枪膛沾上石粉，枪栓拉不开，故而不带）。我们每人只带两枚苏制“莫洛托夫”大手榴弹，和8枚中制手榴弹及一个2米长的爆破筒。幸好，我们住的雕堡山洞里，兄弟部队留下了足够的枪支、弹药。当我们进入山洞不久，敌人就向我们阵地发起了猛攻。天上飞机炸，地上炮火轰。美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快速向我们阵地冲来，他们冲的快，我们的还击猛。美军攻上来，我们就扔出手榴弹，美军一片一片地倒下去，尸体滚到山下。最激烈时，我们连一天打退敌人36次进攻，我们指战员的鲜血与敌人的血混在一起，从五圣山的中部一直流到底部。太阳升起，光辉到山坡时，反射出一大片、一大片红光，就像挂上了一大块红天布，把整个上甘岭都染红了。
　　我们进山洞的第二天，战斗特别激烈。美军像潮水一般，向我们阵地涌来。即使我们的火力再猛，他们还是冲到了山洞近处，战士小李把6个手榴弹绑在一起抱在胸前，拉开导火索，几个箭步冲进敌群，“轰”的一声巨响，他与几十个美军一起飞上天。副班长小齐，左小腿被敌人子弹打穿，鲜血直流，但他仍然用机枪扫射，把快要冲进洞口的十几个美军全部消灭；与此同时，他的头部也被敌人的炮弹炸去半边……见此情景，我怒火冲天，我什么也不怕了，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是，我快速爬到小齐跟前，把他的尸体向旁边一推，又让机枪响了起来。第三次快要冲进洞口的敌人，全部倒在了我的机枪口下……
　　吃雪、喝尿也心甘
　　进山洞后的第三个早上，我已是四天未进食、水了，喉咙像冒烟，嘴唇干裂的疼，全身一点劲都没有，连步枪也拿不动了。这怎么战斗？怎么保住阵地？突然，一束强光射进洞内。我抬头一看，明白了。原来是离洞口十几米远的一块巨石后堆着一大堆白雪，被初升的太阳一照，发出了光芒。我立即喜上眉梢，用手一指雪堆，对战士小秦说：“那就是水呀！”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趁着枪声未起，他连滚带爬，来到雪堆边用牺牲战友的一件褂子，抱了一大包雪，又迅速回洞中。我马上扑过去，抓起一把雪，又从小布袋子里抓出一把炒面，压在雪上面，然后用双手捂住雪团。等雪团稍一熔化，我就将雪水和炒面一起塞进嘴里……这时心里那美劲啊，简直接无法说了。但当第三名战士再去取雪时，却被炸弹炸死了。
　　虽然体内缺水，但等到下午四时许，我却有了尿意。我预料今后取雪水无望了，就从墙角下拣起一个空小琉璃瓶，把那点滴尿液尿了进去，存了起来，果然，等到第二天早晨时，我想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吃皮带的事迹后，什么苦难也不怕了，我拿起小瓶一口气喝了下去。尿液苦涩，但喝着甘甜，真觉得比糖水还甜……
　　党的儿子不能死
　　第七天黎明后，我拖着虚弱的身子，把洞中仅有的60多枚手榴弹和几百发子弹整理了一下，准备与美军作最后的拼杀。可当我把机枪挪到洞口时，突然一声巨响，敌机炸弹扔在洞口旁，浓烟和土石巨浪把我抛向天空，我不醒人事了。当我醒来时，已被二连战友救到了他们的大洞中，三班长刘金鹏告诉我，我已昏迷了四天四夜，他们都认为我已经不行了，说：“你被炸断了二根肋骨，腹部两个大窟窿，腿部、背部四处受伤。”山洞里无止痛药，连红药水、纱布也没有了，连卫生员只能用绷带，将我流血的地方用力绑了绑。“你能活过来，真是命大。”我用眼扫了四周一眼：这个山洞确实比我原来那个山洞大得多。洞口内有约十五、六平方米，中间还有一个斜口深井。他们告诉我，这个斜口井深20米左右，井底四周还有洞穴，临时不能转移的伤员暂停在里边，等待来人救援。接着五、六个战士小心翼翼的把我抬到了井底部的深洞穴中。
　　一批批伤员共十多人，被三连战友转移走了。他们虽然看、问了我五、六次，但都说伤势太重，无法背我下山。我看到，有一位断了右腿的战士，在饥渴难挨的情况下，爬到洞角小水坑旁，趴下喝了几口脏水，大约二、三个小时后，断了气……我进大洞的第七天，全身伤口痛的厉害，渴的难受。于是，我也向那个小小水坑爬去，当我爬到水边时，战友、三班长孙明华拉了我一下，说：“你待咋？你不能死啊。”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这个身躯不是我自己的；我是党的儿子，要活下来，继续为党战斗下去……”于是，我又爬了回去，继续与伤口、与饥渴作斗争。 　　我在这个大山洞的第九天傍晚，战友孙明华蹲在我身旁轻轻说：“我想出了一个背对背的办法，可以背您下山。但过敌人封锁线时，即是你再疼，也不要出声。你一痛叫，咱俩就都没命了。”我用力挺了挺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保证，疼死也不叫一声！”于是，我、他做了一些准备后，他把一条湿毛巾，狠狠地塞进我嘴里，并让其他三人帮忙，他先弯下腰，别人用绳子，把我绑在他背上。随后，他背着我摸着黑，慢慢走出山洞……走到山底部，当敌人一打按照灯时，他立即就地卧倒，并小声说：“不要叫痛！”他一卧倒，跌的我就像全身骨头都折了，万箭穿心似的痛。但我咬紧牙关，一点叫疼声也不出。大约凌晨三、四点钟，我俩终于来到了山下。在这里等候的战友，见俩血人来到跟前（我伤口的血染红了孙明华全身）迅速把我转移到了团部野战医院……经过两个月，三次手术后，又经过多次转移，于1953年初，组织让我回到黑龙江志愿军总医院医治，先后又作了18次手术，终于取出了胸前和背后的弹皮，保住了我的生命。但是，我已成了残废人，不能上战场战斗了。党组织为了培养我，于1953年春末，又把我送进了山东省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转业到昌乐工作。
　　我在志愿军总医院医疗期间，团首长多次派人看望，团政治部副主任、科长、干事告诉我：有“大决战”意义的、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上甘岭战役，我们志愿军取得了最后的全面胜利。我所在连队的180名干部战士，只有两人活着（我和一位副排长）。
　　通过他们的介绍，结合我的亲身战斗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志愿军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战胜唯心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胜利。我们志愿军指战员是凭着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夺胜利的。
　　上甘岭战场上，美军投入的兵力比我们多得多，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得多，我们志愿军指战员，凭的就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战斗中不怕死，能拼杀；生活上能吃苦、能受罪；受伤后能坚持。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6周年之际，我又联想到，当前，世界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老党员和老战士，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的同时，我一定要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产生正能量，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