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专制，当今中国社会的一般知识人往往会联想到民主。诚如邵建所言，在中国社会，“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因此，中国学界、政界谈到专制一般都会与民主联系起来，“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已然成为中国学界、政界的常识。但邵建受梁启超启发，认为真正与“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与“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作为国体概念的民主除了与君主对立外，与政体范畴中的专制和立宪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的对立，因此它同时具有立宪和专制的两种可能。我认为，正是因此，“民主专制”之政治概念或政治现实的出现或存在才不会特别令我们惊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邵建的分析。并且，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专制与法制才相对立的结论。但本文不拟讨论君主与民主和专制与法制的对立或辩证的关系，而是想以另一种思路对专制与叛逆之间的对立和辩证关系做点探讨。
　　专制与叛逆之间的关系也时常被一些人谈及。讨论者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专制导致了叛逆。如认为专制的家长促成了子女的叛逆，专制的国家制度引发了某些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的叛逆。这一类的讨论，对于认识专制与叛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要使专制与叛逆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叛逆和专制的概念内涵。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很难达成共识。例如，在中国古代小说家的笔下，同是灵石所化的孙悟空(吴承恩《西游记》)和贾宝玉(曹雪芹《红楼梦》)，到底谁是叛逆者?或是两者都是叛逆者?人们的看法很可能千差万别。假如认为孙悟空和贾宝玉都是叛逆者，则叛逆概念的内涵可以说是范围宽广。贾宝玉一类的人物尽管内心不接受官场和父辈的社会观念和生活规则，但其日常言行只是稍显违逆而已。皈依佛门前的孙悟空，其心思、言语和行为，则无一不含有对现实社会观念和社会规则的反抗和毁弃。这两类人物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此外，人类社会之中，还有似孙悟空般叛逆且又压而不屈、教而不改者，也有比贾宝玉温顺得多且其言行皆恭顺和悦只是其内心稍怀悖逆之意者。内心的悖逆也难免于被指为叛逆，所以，叛逆者的涵盖范围可能会很广泛。
　　同样难以把握的是专制的概念内涵。与讨论叛逆问题相似，许多关于专制的概念内容都是描述式的，缺乏应有的认定标准。人们如何确定一个政权掌控者或一位家长是专制的，要么依据人们内心的感觉，要么依据对政权掌控者或家长的外在情形的描述，而难以归纳出具有逻辑性的准据。是否国家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即是专制?国家政治权力集中于数人之手呢?集中于人数较多甚至人数众多的某个政治集团呢?社会理论中还有多数人对少数人专制的说法，我们该如何理解?父母两人对一个孩子的专制，可能是多数专制少数的一种特殊例子。如此看来，权力掌控者人数之多寡实难成为判断专制与否的准据。那么，何为专制?依据前文对邵建观点的分析和我的引申，专制应该是法制的对立物。因此，何为专制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何为法制的问题。但是，即使何为法制的问题能得出明确的答案，由此而来的何为专制的概念定义不仅还是描述式的，而且是间接式的——非法制的才是(或就是)专制的，我们依然得不到关于专制的明确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很从容、很干脆地给专制概念下定义：“所谓专制，从概念上看，亦即君主专制，是指一个人不受限制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政体。”(王海明：《论专制主义(上)——专制主义概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且不说直接将“专制”定义为一种“政体”已很令人费解，这一定义把“专制”说成即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专制”，也应该有些不妥。因为君主专制之外，大臣专制、官吏专制、校长专制、家长专制之类的专制无论作为事实还是作为概念都是存在着的。一国范围的专制和一家范围的专制当然有许多的不同，但专制之所以可以单独成为概念，应该有其脱离开国和家之后的独特内涵。
　　探讨叛逆概念和专制概念各自的内涵很有些困难，但把叛逆和专制联系起来讨论，我们却可能寻找到认识叛逆和专制的特殊思路。对此，我的一个思路是：叛逆是对自认为不符合理想的领导管理的悖反，专制是对自认为不符合理想的接受或执行的裁制。依据我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认识到，叛逆和专制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理念基础，即无论是叛逆者还是专制者，都有心目中自认的理想，且都固执于自己的理想而拒绝接受他人的理想。两者的区别在于，叛逆者居于被领导管理的地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排斥领导管理者的理想，只能采取反抗领导管理的方式；专制者居于领导管理的地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排斥被领导管理者的理想可以采取压迫或裁制被领导管理者的方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理想不一定是理论化或系统化的，客观上看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恰当的，只是叛逆者或专制者自认为是理想而已。
　　当我们认识到叛逆者和专制者在坚持自认的理想而拒斥他人的理想方面其实是相同的，我们就能逐步认识到，叛逆者与专制者假如互换社会地位，完全可能互换叛逆者和专制者的角色。成功的叛逆者很可能成为专制者。
　　认识叛逆与专制的相关性，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现实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叛逆和专制问题。儿女叛逆和家长专制一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又普遍难解的问题。当我们理解到叛逆和专制首先皆源于对理想的坚持，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各人只以自认的理想为理想。那么，我们在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时，就可以考虑，各人同情地理解对方，认识到理想的多元性和多层面性，不再以自认的理想为唯一的理想。这样，叛逆者就可能不再是叛逆者，专制者也可能不再是专制者。
　　叛逆与专制的关系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被领导管理者越具有叛逆性就越可能认为领导管理者专制，反之，领导管理者越是专制就越可能认为被领导管理者叛逆。所以，当我们从领导管理与被领导管理双向互动的角度探讨，就可能更清晰地了解叛逆和专制的实质性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缺乏自已所坚持的理想的领导管理者不可能成为专制者，尽管他可能成为昏聩的领导管理者。同样，缺乏自己所坚持的理想的被领导管理者亦不可能成为叛逆者，尽管他可能成为蠢笨的被领导管理者。领导管理者与被领导管理者皆有自己的理想但双方的理想内容一致、相同或相似，被领导管理者很少会认为领导管理者专制，领导管理者也很少会认为被领导管理者叛逆。领导管理者和被领导被管理皆有自己坚持的理想且双方的理想并不一致，但双方之中有一方谦逊或妥协，不再坚持自己的理想，那么也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专制或叛逆，尽管在局外人看来，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专制或叛逆。所以，真正的专制和叛逆只存在于领导管理者和被领导管理者各有不同的理想又各自坚持自己的理想的相互关系之中。并且，双方所持的理想越是形成矛盾式对立，双方之间的专制和叛逆就会越尖锐，双方所感受到的专制压迫或叛逆伤害就会越强烈。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越是自认为拥有理想的人越不能容忍他人对自己理想的质疑、抵制或悖逆而又越是可能质疑、抵制、悖逆他人的理想。家庭中如此，社会团体中如此， 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中亦如此。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特殊阶段。人在生理趋向成熟、心理准备成熟之时，最渴望确证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价值，自尊心强化的同时是对人生理想的探寻。这时期需要成熟人士的善良而恰当的引导，最忌讳自以为是者的强制和责罚。正是在这方面的处理不当，许多家长成了儿女心目中的专制者，许多儿女成了家长心目中的叛逆者。家庭和社会在许多方面是同构的，从社会角度看，社会的领导管理者不能对青少年普遍地施以善良而恰当的引导，反而做不适当的强制和责罚，只能在青少年心目中树立起社会领导管理者的专制者形象，而社会领导管理者又会感觉青少年普遍地具有叛逆性。
　　一个普遍而有趣的社会现实是，一般青少年的所谓叛逆并非真正的叛逆，往往仅有叛逆之形貌，并无叛逆之实质。这其中的关键是一般的青少年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生理心理的独立要求促使青少年违悖父辈的管教，但何为理想往往缺乏自主的内容。所以，一般的青少年为寻求违悖父辈管教的心理依据，往往取他人的理想以做自己的理想。所以，青少年一方面具有易于叛逆的特性，另一面又具有易于信仰的特性。出于企求独立的天性，一般的青少年取他人之理想为自己的理想时，往往会舍其近而取其远：悖逆直接的领导管理者的同时，是尊崇和信仰非领导管理的有威望者；或取古人理论以抵制今人教导，或取他国主义而抵制本国制度，或取君王旨意而抵制官长督责，或取祖宗训诫而抵制父母教导，……颇有点相似的是，许多领导管理者只是貌似专制而非真正的专制者，因为他们实际上缺乏自己的理想，只是坚持贯彻其上级领导管理者的旨意而压制被领导管理者，因此实际上只是其上级领导管理者专制的工具。另一方面，专制者也可能使用取远制近的手段以实行其专制，或夸赞他人子女以裁制自己子女，或借鉴他国政制而控制治下民众，或以保护孙辈对子辈的叛逆而裁制子辈对自己的叛逆。例如，曹雪芹的笔下的贾宝玉依仗贾母的庇护抵御其父贾政的裁制，贾母则以保护孙子宝玉而裁制其子贾政(《红楼梦》)。这其中的所谓叛逆或专制，核心的问题主要源于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
　　人类社会演化至今，社会观念已极为复杂，人生价值已普遍多元，但尊重复杂的观念和多元的价值的胸怀并非人人具有。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各执一理、坚持己见依然是普遍现象。或左或右，或西或中，或今或古，或自由民主或民主集中……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理论，各自标榜，相互攻讦。因此，地位低者攻人专制，地位高者斥人叛逆。其汹汹之势皆是不容他人有异说，更不许他人有异举。人人追求理想，人人坚持真理，只是常常忽略了人与人需要相互尊重、人类社会需要宽容。从战争、斗争到竞争，其核心都是“争”，无论武装与否，无论依法与否，无论巧妙与否，无论争权力还是争权利，无论争理想还是争理论，争的本质不变，社会宽容就难以真正实现。
　　缺乏宽容的社会难免于叛逆和专制，距离和谐应该相当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