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笔勾出一个荷花的花骨朵，收笔之处随意一撇，顺势而下，就成了荷梗。花苞之上，圈圈点点，不到十根线条，一只蜻蜓现于纸上……寥寥十五笔，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意画就完成了，有趣之处不仅在简洁的笔墨，还有落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也就是说，这十几笔线条是在短短几分钟里画成的。形虽简，趣却足，等水开，玩墨戏，真是率意随性得可以。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汪曾祺。也许，也只有这样有趣、率性、天真的老头，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而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让人会心一笑！
　　或许，对于汪曾祺的书画，并不能用专业程度、笔墨功底、造型能力等评判标准去要求，他的画，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这一点，颇为类似历史上苏东坡的“枯木竹石”，米芾的“珊瑚笔架”，在游戏笔墨之间，无法用形似来要求，所谓“画外功夫，草草不工”，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的趣味与格调，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既不可学，更学不了。

　　他的画，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他的作品让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中。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书因人贵”一说，从这点来看，汪曾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文人”，他的一生悠游于小说、散文、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美食等多个领域，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而使得他的游戏笔墨，成了一种品味与趣味的象征。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满纸文气，与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青藤、白阳、石涛、金冬心、李复堂、齐白石，都是声气相通的。聪明如汪曾祺本人，面对种种溢美之词，总是笑着说道：“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自怡悦’，用以押角，是实在话。”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是南朝隐士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名句，汪曾祺特别喜欢这首诗。他自幼喜欢书画，在写作之余，喜欢挥毫弄翰。他对自己的书画尝作诗自况：“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岭上多白云”，他说：“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观其作品，笔墨极简、趣味涵泳、清新优雅，真挚如聆老友话语，亲切动人。
　　一般来说，都把汪曾祺书画作品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即所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从他的书画可以走进他的文学世界，每一幅都值得玩味，正如评论所言：“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优秀的中国作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浙江美术馆近日举办“岭上多白云——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展览借汪曾祺散文集名称，分为“人间草木”“人间至味”“人间有戏”三个单元，展出汪曾祺书画作品近百件，从中可以窥见其书画创作的大致风貌。这也是老头儿首个个人画展，他生前曾经想为自己举办一个小型书画作品展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一生爱好是丹青

　　幼时起，汪曾祺就喜欢看别人画画。但在绘画方面，他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如他在《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记，有着庞大家产的其祖父汪铭甫在高邮虽以俭省出名，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则是一位充满生趣与诗意的人，喜欢摆弄各式乐器，画画刻印，自得其乐。

　　儿时的汪曾祺喜欢在父亲作画时，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据汪曾祺介绍，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他虽没有教过自己的儿子，但却经常在儿子面前作画，每当父亲走入画室，支上窗户开始动笔时，汪曾祺就高兴地站在一旁，认真观摩父亲作画的每一步骤——研磨、调色、铺纸、构思、凝想、定间架、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这些伴随绘画所发生的连贯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也加深了他对书画的喜爱。虽然没有教画，但正如传统儒家家庭教育那样，父亲要求汪曾祺好好练字。小学五年级暑假，汪曾祺在祖父的督导下，开始每日临习书法，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后来，他又跟随一个姓韦的先生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让他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他父亲要求他临习《张猛龙碑》，“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 　　后来他进入剧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知道他会画画的人很少。“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
　　喜欢汪曾祺的人都知道，这位可爱的老头儿写作之余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他觉得，画画比起文字，更抒情，更快乐。尤其是到了晚年，文思渐稀画思寄，更是离不开笔墨的宣泄与表达。正如汪曾祺在《七十抒怀》中写的：“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诗和画，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文章或有山林意，余事焉能作画师。宿墨残笔遗兴耳，更无闲空买胭脂。”他曾自谦：“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的确，汪曾祺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但画中却处处透着文人气息，笔墨极简，却趣味盎然。不仅他自己乐在其中，更把这种愉悦的心情也带给了身边的朋友以及读者。

画外之言有真意

　　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又说：“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从汪曾祺的绘画内容来看，他更着重于花鸟草木等“世间小儿女”。他的作品大多比较简洁，往往刻画某个单一的静物，比如花、鸟、僧人，尤其是食物，正如张大千所说：“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汪曾祺画笔下最多的就是故乡的食物——白菜、藕、萝卜、苦瓜、笋、香菇、大葱还有虾、蟹、荸荠、茨菰等，画面之物生动可人，亦传递着心灵深处的那份释然与烟火之气，生活之情。
　　在绘画风格上，汪曾祺“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他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辨花形。可能是觉得颇为得意，这幅画一直挂在自己家里。有一次，一个同乡来问：“这画画的是什么？”汪曾祺懒懒答道：“骤雨初晴。”朋友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不禁使得汪曾祺颇为自得：“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
　　汪曾祺觉得自己的作品“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属于真正的“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会把后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国画。因为他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他喜欢徐青藤、陈白阳、石涛与齐白石的画，却又并不刻意模仿。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对扬州八怪李鱓的喜爱：“扬州八怪里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深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与汪曾祺颇为相似，李鱓擅长画西瓜、茄子、萝卜、扁豆、荸荠之类寻常草木，充满了“生”之欢喜。他有一幅《大葱鳜鱼图》，上题“大官葱，嫩芽姜，巨口细鳞时新尝。”1986年，汪曾祺就曾仿画了一幅《大葱鳜鱼图》，所不同的是，他在鱼鳞上点了嫩黄，大葱上抹了青黄，这样一来，鱼、葱就从原作的“墨戏”趣味中挣脱而出，它们不再是“三昧”的载体，它们如此生动，它们就是它们自身，仿佛随时可以烹饪，然后端上餐桌的。

　　对画，汪曾祺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他曾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岁寒三友》《鉴赏家》《金冬心》等都是，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除了小说，他也曾写过大量与书画相关的散文随笔。《徐文长的婚事》《徐文长论书画》《齐白石的童心》《张大千与毕加索》《潘天寿的倔脾气》等，皆取材于不同年代的画家。只有对他们了然于胸，才会摭取其中旨趣加以点染，写成文章。《看画》《写字》《谈题画》《题画二则》《书画自娱》《自得其乐》《文人与书法》《文章余事》《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等，写的都是他个人对书画的体会、相关经历、创作心得等内容。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汪曾祺之于书画，有着深厚的底蕴，不是半路出家，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稳定的特长和兴趣，并相伴终生。
　　汪曾祺的画作最追求笔墨之外的“画外之言”，所谓舍形取神，得鱼忘筌，即是此理。他曾说：“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他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此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同樣是牡丹图，汪曾祺给作家张抗抗题的，则是：“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不仅是诗，长长短短的题跋往往也是一篇篇绝好的小品文，寓有深意。比如1984年画的《子瞻样》，配文是他在《宋朝人的吃喝》里提到的：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急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糁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这篇题跋几乎可看作作为“吃货”的汪曾祺对宋代老前辈的致敬与解读，分外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