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暗交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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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密探》中,康拉德运用双重性的叙述设计,安排了公开和隐蔽的情节,正反双方相似的交谈以及互相对应的人物,试图以此来暗示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府官员和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关键词:双重性;公开情节;隐蔽情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瑟夫·康拉德的《密探》是一部充分展示其写作技巧的作品,拥有“简洁的形式和结构”和“复杂的有机结构”(Crankshaw,1963)。但也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缺乏一致性,只是“一系列表面相关的场景而已”(Baines,1971)。然而,表面看来零碎无关的场景对推动公开情节和隐蔽情节发展极为重要。康拉德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阅读(《密探》)时读者需要从两个层次阅读,第一层看到表面的意义,然后是隐蔽的与之相反的意义”(Graham,2000)。《密探》中双重性的设置不但涉及到情节设置,还包括了会谈场景和人物安排。这种双重性贯穿全书,暗示读者法律秩序与颠覆份子之间实际极为相似。
  一 公开情节和隐蔽情节
  基于对无政府活动的理想概念,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或是弗拉基米尔意图实施攻击的恐怖原则的错误理解,《密探》的情节成为对政治行为的幻影。高格威特认为:“康拉德对格林威治爆炸案的重新描述使其小说情节与弗拉基米尔意图模仿无政府主义阴谋互为镜像。他们都寻求暴露各自力图模仿的政治主题:无政府主义,革命和与政治鼓动家有关的英国国内政策”(Gogwilt,1995)。在《密探》中包含有一个公开情节和一个隐蔽情节,虽然有时候很难区分二者。瓦茨认为:“如果主要情节是反讽,它往往容易产生一个叙述顺序,支撑并抵消了可能的顺序;然而如果主要情节包含有空白,省略和意义模糊,而使读者不得不付出艰辛努力来领会作者意图,就需要隐蔽情节所要求的那种阅读了。”
  《密探》的主要情节是法律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整个故事开端于维尔洛克和外国大使馆的秘书弗拉基米尔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谈中,弗拉基米尔表达了他对维尔洛克不作为的不满,并煽动其实施格林威治天文台爆炸案。弗拉基米尔的敌人是政府的警察副总监,后者从警察巡官西特处获得线索,获知这起爆炸的策划人是弗拉基米尔。警察副总监警告了弗拉基米尔,迫使后者准备离开英国。考虑到西特曾经打算隐藏维尔洛克和爆炸之间的关系并将爆炸案的责任推到米凯利斯身上,警察副总监能这么快找到并驱逐罪犯,是十分英明的。因为米凯利斯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警察副总监看来确实避免了冤案并消除了真正的罪恶源头。然而,这个公开情节受到了隐蔽情节的挑战。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维尔洛克,西特有意将调查引到米凯利斯身上,而米凯利斯正是警察副总监所要秘密保护的人,因为副总监担心逮捕米凯利斯会得罪贵妇人,既影响了自己的仕途,又破坏了妻子与贵妇人的交情。因此,他质疑米凯利斯和爆炸之间的联系,导致了维尔洛克的出现以及指向弗拉基米尔的审判。如此,隐蔽情节成为了公开情节的杠杆支点:在找出真正歹徒的正义努力背后,是保护某人家庭利益的错误动机。瓦茨认为:“隐蔽情节受到一系列相对称的反讽的支持,就像主要情节要素的镜像的逆反;它暗示读者虽然法律和秩序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这胜利却是为了错误的原因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在政府当局的世界和颠覆的世界中存在着令人困惑的相似性。”
  在《密探》中,通过暗示在主流要求后的模糊动机,康拉德巧妙地限定了英国法律和秩序普遍受到欢迎的含意。通过维尔洛克和他妻子,康拉德隐蔽地表达出这样一个概念:法律和秩序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特权阶级的财产和所有权的权利。维尔洛克曾经想:“保护是富裕和奢侈的第一必须有的东西。他们必须受到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屋,仆人必须受到保护;他们财富的源泉必须受到整个城市和国家的保护;整个有利于他们清洁的游手好闲的社会秩序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到那些不干净的劳工的浅薄嫉妒。”(Conrad,9)而他的妻子认为:“你难道不知道警察是干什么的吗?他们是为了不让一无所有的人拿走有产阶级的任何东西。”
  通过表现警察副总监的动机是为了保护一位女子的心爱之人,隐蔽情节暗示读者维尔洛克和他妻子对英国法律和秩序的看法并不完全错误,即政治和家庭事务不可分割:警察副总监在告诉内政大臣时谈到维尔洛克时说得更为真实:“从某个观点来说,我们处于一出家庭戏剧中”。
  二 双方相似的会谈
  在《密探》这样一本主要关于格林威治爆炸案的书中,对爆炸本身的描写却少之又少。关于爆炸案的一切都来自于角色的交谈。兰德认为:“《密探》通过精心设置一系列交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些交谈不但揭示了各个角色的性格,而且承担了情节发展的作用。”
  《密探》中的交谈包括:1、维尔洛克和弗拉基米尔之间的交谈;2、警察巡官西特和警察副总监之间的交谈;3、警察副总监和埃斯莱德先生之间的第一次交谈;4、温妮和她的母亲在马车内的交谈;5、西特和维尔洛克之间的交谈;6、警察副总监和埃斯莱德先生之间的第二次交谈;7、维尔洛克和温妮之间最后的交谈;8、教授和奥斯朋的两次交谈。
  应该说,对阵双方的对话是《密探》情节的恰当的载体。它表现了对世界的反讽,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交谈、工作,其目的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隐藏它们,而这一点在清晰明确的普通叙述中会更为直接。通过这些会谈,小说详细呈现了误解的形成过程。
  在进一步探究《密探》的结构时,我们发现第六章的会谈是展开整个隐蔽情节的会谈。它和第一章展开整个公开情节的会谈有着艺术的平行性。对阵双方处于极为相似的境况:来自国外的新领导对实施政策的改变非常感兴趣,并且双方的领导(弗拉基米尔和警察副总监)都有“绅士般”的语言、外表和生活方式;而双方的下属在言语和外表上都属于中低阶层。维尔洛克和西特在会面中都经受了尴尬和不安,二人都厌恶各自的上级。这两次会谈虚拟的平行性显而易见。
  正如瓦茨所指出的:“相似性不是同一性;但是康拉德如此巧妙地部署这些相似性,确实限定了传统意义上政府当局和颠覆份子之间的明显对比”(Watts,1984)。在和弗拉基米尔会谈之后,维尔洛克需要找到组织实施爆炸的方法,而这个问题在上文提到的第四次会谈中得到了解决。在这次会谈中,温妮的妈妈为将斯迪威托付给维尔洛克,宁肯自己去慈善之家。之后温妮就努力试图在维尔洛克和她的智障弟弟斯迪威之间创造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比如,她告诉她的丈夫:“你可以对那孩子做任何事情……他会为你赴汤蹈火……”“我希望你能带那孩子出去……”正是这些话使维尔洛克想到可以利用斯迪威作为同谋实施爆炸,结果斯迪威确实为他“赴汤蹈火”。这就是公开情节的发展——维尔洛克决定利用斯迪威来完成攻击,认为斯迪威可能会被警方逮捕并关进监狱而已,但是结果却是斯迪威的死亡;而这也带来了隐蔽情节的高潮——温妮杀死了维尔洛克。   三 平衡的人物设置
  西特和维尔洛克是彼此的逆反映像,是两个世界分界线里外相对的人物。他们在身体上有相似性,一样的笨重而沉闷,并且他们的气质和态度也相似。维尔洛克是“社会的保护者,并且培养他的家庭美德”;而西特是一个公众的“热心积极并且勤奋努力的保护人”。维尔洛克和革命者们有联系是为了向政府出卖他们的信息,而西特对反维尔洛克的行为不积极,其目的是为了能从这些信息中获利。因此警察副总监的想法:“警察巡官西特的声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密探维尔洛克”,道出了某种真实情况。
  这两个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相支持的。维尔洛克通过向西特提供情报建立了西特的信誉,而西特向维尔洛克提供保护以便他能继续工作。但是敌对力量初始的矛盾平衡却被维尔洛克的妥协打破了。为了使弗拉基米尔满意,他不得不安排一次有效的攻击,并且不能事先通知西特。西特失去了维尔洛克的情报,维尔洛克则失去了西特的保护。警察副总监对维尔洛克和西特之间既定交流方式的破坏在结构上呼应了弗拉基米尔对维尔洛克的安排爆破的要求。在两件事里,双方上级都干预了他们下属所操纵的力量平衡。
  在这四个人物——维尔洛克,西特,弗拉基米尔和警察副总监——之间的关系上,我们看到康拉德运用了这样一种写作形式:将这些人物在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上安排成平行但是对立的角色,为整个故事提供了框架。这种双重性是政治性的,具体地说,是存在于法律力量和动乱份子之间的。一方是西特和他的上级,警察副总监;另一方是维尔洛克和他的雇主,弗拉基米尔。西特是维尔洛克的逆反映像,弗拉基米尔则和警察副总监平行对立。另外的两个人物,埃斯莱德先生和教授也可以被放入这种模式。埃斯莱德先生是内政大臣,身材伟岸,具有贵族气质和家长作风。他是社会稳定性的象征。教授通过随身携带炸弹而避免被逮捕,一生致力于发现能破坏现有秩序的完美雷管,正是埃斯莱德的对立面。两者在体形上也完全不同,埃斯莱德先生身材高大笨重,几乎不能移动,而教授弱小而发育不良。教授给了维尔洛克炸药以便实施在天文台的爆破,而埃斯莱德敦促警察副总监在爆炸后找到了维尔洛克。他们分别提供了实施爆炸的物质手段和对其惩罚的推动力。埃斯莱德先生和教授代表了他们各自党派的逻辑极端。描写内政大臣的词语都是传统而富有稳定性的。而教授致力于通过暴力爆炸“破坏公众对法律的忠诚”,是“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和警察副总监同属一个社会圈子,并在相同的沙龙见面,而西特和维尔洛克不但认识彼此而且还有工作关系、为彼此提供有用的情报时,这种平衡感愈加强烈。对温妮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两人——维尔洛克和奥斯朋,在不同的意义上对温妮有恶意。维尔洛克曾经庇护温妮和她不幸的家庭,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庇护整个社会,但却将温妮弟弟带上死亡之路。流浪汉奥斯朋,在温妮的家里得到庇护,并在她最需要的时候随时奉上自己的男性魅力,却最终导致了温妮的死亡。温妮和奥斯朋在精神上平衡行进,感受到同样的觉醒的痛苦。
  如果我们将教授和埃斯莱德先生作为各自党派的庇护人包括进来,《密探》中的角色可以这样排列:在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一方,代表人物为埃斯莱德先生,警察副总监,警察巡官西特和温妮;在无政府主义者一方,代表人物相应的是教授,弗拉基米尔,维尔洛克和奥斯朋。正义维护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两个平行的界面,一面的人物可以在另一个界面中找到其平衡对应人物。通过精心安排人物和会谈的双重设置,康拉德将自己迟缓解码的叙述技巧和倾斜隐蔽的叙述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 结语
  就小说的结局而言,法律与秩序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而潜在的隐蔽情节却是警察出于错误的原因而获得了胜利。虽然康拉德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公开情节和隐蔽情节共存的叙述方式(他在《阿尔麦耶的愚蠢》中已经使用过这种手法),但是对他而言,将人物和场景都进行双重性的设置,还是新的尝试。康拉德试图通过这种安排传递自己的观点:法律和无政府主义者是相似的,这是一个“疯狂而绝望”的世界;虽然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却没有道德上的赢家。
  参考文献:
  [1] Baines,J.Joseph Conrad:A Critical Biography.Harmondsworth:Penguin.1971.
  [2] Conrad,J.The Secret Agent;A Simple Tale.Crossroad Press.2011.
  [3] Crankshaw,E.Joseph Conrad:Some Aspects of the Art of the Novel.New.York:Russell & Russell.1963.
  [4] Gogwilt,C.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Joseph Conrad and the Double-Mapping of Europe and Empi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 Graham,K.(Ed.).“Conrad and Modernism”,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6] Land,S.K.Paradox and Polarity in the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4.
  [7] Watts,C.The Deceptive Text,an Introduction to Covert Plots.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1984.
  作者简介:孟晓,女,1977—,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0级在读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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