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制实了谁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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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商如果对代销商严格监管,势必导致自己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行手机实名制,除了有技术上的难度,还有运营商的决心。
  “空喊”了三年的手机实名制,这回似乎“动了真格”。
  9月1日,被誉为“史上最严的实名制”——《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正式实施,要求所有新入网、转入网用户必须在办理通信业务时,登记真实用户信息;未登记的老用户在办理新套餐业务时,重新登记真实用户信息。
  此前,中国电信行业三大运营商均由副总级别的高层亲自出马,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部署实名登记工作,同时与销售手机号卡的代销商全面签署了实名制协议,意在全力“确保实名登记工作在各个末端渠道得以实现”。
  不过,时至9月中旬,《民生周刊》记者对部分省市不同类别与层次的手机卡号销售渠道调查发现,“史上最严的实名制”并未完全落到实处。看似严格的规定,难以约束为数众多的通信服务代销商。
  采访中,不少手机用户出于对信息泄露的担忧,对此次“动真格”的手机实名制,明确表示“并不看好”,更有消费者反问:手机实名,到底实了谁的名?
  名不符“实”
  “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办,我们有自己的办法,你就不用操心了。”9月7日,手机实名制新政实施一周,北京丰台区的一位代销商如此对《民生周刊》记者说,“我们自己能把卡号做出来,实名制和你没关系。有没有身份证,办卡的价格都一样,你尽管放心。”
  门口立着一块“手机维修”的电子牌,七八平方米的店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手机护壳、护套及饰品。这是河北石家庄裕华区一家手机维修店,30岁左右的男店主一边忙着给顾客的手机贴膜,一边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实不实名在于你自己,你要是想实名就给你实,不想实的话,可以随便找个身份证给你顶过去。”记者当即表达了对于“随便找个身份证”的担忧,该店的女店主说:“和你没关系。如果以后不想用了,就直接掐(停)了。”
  在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用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手机实名制新规实行后,他未出示身份证,就顺利地在代销点办理了一张新的手机卡,通过查询,显示该号用户为一个陌生的姓名。
  “这个名字是谁的?”该用户在好奇的同时,也心存担忧与不安。
  在北京一家通信营业厅工作的刘晓锋(化名)向《民生周刊》记者分析说,姓名来源至少有三种可能:代销商本人、其它客户、虚假身份信息。刘晓锋透露:“代销商可以用手中的相关身份证件信息申请卡号,然后转卖给购卡的顾客。这些身份证件来源可能是代销商本人、亲属,同时也存在一些代销商盗用其它客户信息的情况。”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法制与监管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工程师王融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登记信息与使用者不相符合的情况,可能有两类情形:一是由于电信企业目前还难以具备完善的查验能力和查验手段,在查验工作中可能会发生疏漏,造成登记信息与实际使用者不相符合;二是在《规定》实施之前,代理商用自己的身份证件批发获得的电话卡。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9月1日新政实施后,有“聪明”的淘宝卖家就瞄准了不少人不愿实名购卡带来的商机,做起了“用他人身份证登记购卡”的生意,并表示“用别人的身份证登记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还有一些代销商不敢明着违反规定,却通过“擦边球”的方法来寻“商机”。“我有先见之明。实名制实施的前一天,我激活了500个卡号。”北京一名代销商对《民生周刊》记者直言,“这种卡的市场需求很大,我准备转手卖高价。”
  在当前实名制新政下,这种名不符‘实’的手机卡,能否正常使用呢?采访中,无论是在石家庄,还是在北京,多名代销商都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只要拥有用户密码,就可上网自行更改业务。“我们能提供用户密码。”
  《民生周刊》记者致电北京一家通信运营商的客服,客服人员回复说,只要拥有客户服务密码,就可以通过网站营业厅进行相关操作,包括办理新业务、更改套餐等,不管有无实名制都不会受影响。“只有在出国或办理港澳台漫游等特殊业务时,才会有所影响。”
  监管困境
  在醒目位置张贴实名登记的通知,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原件,核实开户人与提供的证件是否一致……《民生周刊》记者发现,这是运营商直营的营业厅为执行实名制新政采取的普遍措施。
  北京海淀区一家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办理新号或更改业务必须出示本人的真实身份证件,否则不予办理。“任何营业厅都是如此,这是工信部的规定,如果违反营业厅要受到处罚。”
  相关规定对违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其中,对新增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用户实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严格实行“先登记,后服务;不登记,不开通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不配合实名登记,由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史上最严实名制”下,前述消极执行政策,侵害用户权益的情况仅仅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民生周刊》记者通过对北京、石家庄、广州等地的调查,发现只有大约30%的代销商表达了对新政的“忠诚”,对要求非实名购买卡号的消费者说“不”。
  有用户在微博上表示担忧:电话实名制下,一个身份证,可开18个号码(移动5个,联通2G/3G各5个,电信3个)。那么我的身份证号码随时有可能被不良用心之人用来登记买卡,然后干些不法勾当。这又该如何保护我的权利?
  凤凰网近期的一项民调数据显示,75%受访者支持实名制,但76%担心实名制后个人信息被泄露。
  “此前出现过个人信息泄露的案例,导致用户对于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缺乏信心,用户的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王融说。
  “由于运营商的营业厅数量有限,只依靠自营的营业厅无法大量开展业务,必须发展合作厅、专营店、代理点等社会营销渠道。截止今年6月底,三大基础电信企业的各类社会营销渠道共有200多万家。”王融介绍说。   “这些社会营销渠道能否严格落实实名登记要求,切实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是实名制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王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工信部也要求电信运营商按照“谁委托,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社会营销渠道的管理。
  作为市场主体的电信运营企业能否担负起管理或监管的责任?采访中《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普通公众对实名后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依然有着担忧和疑虑。“在小店买卡,我不放心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交给他们。”准备办理新卡号的北京市民张先生说。
  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严格执行实名制,对代销商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的一位代销商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如果严格执行实名制,我们的生意将很难做。哪怕是简单的实名登记,顾客都会有所顾虑。”
  “由于代销商数量大,三大运营商之间有竞争。运营商如果对代销商严格监管,势必也导致自己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行实名制,除了有技术上的难度,还有运营商的决心。”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说。
  正是担心影响到自身利益,有些地区的运营商并没对代销商真正的严格监管。石家庄裕华区青园街的一位代销商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本店同时代理着联通、移动两类卡号。办理联通的电话卡现在必须用身份证,否则可能会被罚几万元;但目前移动公司还没有具体政策出台,不用身份证依然可以办新电话卡。”
  “如果严格地执行起来,这些代销商将不可能存在,这是个‘监管困境’。”阚凯力认为,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比较容易管理,而代销商趋利的心态势必影响政策的执行。
  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年前,同样是在9月1日,呼吁多年的手机实名制开始进入施行阶段。根据2010年工信部的规定,新增手机用户必须经过个人信息的登记和核实才能入网;老用户在办理套餐变更等业务之前,也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当时规定刚下发时,三大运营商的营业网点都根据要求,严格执行实名登记;多数报刊亭则暂时“不敢办”,暂停卡号代办;但是不少合作营业厅甚至“没听说实名登记”,生意照做。
  作为当年通信领域的大事件之一,三年前的手机实名制虽然引发了各方的极大关注,却没能顺利走下去,被评价为“空喊了三年”。
  “许多国家购买电话卡都要求实名,电话实名制是基本情况,也是大势所趋。”王融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对于这些使用者与登记信息不一致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消化。电信企业也需要加强对证件的查验能力,加强对员工的相关培训,积极采用联网、二代身份识别仪提高查验效率。
  “加强对代销商监管,进一步要求运营商做好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这是工信部在近期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部署中的重点。”王融向《民生周刊》记者透露,在推进电话实名制方面,目前工信部具体工作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提高电信员工及上百万代理点工作人员在用户信息保护方面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开展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中要时刻紧绷用户信息保护这根弦。二是要建立制度,按照“责任明确、授权合理、流程规范、技术和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工作的管理制度和相关要求。三是要加大对用户信息保护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查处力度,对于泄露、滥用、交易用户信息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予以惩治。
  “电话实名制涉及数亿用户,社会影响大。一些移动电话用户已经形成了非实名的习惯,将这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难度并不小。此外,老用户的信息补登记工作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王融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国内手机用户的总数超过8亿,其中未实行实名登记的用户占比近40%。业内专家分析认为,不管这一数据是否真实,规模庞大的未经登记的老用户,才是手机实名制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
  “要求逐步推进老用户补登记工作”,在这方面,工信部的新规和三年前一样。但补登记,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怎么引导老用户自发地补登记。事实上,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数亿用户里只有相当小一部分会进行套餐变更或号码挂失。
  “除了政策执行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人对实名制必要性的认识还不够。”阚凯力说,这是个综合问题,加强对消费者信息保护的力度,要从信息安全的大环境治理方面逐步入手,而不能快刀斩乱麻,单纯地靠规定或法令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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