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六年（1179年）初，宋孝宗写了一张批条，请特事特办，给待业青年陈闻礼安排一份工作。见了皇帝的手谕，审官东院不敢怠慢，超编办理了陈闻礼的登记、接受和差遣手续。
　　这件实在不算起眼的人事安排，却被好事的知情人一顿爆料，上了京城媒体的头版头条，并在朝野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究其缘由，就是这位小陈同志的身份有点特殊，是当今太上皇后的侄女婿。“官二代”走后门当了官，狗仔队当然不会忽视这样有看点的新闻题材。
　　舆情纷杂，有说皇帝厚礼母家、推恩外戚是常情常理，没有什么不妥，况且，所谓的“添差干办公事”并非正任公职，只是额外增添的协理事务之类的幕职；也有说大宋是法治社会，加官进禄得走合法程序，历来诏令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交办，皇帝批条子于法无据，审官东院直接受理是不讲原则。
　　因为崇政殿新闻发言人不愿正面回应，官民愈加质疑起此事来。先是几个太学生意见领袖联名上书，接着又是一班谏官闻风奏事，再后来就是一大群御史轮番上奏，弹劾知审官东院及主办官员。
　　孝宗的自我定位是明君，见谏书和奏折接连不断，就有点扛不住了，便去找太上皇高宗。孝宗写这张批条，依的就是太上皇的意思。太上皇面有愠色，说：“这天下都是咱赵家的，几个迂儒瞎嚷嚷，你就当回事了？太上皇后对你有养育之恩，狗屁大的担当你都没有啊！此事是朕的主张，谁再说三道四，朕就处治谁！”
　　孝宗忐忑不安，挨过了春节长假。不想遇见的事，偏偏说来就来。年后的第一次朝会上，右丞相赵雄上奏言事，说孝宗批条子的做法“于法令有碍”，要求孝宗收回成命。孝宗不便说是太上皇的旨意，只说此举是推恩外戚，下不为例。赵雄却不依不饶，称“自（太）祖（太）宗以来，百官差除，皆从中书、门下同共进拟，加官进禄外戚，亦不例外”。上了法制课后，赵雄接着又给孝宗上时事课，称：“当前财政困窘，恩泽宜节。增加冗职冗费，尤为不可。”吏部尚书也跟着进言，称孝宗绕开“三省”和枢密院直接写的批条，有关部门及官员不得受理，并当即奏请启动官员追责程序。众臣纷纷附和。
　　大伙儿的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孝宗不得不让步，表示要收回“内批”，并称此事责任在己，不必向审官东院的主办官员追责了。还说希望大伙儿给自己几天时间，以便妥善处理此事。
　　散朝后，孝宗再次去找了太上皇，这次太上皇后也在。孝宗将朝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后，又借用丞相、侍郎等说的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说服工作。见太上皇情绪低落，一声不吭，太上皇后开口表态说：“岂能因私请之故，紊坏公家纲纪。既然规制如此，就不要任性而为了，此事就依大臣们的意思办吧。”
　　正月二十五日的朝会上，当着众臣的面，孝宗作自我批评，称批条子是“以戚里而废公法”，表扬赵雄、吏部尚书批评得对，还表示以后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监督，称“今后有似此，须据理执奏”。最后，孝宗还要求起居合人（史官）“留下文字”，以示引以为戒。
　　就在这一天，登仕郎陈闻礼匆匆收拾了行囊，灰头土脸地回到了京城，进了贵族学校的高考补习班。宋时，登仕郎只是个正九品的荣誉身份，陈闻礼原本指望凭借这通天的关系搞掂一份职事和俸禄，却未料到皇帝的批条竟然是如此不给力。
　　编辑/夕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