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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在中国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注视下，两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上方并排刊登“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大幅照片；第二版全文刊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几个相关协定；第三版发表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60年过去了，许多人仅知道两国公告所说“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或如社论所说“这是真正的友好、真正的同盟和真正的互助条约”；并不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达成和签字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谈判过程，并不清楚斯大林和毛泽东施展了多么复杂的政治谋略，其中还涉及两国的历史和现实、涉及两党的恩恩怨怨。德国学者、曾任德国联邦东方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在几十年从事中苏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解密的苏联和美国档案文献，又对照许多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写出了《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为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澄清了笼罩多年的历史迷雾。作者还从历史的源头讲述了两国两党的关系，不乏新的史料和新的见解。
控制与摆脱束缚
海茵茨希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一直是莫斯科控制，中共摆脱束缚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个偏离国际主义、转向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变化。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史料表明斯大林掌权后便在中国谋求俄罗斯民族利益，这和沙俄扩张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政策，如海茵茨希说，让“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在随后的时期里感到心情沉重，从军阀到国民党，直到共产党人。”1927年后，从共产国际建议的城市革命的失败中，毛泽东得出结论：革命只能从农村开始走向成功。“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了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和当时的中共领导而自行发展的新阶段，并最终获得成功。” 海茵茨希认为：“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共内部的、非莫斯科所能影响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逐步战胜张国焘、王明等反对力量后，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任弼时成功地说服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应把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领袖。这年7月6日《真理报》第一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说毛是“中华共和国特区政府主席”。8月季米特洛夫公开对任弼时和王稼祥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者认为：“自毛泽东在遵义上升为党的领导之后，苏联领导就从未能够完全地限制中共的自由。”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以后，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唯一能对日本侵略进行有效抵抗的是蒋介石，并与之结盟，以牵制日本不从远东进攻苏联。斯大林不允许通过帮助内战的另一个对手而打乱这一战略。莫斯科根据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国民党提供了3笔总数为2.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只能接受1937年至1941年苏联的援助全部给国民党政府的事实。而中共的策略是：在抗日战争中珍惜自己的力量，以准备同国民党作最后的斗争。“目前的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我们只要注意“使国民党觉得我们正在打就好了”。中共对莫斯科的话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海茵茨希对这一时期的结论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而毛泽东随着他在党领导中的地位的加强，日益坚持他自己的、独立于莫斯科的、首先是以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为目标的政策。 对这一时期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种种细节，书中有独到的甚至是披露性叙述。如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以及他是如何处理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又如“西安事变”中，中共先是持处死蒋介石的立场，而斯大林和《真理报》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鼓励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联蒋抗日”，尽管中共领导对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犹如“晴天霹雳”，但最终还是服从了。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这一主题来说，海茵茨希认为1935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作为前史比1935年以前的时期更具有重要意义。
复杂的外交角逐
作为前史的最后部分更加精彩。海茵茨希认为把1945年至1950年，也就是“签订两个中苏条约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作为研究重点是很有意义的”。如他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中国可观察到一场复杂的外交角逐，其主角是苏联、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方都试图取得尽可能强大的地位，以便在战后建立新秩序方面占据有利的地位。为达到此目的，各方相互猜疑、窥视，并试图相互利用。”
战后，美苏两国展开了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对抗，美国不想看到苏联在中国赢得强大影响，成为未来的劲敌。斯大林要把南库页岛和干岛群岛并入苏联，要确保对外蒙古的控制，要在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站住脚，在新疆保持一定的影响，还要阻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存在。斯大林多次表示，苏联要恢复沙俄1905年以前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雅尔塔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无利可图，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目作战?中国没有代表出席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也认为，没有必要让其中国同志及时了解会议的整个进程。 新的资料出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在满洲问题上的两面派手法也开始被暴露在新的光线之下”。书中以大量史料证实苏联是如何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第一个中苏同盟条约，从而使国民党中国接受了苏联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恢复沙俄时期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的要求；同时苏联又逼迫中共撤离城市，却暗地里把日本军火提供给中共部队的。 斯大林甚至威胁到莫斯科谈判的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放弃外蒙古，这对中国更有利。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外蒙古将会成为联合所有蒙古人的一个因素，这对中国也是不利的。”在蒋介石的被迫同意下，宋子文在斯大林在满洲、新疆和不支持中共等问题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后，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使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以签订。 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他将与美国一起促使中国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震惊。条约和苏联随后的态度让中共雄心勃勃的计划和 苏联对中国进行有利干涉的期望破灭。 莫斯科最感兴趣的是：一方面保持在满洲的特权，一方面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发生公开冲突。1945年10月斯大林敦促中共部队赶快进入东北，并提供了大量武器，11月又把中长铁路沿线地区移交给国民党军，并让共产党部队后撤50公里。莫斯科还提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也就是要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安排。 海茵茨希在引述了许多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的史料后，认为：“尽管莫斯科在满洲的态度，开始时犹豫不决，后来又不断变化，但可以认为，苏联的满洲政策对共产党的获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斯大林希望通过暗地里的帮助，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并从而使它成为苏联在满洲的某种形式的代表。”
1948年秋天的辽沈战役后，中共控制整个东北，进而在1949年在大陆打败了国民党。海茵茨希研究的是“苏联在中国同志胜利进军方面究竟提供了多少物质援助”。结果表明：“苏联在占领满洲时向共产党部队移交了武器，以及在建设方面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但这是作为对拆运大批满洲工业设备的补偿。除此之外，中共从1945年至1949年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这一章中关于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的记述也很有意思。据《毛泽东选集》和我们多年读的各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所载，中共中央决定、是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毅然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而如书中所录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是莫斯科几次发来密电，敦促毛泽东去重庆的。1949年七八月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曾对斯大林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打算去重庆，周思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十多年后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说：“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莫斯科的谈判
当中共即将胜利的前景最终明朗时，斯大林和毛泽东于1948年底终于取得了共识：有必要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以调整相互关系。在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苏联两次高层访问作为铺垫后，经过多次磋商和时间变动后，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旅行。
毛泽东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不冷不热的接待，场面的热情程度还不如1945年宋子文来访。到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是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两人当时的职务同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毛泽东当地时间中午到达莫斯科后，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直接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1945年的条约。刘少奇访问时给苏联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维持原状。斯大林清楚地表明，他主张第一种方案。斯大林保留旧约的意思很清楚，他要维持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获得的利益，他不愿因改变涉及满洲的中苏条约规定，而拿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去冒险，这些领土是他在雅尔塔通过牺牲日本而取得的。
在毛泽东请求苏联在进攻台湾时提供直接军事支持时，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反应。正如他对刘少奇说过的那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的冲突”，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16日的会谈，毛泽东很不满意，尤其是条约问题。在他看来，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对旧中国外交遗产的否定，是新中国外交的决定性组成部分。他要以此来结束中国殖民时代，并为废除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一个先例。海茵茨希分析说：“可能是因为毛没预料到斯大林会一反当年春天和夏天两次高峰会谈时的比较好商量的态度，而采取了僵硬的拒绝签订新约的态度。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下，毛一时没有想好对付的战略。” 这之后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举行实质性的会谈，连继续会谈的日期也没有约定。按毛泽东的话说，他是“在别墅里睡大觉”；斯大林说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同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斯大林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毛泽东还同科瓦廖夫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也拒绝了去苏联各地参观的建议。这些情况显然都在斯大林的掌控中。 1950年的新年到了，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维辛斯基外长的委托来拜访毛泽东。就生活和健康的闲聊后，毛泽东说他要缩短在苏联的行程，也不想公开演讲。他在谈话中说：缅甸和印度都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英国和英联邦全体国家也准备承认北京(这些信息毛泽东十多天前就知悉了，此时说出自有用意)。他还表示，他只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苏联其他领导人讨论“实质问题”。 几乎是同时，斯大林从情报得知，美国要改变对东亚的政策。也就是几天后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美国将不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并努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成了谈判桌上看不见的对手。斯大林明白，如果台湾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被中共占领，那么北京与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也就消除了。北京与伦敦的关系正常化同样会促进中美的接近。 毛泽东要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近，这是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刚嗅到危险的气息，他就采取了步骤。1月2日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在毛提出要签订新条约时，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这说明斯大林在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接下来就是具体事务了，周恩来动身来莫斯科商讨条约的条款，维辛斯基表示要采取行动取消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北京政府取而代之。 尽管有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调，但签约谈判也并不轻松，每个事项、每个环节都是一番较量、几番坚持和妥协。东北、新疆、经济援助……最为棘手的条约内容是涉及东北的三个问题：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最终是苏联做了妥协，而外蒙古按斯大林的意愿没有提及。妥协之时，斯大林可能就设想用朝鲜替代将要失去的中国东北、用釜山和仁川的港口替代旅顺口，这又为朝鲜战争埋下了伏笔。
真正的盟国
关于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许多当事人后来写了许多回忆，档案披露，尤其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使研究者可以鉴别回忆的真伪。从对比中可见一些两国当事人的许多叙述是不可信的。比如：12月16日傍晚参加会见和谈话的中方翻译是师哲，苏方翻译是后来成为苏俄著名汉学家的费德林，两位先生事后几十年都出版了回忆录，都有大量文字记述这一事件，但两人叙述有明显差异。对参加会见和谈话的人物这 一重要史实两人的说法就有很大不同。师哲说参加会谈的有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当时苏共有12位政治局委员)，费氏印象是除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外，只有双方的两位翻译。而事实是他们两人说的都不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是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约·维·斯大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谈话记录》，还有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收录的毛泽东1949年12月18日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苏双方两份档案一致记录的是：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除斯大林外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还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及翻译。苏联档案还是费德林记录的。 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以往以师哲的回忆为主要依据，认为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说法，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档案证明第一稿出自苏方，档案中有苏联外交部先后六次修改的草案文本。中国学者沈志华在《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一文写道：“(1950年)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显然，匆匆赶到莫斯科的周恩来是起草不出这样的文本的。” 2月14日条约签字了，两个大国正式成为同盟，但还缺少信任。斯大林和金目成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并没有同中国同志商量，直到美国在仁川登陆，金日成陷入困境、斯大林焦头烂额之际，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朝鲜，海茵茨希和许多中西方学者认为：直到此时，斯大林才真正相信了毛泽东，把中国作为了真正的盟国。当然这种同盟维持了不到10年，《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这是后话，不再冗言。 正如海茵茨希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苏联扮演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角色。”对我这样1949年以后出生，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先是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和影响下生活，接着是全国人民批判和漫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是在“社会帝国主义”核弹头的威胁下“深挖洞”，直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国关系才算正常化，北方邻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渐渐少了。但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 海茵茨希写道：在冷战结束前，“西方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的是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出版物，而它们在新闻检查的驱使下，不得不严格地保持在党确定的历史解释范围之内。档案几乎不能引证”，“莫斯科档案馆的大门打开了，虽然不是全部敞开，但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缝”。他还希望“档案文件的公开化能扩展到苏联与共产党中国关系的所有领域，从而有可能重新研究和评价这一关系的全部历史。可惜，这一期望未能实现。” 这一期望总有一天会实现，中外学者和想知道真相的普通人都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60年过去了，许多人仅知道两国公告所说“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或如社论所说“这是真正的友好、真正的同盟和真正的互助条约”；并不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达成和签字经历了极其艰难的谈判过程，并不清楚斯大林和毛泽东施展了多么复杂的政治谋略，其中还涉及两国的历史和现实、涉及两党的恩恩怨怨。德国学者、曾任德国联邦东方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在几十年从事中苏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解密的苏联和美国档案文献，又对照许多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写出了《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为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澄清了笼罩多年的历史迷雾。作者还从历史的源头讲述了两国两党的关系，不乏新的史料和新的见解。
控制与摆脱束缚
海茵茨希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一直是莫斯科控制，中共摆脱束缚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个偏离国际主义、转向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变化。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史料表明斯大林掌权后便在中国谋求俄罗斯民族利益，这和沙俄扩张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政策，如海茵茨希说，让“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在随后的时期里感到心情沉重，从军阀到国民党，直到共产党人。”1927年后，从共产国际建议的城市革命的失败中，毛泽东得出结论：革命只能从农村开始走向成功。“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了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和当时的中共领导而自行发展的新阶段，并最终获得成功。” 海茵茨希认为：“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共内部的、非莫斯科所能影响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逐步战胜张国焘、王明等反对力量后，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任弼时成功地说服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应把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领袖。这年7月6日《真理报》第一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说毛是“中华共和国特区政府主席”。8月季米特洛夫公开对任弼时和王稼祥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者认为：“自毛泽东在遵义上升为党的领导之后，苏联领导就从未能够完全地限制中共的自由。”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以后，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唯一能对日本侵略进行有效抵抗的是蒋介石，并与之结盟，以牵制日本不从远东进攻苏联。斯大林不允许通过帮助内战的另一个对手而打乱这一战略。莫斯科根据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国民党提供了3笔总数为2.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只能接受1937年至1941年苏联的援助全部给国民党政府的事实。而中共的策略是：在抗日战争中珍惜自己的力量，以准备同国民党作最后的斗争。“目前的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我们只要注意“使国民党觉得我们正在打就好了”。中共对莫斯科的话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海茵茨希对这一时期的结论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而毛泽东随着他在党领导中的地位的加强，日益坚持他自己的、独立于莫斯科的、首先是以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为目标的政策。 对这一时期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种种细节，书中有独到的甚至是披露性叙述。如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以及他是如何处理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又如“西安事变”中，中共先是持处死蒋介石的立场，而斯大林和《真理报》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鼓励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联蒋抗日”，尽管中共领导对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犹如“晴天霹雳”，但最终还是服从了。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这一主题来说，海茵茨希认为1935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作为前史比1935年以前的时期更具有重要意义。
复杂的外交角逐
作为前史的最后部分更加精彩。海茵茨希认为把1945年至1950年，也就是“签订两个中苏条约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作为研究重点是很有意义的”。如他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中国可观察到一场复杂的外交角逐，其主角是苏联、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方都试图取得尽可能强大的地位，以便在战后建立新秩序方面占据有利的地位。为达到此目的，各方相互猜疑、窥视，并试图相互利用。”
战后，美苏两国展开了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对抗，美国不想看到苏联在中国赢得强大影响，成为未来的劲敌。斯大林要把南库页岛和干岛群岛并入苏联，要确保对外蒙古的控制，要在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站住脚，在新疆保持一定的影响，还要阻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存在。斯大林多次表示，苏联要恢复沙俄1905年以前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雅尔塔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无利可图，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目作战?中国没有代表出席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也认为，没有必要让其中国同志及时了解会议的整个进程。 新的资料出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在满洲问题上的两面派手法也开始被暴露在新的光线之下”。书中以大量史料证实苏联是如何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第一个中苏同盟条约，从而使国民党中国接受了苏联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恢复沙俄时期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的要求；同时苏联又逼迫中共撤离城市，却暗地里把日本军火提供给中共部队的。 斯大林甚至威胁到莫斯科谈判的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放弃外蒙古，这对中国更有利。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外蒙古将会成为联合所有蒙古人的一个因素，这对中国也是不利的。”在蒋介石的被迫同意下，宋子文在斯大林在满洲、新疆和不支持中共等问题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后，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使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以签订。 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他将与美国一起促使中国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震惊。条约和苏联随后的态度让中共雄心勃勃的计划和 苏联对中国进行有利干涉的期望破灭。 莫斯科最感兴趣的是：一方面保持在满洲的特权，一方面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发生公开冲突。1945年10月斯大林敦促中共部队赶快进入东北，并提供了大量武器，11月又把中长铁路沿线地区移交给国民党军，并让共产党部队后撤50公里。莫斯科还提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也就是要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安排。 海茵茨希在引述了许多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的史料后，认为：“尽管莫斯科在满洲的态度，开始时犹豫不决，后来又不断变化，但可以认为，苏联的满洲政策对共产党的获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斯大林希望通过暗地里的帮助，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并从而使它成为苏联在满洲的某种形式的代表。”
1948年秋天的辽沈战役后，中共控制整个东北，进而在1949年在大陆打败了国民党。海茵茨希研究的是“苏联在中国同志胜利进军方面究竟提供了多少物质援助”。结果表明：“苏联在占领满洲时向共产党部队移交了武器，以及在建设方面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但这是作为对拆运大批满洲工业设备的补偿。除此之外，中共从1945年至1949年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这一章中关于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的记述也很有意思。据《毛泽东选集》和我们多年读的各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记所载，中共中央决定、是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毅然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而如书中所录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是莫斯科几次发来密电，敦促毛泽东去重庆的。1949年七八月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曾对斯大林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打算去重庆，周思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十多年后的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说：“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莫斯科的谈判
当中共即将胜利的前景最终明朗时，斯大林和毛泽东于1948年底终于取得了共识：有必要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以调整相互关系。在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苏联两次高层访问作为铺垫后，经过多次磋商和时间变动后，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旅行。
毛泽东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不冷不热的接待，场面的热情程度还不如1945年宋子文来访。到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是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两人当时的职务同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毛泽东当地时间中午到达莫斯科后，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直接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1945年的条约。刘少奇访问时给苏联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维持原状。斯大林清楚地表明，他主张第一种方案。斯大林保留旧约的意思很清楚，他要维持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获得的利益，他不愿因改变涉及满洲的中苏条约规定，而拿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去冒险，这些领土是他在雅尔塔通过牺牲日本而取得的。
在毛泽东请求苏联在进攻台湾时提供直接军事支持时，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反应。正如他对刘少奇说过的那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的冲突”，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16日的会谈，毛泽东很不满意，尤其是条约问题。在他看来，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对旧中国外交遗产的否定，是新中国外交的决定性组成部分。他要以此来结束中国殖民时代，并为废除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一个先例。海茵茨希分析说：“可能是因为毛没预料到斯大林会一反当年春天和夏天两次高峰会谈时的比较好商量的态度，而采取了僵硬的拒绝签订新约的态度。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下，毛一时没有想好对付的战略。” 这之后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举行实质性的会谈，连继续会谈的日期也没有约定。按毛泽东的话说，他是“在别墅里睡大觉”；斯大林说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同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斯大林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毛泽东还同科瓦廖夫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也拒绝了去苏联各地参观的建议。这些情况显然都在斯大林的掌控中。 1950年的新年到了，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维辛斯基外长的委托来拜访毛泽东。就生活和健康的闲聊后，毛泽东说他要缩短在苏联的行程，也不想公开演讲。他在谈话中说：缅甸和印度都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英国和英联邦全体国家也准备承认北京(这些信息毛泽东十多天前就知悉了，此时说出自有用意)。他还表示，他只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苏联其他领导人讨论“实质问题”。 几乎是同时，斯大林从情报得知，美国要改变对东亚的政策。也就是几天后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美国将不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并努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成了谈判桌上看不见的对手。斯大林明白，如果台湾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被中共占领，那么北京与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也就消除了。北京与伦敦的关系正常化同样会促进中美的接近。 毛泽东要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近，这是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刚嗅到危险的气息，他就采取了步骤。1月2日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在毛提出要签订新条约时，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这说明斯大林在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接下来就是具体事务了，周恩来动身来莫斯科商讨条约的条款，维辛斯基表示要采取行动取消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北京政府取而代之。 尽管有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调，但签约谈判也并不轻松，每个事项、每个环节都是一番较量、几番坚持和妥协。东北、新疆、经济援助……最为棘手的条约内容是涉及东北的三个问题：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最终是苏联做了妥协，而外蒙古按斯大林的意愿没有提及。妥协之时，斯大林可能就设想用朝鲜替代将要失去的中国东北、用釜山和仁川的港口替代旅顺口，这又为朝鲜战争埋下了伏笔。
真正的盟国
关于毛泽东这次莫斯科之行，许多当事人后来写了许多回忆，档案披露，尤其是苏联档案的解密，使研究者可以鉴别回忆的真伪。从对比中可见一些两国当事人的许多叙述是不可信的。比如：12月16日傍晚参加会见和谈话的中方翻译是师哲，苏方翻译是后来成为苏俄著名汉学家的费德林，两位先生事后几十年都出版了回忆录，都有大量文字记述这一事件，但两人叙述有明显差异。对参加会见和谈话的人物这 一重要史实两人的说法就有很大不同。师哲说参加会谈的有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当时苏共有12位政治局委员)，费氏印象是除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外，只有双方的两位翻译。而事实是他们两人说的都不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是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约·维·斯大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谈话记录》，还有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收录的毛泽东1949年12月18日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苏双方两份档案一致记录的是：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除斯大林外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还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及翻译。苏联档案还是费德林记录的。 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以往以师哲的回忆为主要依据，认为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说法，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档案证明第一稿出自苏方，档案中有苏联外交部先后六次修改的草案文本。中国学者沈志华在《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一文写道：“(1950年)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显然，匆匆赶到莫斯科的周恩来是起草不出这样的文本的。” 2月14日条约签字了，两个大国正式成为同盟，但还缺少信任。斯大林和金目成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并没有同中国同志商量，直到美国在仁川登陆，金日成陷入困境、斯大林焦头烂额之际，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朝鲜，海茵茨希和许多中西方学者认为：直到此时，斯大林才真正相信了毛泽东，把中国作为了真正的盟国。当然这种同盟维持了不到10年，《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也就名存实亡了，这是后话，不再冗言。 正如海茵茨希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苏联扮演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角色。”对我这样1949年以后出生，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先是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和影响下生活，接着是全国人民批判和漫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是在“社会帝国主义”核弹头的威胁下“深挖洞”，直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国关系才算正常化，北方邻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渐渐少了。但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 海茵茨希写道：在冷战结束前，“西方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的是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出版物，而它们在新闻检查的驱使下，不得不严格地保持在党确定的历史解释范围之内。档案几乎不能引证”，“莫斯科档案馆的大门打开了，虽然不是全部敞开，但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缝”。他还希望“档案文件的公开化能扩展到苏联与共产党中国关系的所有领域，从而有可能重新研究和评价这一关系的全部历史。可惜，这一期望未能实现。” 这一期望总有一天会实现，中外学者和想知道真相的普通人都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