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杰出的音乐家，比如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张清常先生。
　　关于张清常，可以说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两所大学的校歌都与他有关，一是西南联大的校歌，一是浙江大学的校歌，特别是前者，流传极广。不过，这中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
　　张清常曾谈到当时浙江大学校歌的制定过程，如在《忆联大的音乐活动——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中，他说：“我是搞语言学的，音乐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由于爱之甚深，所以音乐竟成为我青年时期在学习和工作以外的主要活动”(《张清常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当他在广西宜山的浙大任教时，就曾创作过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谱，1938年12月，他的恩师朱自清从昆明写信来嘱咐他做这项工作，朱自清还寄来了供他选择的两份歌词，一是语言学家罗庸先生所写的《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一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的新诗体的校歌歌词：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张清常回忆说：“我反复吟诵，再三考虑，认为罗词上阕悲愤，下阕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做校歌。于是把罗词谱成男女声四部合唱曲。”至于冯友兰的词，则分别由马约翰、沈有鼎谱了曲。此外，张清常还谱写了《敬献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附中校歌》《西南联合大学附小校歌》，其中《西南联合大学附小校歌》的词、曲，都是张清常自己创作的。
　　后来，张清常谱写的《西南联大校歌》传遍了大江南北。至于另外一首著名的大学校歌——浙大校歌，张清常回忆他曾于“1939年指挥过浙大学生优秀歌手组成的合唱队，为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作词)谱曲”，因此，“1940年秋我到昆明西南联大后，校内的音乐活动就常有我一份”。
　　张清常的这一回忆，与我们所知道的浙大校歌制定的过程不一样。那么，浙大校歌究竟是应尚能(国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谱的曲，还是如张清常所说，是他谱曲呢?这很有考辨的必要。
　　
　　一
　　
　　先要说说浙大校歌诞生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浙大开始西迁，其时马一浮先生逃难至开化，竺可桢校长等议及浙大此前屡次邀请马先生到浙大任教不遂，而此时马先生也表示愿意到江西来“避难”，托人“嘱相容于浙(浙大)”，众人于是一致赞成再次邀请马一浮到泰和的浙大，聘其出任“国学讲座”。
　　1938年4月3日，马一浮抵达泰和讲学，其讲稿后来汇集成为著名的《泰和会语》。
　　此时也正是竺校长考虑为学校制定长远办学宗旨的时候，1938年6月26日，在泰和肖氏宗祠举行的浙大第11届毕业典礼上，学生们集体吟唱了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首歌曲正是马一浮嘱咐当时也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先生托人谱曲的，竺校长听后，顿时产生了制定一首浙江大学校歌的想法。
　　根据张清常的回忆，他是1938年由吴宓推荐到广西宜山的浙大中文系做专任讲师的，而那时张清常和丰子恺都因在浙大教授白话文而引起浙大文科主持者的不满(梅光迪、郭斌龢等此前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从这一点可以推断：马一浮嘱托丰子恺觅人为张载“四句教”谱曲，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张清常，而后来张清常又将之误忆为是马一浮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了。
　　浙大迁至广西宜山后，1938年11月19日，竺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决定请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12月8日，在校务会议上，众人讨论了马一浮撰写的校歌歌词，决定邀请人谱曲。
　　1939年8月，校歌编写完成，竺校长要求各学院学唱校歌，同时邀请当时的三个演唱团体——“回声”、“大家唱”、“飞燕”来校演唱校歌，且连续唱了三次(每次三分钟)。浙大校歌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竺校长经常在讲演中讲解校歌的内涵，鼓励学生唱校歌之曲、行校歌之义。
　　1939年11月11日，浙大师生在遵义丁字口庆华电影院的“总理纪念周”上集体演唱了校歌，郭斌龢先生于次日撰成《本校校歌释义》，介绍和解诠浙大校歌制定的过程及其意义，这是关于浙大校歌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正是在这篇文献中，郭斌和明确提及：此歌系马一浮作词，应尚能制谱。
　　“西南联大校歌”以其词曲的“悲愤”、“雄壮”而为人称道，而“浙江大学校歌”正如当时郭斌龢先生在《本校校歌释义》所说的：“感觉美中不足者，不外三点：一以为校歌太庄严；二以为校歌太难懂；三以为训诲意味太浓厚”，当然主要是歌词中引用了较多的古典，而且是文言文，不太通俗，读起来也有点拗口，竺校长当时也曾考虑加以改写(据说曾请丰子恺先生另写，但丰子恺考虑到自己是马一浮的学生辈，遂委婉谢绝)，但又觉得马一浮所写的歌词虽然文辞艰涩，但含义十分深远，能够体现出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
　　总之，“浙江大学校歌”如郭斌和在《本校校歌释义》一文中所说：“一国立大学之校校歌，代表一大学及一国之文化精神，事极重大，非同等闲。本校以前尚无校歌，前年在宜山时，由校长敦请马一浮先生拟作一歌，迭经同人商议，决定采用，并请应尚能先生制谱……”而张清常先生晚年所回忆的为“浙江大学校歌”谱曲，应该是为张载“四句教”谱曲(不妨将它视为正式的“浙江大学校歌”出现之前的浙江大学“代校歌”)。
　　
　　二
　　
　　再来介绍一下张清常先生。
　　张清常(1915～1998)，著名语言学家，贵州安顺人。
　　张清常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岁时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赵元任、罗常培、朱自清、杨树达等。1938年，张清常毕业后在家乡的贵州都匀师范学校教书，后由吴宓推荐，赴广西宜山浙大中文系做专任讲师。不过，在后来他的回忆中，浙大的经历却是一段不愉快的岁月。他说：“很遗憾!从1938至1940年在浙大，我与‘学衡派’公推的‘贾母、王熙风’相处两年，而‘王熙凤’又恰恰是中文系主任，我的顶头上司，我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这是指因为思想观念不同，张清常在人事上受到了排斥。他又回忆说：“‘王熙凤’打算第二年不给我发聘书，告诉了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原举荐人吴先生。吴先生坚决不同意，力争必须续聘。因为吴先生的声色俱厉，我才得保全。这件事被西南联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知道了，聘我到联大任教，跳出了‘王熙凤’的手心”(《肝胆照人的吴宓老师》)。
　　张清常还回忆说：“当时浙大文学院长是梅光迪，刚创建中文系，主任是郭斌 龢，都是标准的、毫不动摇的‘学衡派’。我一登上讲台，讲课内容和观点完全是北大、师大、清华老师们传授的。在我教的班上，学生的作业、作文一律用白话，加标点，分段；可以用钢笔，可以横行从左往右书写，可以写简体。一句话，我给浙大中文系带来了瘟疫，我也教农学院、工学院的‘大一国文’。我上任以前，听说过‘学衡派’，也知道《红楼梦》有贾母、王熙凤。原以为远在天边，却不知近在眼前。我好斗，越斗越勇。按照梅、郭的意见是马上端茶送客。郭对我讲：‘我们不知道你这么年轻，早知道不请你。’我不理会，一直在浙大任教两年”(《纪念吴宓老师》)。
　　张清常的回忆，并不是空穴来风，如当时胡适、沈从文等都对浙大的文科有所不满。当然，他们那时候具体的分歧和矛盾，还需要认真的分析。梅光迪、郭斌龢等都是为浙江大学、特别是浙大的文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当年的主张和措施也未必是“落伍”或“保守”所能说得清的。
　　张清常离开浙大后，从1940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是当时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46年至1957年，张清常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又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后来他被借调至内蒙古大学中文系长达十余年。1973年，张清常得以重回南开大学中文系，1981年又调至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张清常特别重视对语言(尤其是语音)、音乐、文学三者关系的研究，他还非常重视边缘学科的发展。他著有《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音学论文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尔雅一得》《战国策新注》等多种著作。
　　
　　三
　　
　　再说说“浙江大学校歌”的谱曲者应尚能先生。
　　应尚能(1902～1973)，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音乐家，宁波人。
　　应尚能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1927年赴美国留学，入密歇根大学工学院读机械工程，后转入该校音乐学院。1929年毕业后，应尚能回国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一度主持过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实验巡回合唱团”，后历任国立音乐学院、戏剧专科学校、社会教育学院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兼主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等。
　　应尚能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介绍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在上海举行过个人独唱音乐会，曲目以中外艺术歌曲为主，尤以演唱舒伯特的歌曲见长。此外他还创作了歌曲、合唱曲和练声曲等一百五十余首，其中代表作有《吊吴淞》《国殇》《无衣》《带镣行》《夜歌》和合唱曲《请告诉我》等，出版有歌曲集《教我如何不想他》《燕语》《创作歌集》《儿童歌曲集》和《荆轲插曲》等，另著有《乐学纲要》《我的声乐经验》等。
　　应尚能先生在“文革”中因遭受迫害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