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75年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87年更名中国地质大学，编者加)，后留校被分配在普通地质教研室，虽然与王鸿祯老师同属一个系，有段时间也曾与王老师住楼上楼下，但那时很少来往，接触也不多。在我们学生眼里，王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说话很少，很严肃的一位学者。我真正接触和深入了解他是从1973年编制《亚洲地质图》开始的，《亚洲地质图》一书的出版延续到1982年。1979年我又有幸参加了由王老师主编的《中国古地理图集》编制工作，从那时算起，我与王老师共事有十多年，在他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和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王老师通晓英、法、俄三国语言，其中尤以英语最为出色。编制《亚洲地质图》的过程中，许多亚洲国家的地质图件和文献多为英文，我们这些年轻人只有高中的英文基础，遇到翻译难题都求教于王老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1976年，《亚洲地质图》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引起与会者的广泛重视，会后世界地质图编图委员会立即与我国有关部门联系，要求我们参加编图工作。
　　王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以及他拥有的广博学识，决定了他在编图组中的学术指导地位。从编制《亚洲地质图》的总体学术思路，到全亚洲不同时代的地层对比、构造单元的划分，和总体构造格局的厘定，乃至全亚洲地质历史的阶段划分和演化经历，无一不是在他的参与下，经过集体讨论而最后确定的。他将亚洲划分出六大地层区，即南亚大陆区、南亚陆间区、中轴大陆区、北亚陆间区、北亚大陆区和环太平洋区。这一划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属首创，而且因它符合地质实际而被中外学者们广泛引用。《亚洲地质图》被国际地质学界公认为具有一流水平的学术成果，而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王老师将地质研究渗透于编图的全过程中。1981年，《亚洲地质图》及其他地质图件一起获全国科技一等奖。
　　《中国古地理图集》编制是王鸿祯老师向原国家地质总局(现国土资源部)领导建议和申请下来的一项任务，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武汉地质学院共同负责，另有贵州工学院等单位人员参加。《中国古地理图集》是一本揭示我国境内古地理演变和地壳构造发展基本过程的专著，在这本图集里，王老师首次把我国的沉积环境与构造背景结合起来，将古地理研究与古构造结合起来，将板块构造与传统构造结合起来；并且首次提出地壳叠接消减带和地壳对接消减带的概念，在图集的最后还总结编制了《中国大地构造分区简图》。这本图集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图集》的编制过程中，他多次召开全体编图人员会议讨论和讲解编制的總体设计；在具体实践中，他又详细听取了每位编者对所担负的各时代地层的划分对比、沉积岩相的确定、古地理和古构造位置的关系等等的汇报。有不同意见时，他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是与编者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直到取得共识为止。他对每一幅图的中英文图例和中文说明都进行了弹细审校，总论的英文，是他亲自翻译的。他对地图出版社的编审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也认真对待。
　　《中国古地理图集》是由中国地质图制印厂清绘、制版、印刷的。中国地质图制印厂当时设在山西长治市的山沟里，交通很不方便，食宿都在工厂的招待所里。为了《图集》的清绘和制印，王老师亲自去了几次。第一次就在那里住了近半个月，对清绘好的一批图件进行现场审查。有一次我与王老师一起回北京，厂里用车送我们到长治火车站，我们要坐夜车凌晨到河南新乡，然后再转车回北京。夜车是硬座，在车上，王老师还很精神地和我讨论《图集》的清绘和制印问题，同时还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当时我正犯五十肩(肩周炎，编者加)，行动不方便。
　　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学生经过他的身传言教终生受益，他以优秀的人品和大师级的才华，影响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子。如今，王老师业已驾鹤西去，留下的是我对他无限的崇敬和缅怀。他的求实、求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严己宽人，爱护晚辈，不计个人名利的品德；毕生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地质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