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
　　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40后”、“50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广播、标语、语录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
　　北岛依然是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中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他的七十年代叙事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也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那样任意溢出。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他似乎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而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的范迁，恐怕永遠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流毒至今。范迁则引自已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极权可以控制的。对他们而言，宽恕“文革”，意味着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
　　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
　　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很难找回来。现在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民族的过去的感知、遗失了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变得虚无。
　　
　　《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美】保罗·克鲁格曼著陈宇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具个性的作品之一。收录的文章主要来自保罗·克鲁格曼于1995年秋到i997年夏间发表的经济散文和评论。
　　
　　《晋商之死》
　　木萱子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本书剥除了关于晋商的种种外衣，以历史的同情眼光，深入分析了晋商悲凉的发家史，讨论了晋商先天即有而后展现的“小格局”，以及种种丑陋与劣根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俞天任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日本人喜欢把飞扬跋扈，自以为是而又昏聩的人称为“大本营参谋”，不少“二战”幸存者都会痛骂“大本营参谋”，本书细致全面地描绘了这个臭名昭著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