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丹（1892—1927），字仲钊，1892年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城关镇，1901年入读武昌普通中学堂，后转入湖北陆军小学堂。1910年，耿丹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组织革命团体竞存社、黄汉光复党，不久加入共进会。1911年参与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大会，筹划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耿丹率陆军中小学生参战。汉阳保卫战时，耿丹任战时总司令参谋，协助黄兴布置汉阳防务。1912年，耿丹任湖北军政府近卫军标统、鄂军第五师团长。后因不满南北议和，遂辞职。1913年，耿丹参与组织湖北改进团“反袁倒黎”，失败后隐匿北京，后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19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师，次年至鄂，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和商科大学教授，后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和北伐。1926年，耿丹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副军长。1927年8月，耿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57年5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耿丹为革命烈士，向其亲属颁发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参加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辛亥首义一举成功，起义军攻破湖广总督府，占领武昌城，全国为之震动。
　　在陆军第三中学的耿丹因事先参与谋划，当晚率该校学生宣布起义，整队入城，连夜经中和门，向黄鹤楼集中。次日黎明，耿丹到湖北陆军小学，传达起义消息，发表演讲，鼓动“推翻清朝，打倒专制，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第一要务”，号召同学们“急起直追，奋勇前进”（周克之：《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军始末记》）。同学听后欢声雷动，列队入城，壮大了革命声威。
　　湖北总督瑞征、第八镇统制张彪等清廷官吏于起义纷乱时潜逃。上午，耿丹率领学生军1000余人来到都督府，“树以兴汉灭满的旗帜”，加之革命党人咸以“资望”为号召，仓促间推举原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府都督，同时组织谋略处，以处理战时紧急军政大事，耿丹被任命为学生军大队长，担任都督府的警备工作，分守官钱、铜圆、军实各局。顿时，“军心大振，商民乃安”（何锡蓄：《湖北起义战守实录》）。
　　下午，清军第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乘革命军派出守城之机，率领残兵200余人，偷袭都督府，企图劫持黎元洪。黎元洪见大局未定，闻听枪声，不知所措，悄然溜出都督府。耿丹等指挥学生奋勇反击，将郜部击退，旋即在蛇山附近将黎元洪找回。10月17日，黎元洪见革命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和汉口，革命党人把各方面布置得有条不紊，才正式宣布就职，委刘佐龙为执事官兼禁卫军司令，耿丹为禁卫军团长（傅光培：《回忆耿丹烈士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中的勋绩》）。
　　瑞征、张彪逃走后，暗将武昌首义之举电奏清廷，清廷立即派清军从水陆两路大举南下，很快占领了汉口。10月28日，黄兴来到武昌，担任战时总司令，指挥阳（汉阳）夏（夏口，即今汉口）战役。耿丹出任总司令部参谋职，在汉阳城西昭忠祠司令部，襄助黄兴布置汉阳防务。
　　11月17日反攻汉口，由于大雨，革命军在航落口、琴断口渡河后失去控制，左翼部队开始动摇。清军乘机发起反扑，用机枪猛烈扫射。耿丹奉命以军令官兼督战官衔冒雨前往督阵，与清军在玉带门一带苦战，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清军由黄金潭渡河占领汉阳。耿丹撤至汉阳龟山，“亲自发炮，击柴渡河清军多人，敌惊愣……黄（兴）公乃得运辑重军械入武昌，不以资敌”（耿丹碑文语）。
　　24日，清军在龟山向武昌炮击，都督府开始中弹起火。黎元洪见革命军连遭挫折，武昌岌岌可危，便密令秘书胡朝宗携带都督大印，自己坐着小轿，从大东门向葛店方向退逃。30日，驻汉口英国领事葛福居间斡旋，带着北京英公使朱尔典的训令和“北洋悍将”冯国璋的停战条件到武昌都督府谈判，次日达成协议，急需黎元洪签印。耿丹等遵照总司令吴兆麟的指令，策马直追，至天黑在九峰山将黎元洪追上，劝其返回武昌议和。
　　12月2日，黎元洪和冯国璋签订停战协定。1921年1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兼鄂军都督。湖北革命军整编为8个师，耿丹随禁卫军改编为第五师团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孙中山被迫于2月15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耿丹眼见孙中山和同盟会一些重要领导人相继下野，革命政权落入旧官僚和立宪派手中，湖北革命军也逐渐被前清旧军官所掌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内心十分悲愤。他积极活动于革命党人之中，鼓吹“二次革命”，起兵讨袁。
　　1913年4月，耿丹与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县华林秘密召开会议，决定组成湖北“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之后，耿丹奔赴上海，参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反袁军事策动。7月，因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又迟迟不发，耿丹“以事秘密返里”，策动湖北“改进团”驱师东进。不料一到武汉，只见黎元洪开门揖盗，已请来北洋第六、第二师入鄂镇压革命，“改进团”早于5月被破坏，许多革命党人遭到枪杀和通缉，此时沪宁战事也都因孤立无援，全线沉寂。“师督段芝贵侦知，网罗四布”（耿丹碑文语），捉拿耿丹，耿丹遂潜至北京隐匿。
　　宣传马克思主义
　　早在1912年7月，为了对付革命党人，黎元洪曾提出三条办法：或劝他们出洋深造，以资遣散；或送到北京将军府或省将校补充团，用高爵厚禄笼络起来；不听劝告、收买的，则采取各种办法杀害。耿丹选择前者，抱着学成以后回国为民效力的善良愿望，申请出国留学。
　　對尚未撤销通缉令的耿丹，黎元洪念其于武昌战事中两次将自己找回，自己始能登上副总统的宝座，于是批准耿丹同李四光、赵师梅等12人作为北洋政府的首批留学生，资遣出国。1913年，耿丹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耿丹身处异邦，时刻瞻念祖国前途，奋发学习。他在给妻子张笃和的信中憧憬着祖国的政治清明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企望归国以后他们能在“治事之暇，质疑问惑，簿灯对读”，尔后，能“借隐于山明水秀之乡，读书自娱”（张笃和：《仲创墓表》）。他撰有《国际投资论》等专著，学期届满，耿丹以卓异成绩获伦敦大学经济科博士学位。
　　1919年6月，耿丹学成回国。他先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家住北京西城文昌巷，结识了同校文学教授陈独秀、经济学教授李大钊，相互过从甚密。陈独秀、李大钊主持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组织和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令耿丹内心无比愤懑。北洋政府拟聘他为法制局参事，他坚辞不受。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的长篇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人民必然爆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对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国际、国内根源做了科学的阐述。文章发表后，激起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共鸣。
　　1920年底，应湖北辛亥革命友人的邀约，耿丹回到湖北，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和武昌商业专科学校教授，主讲公民课和经济学。此时，李汉俊已约请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又来到武昌高师担任社会学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政党的创建工作。耿丹很快结识李汉俊，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同在武昌高师宣传新思想，深受学生敬仰。
　　1921年3月，耿丹參加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听取李汉俊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还经常到红井巷李汉俊住所，同陈雪涛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言论主张，展开激烈辩论。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耿丹团结进步教授，鼓吹新思潮，学校风气为之大开。过去学校当局实行禁闭政策，上课在教室外窥视，早晚要到班上点名，不准学生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动辄开除学生，以致有的学生因精神窒息跳楼自杀。耿丹等大力倡导民主风气，鼓励学生自治；允许学生请假外出，社交公开；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己管理，食堂分南（以米食为主）北（以面食为主）两个，经济公开，如有克扣舞弊等事情，学生可向包伙老板罚款。对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可建议学校解聘。
　　1922年1月1日，武昌高等师范成立武汉地区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同年，湖北女师进步教员黄负生、刘子通因提倡女子解放，被无理解聘。学生夏之棚因挽留黄负生、刘子通，被无理开除。耿丹和武昌高等师范学生自治会，积极奔走于湖北教育界，支持女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并首先在武昌高师开放女禁，将被无理开除的夏之棚等学生招收进来，实行男女同校。
　　校长谭锡恩是个老学究，对学校一系列变革极为反感，请来军警镇压学生，无理勒令13名进步学生退学。在耿丹的支持下，学生自治会发起驱谭运动，组织代表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将谭解聘。不久，谭锡恩被迫辞职。
　　参与组织工运学运
　　1923年1月，李大钊来到武昌高等师范讲演马克思主义，参加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准备工作，找到耿丹、李汉俊。2月7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耿丹参加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推动武汉各工团、各学校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举行同情罢课，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耿丹被指名通缉。他当即同李汉俊经上海到达北京，找到陈独秀，策动湖北籍国会议员胡锷公在众议院对镇压罢工的元凶、湖北督军肖耀南提出弹劾。不久，耿丹仍回到武昌高师和武昌商大担任教授。
　　耿丹主持武昌高师教务以来，力谋扫除积弊，打破党派，延揽人才，受到学校进步师生的拥戴，也受到学校经心派首领黄际遇等人的拼死反对。黄际遇等一面勾结经心派教师结成攻守同盟，一面收买部分学生联名驱耿。该校进步师生早已看透经心派“接近官僚政客，行动为人们所不齿”，信任耿丹，故驱耿揭帖甫出，反对声浪即大振，黄际遇等人的阴谋未得逞。
　　耿丹回校时正值暑假，虽然社会上的政治迫害有所缓和，但学校的反动势力仍很嚣张。黄际遇等勾结同党10余人，包围校长张继煦住所，要求免去耿丹的教务主任一职，以黄际遇代之。张继煦也是经心派的元老，遂在“逼官之剧”中扮演滑稽角色，装出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将耿丹教务主任之职转让给黄际遇。
　　黄际遇得势，愈肆横行，利用同党，煽惑“理科学生揭帖逐耿丹、李汉俊、胡小局等文科大教授”，而“文科学生以耿、李等学识优长，教授得法，平日素所信仰”“自当拼死反对，因而彼等此次阴谋又未实现”（仲雯：《湖北教育界之反动趋势》）。
　　黄际遇等不甘心，便利用“二七工潮事件”，多次去河南洛阳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处密告耿丹、李汉俊，1924年春，两湖巡阅使署再次通缉耿丹、李汉俊。
　　1924年9月，武昌高等师范改名武昌大学，校长张继煦同时去职。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湖北宣告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学校一直无人主事，校务停顿。经李汉俊、郁达夫等进步教授活动，11月14日，湖北督署不敢违抗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任命耿丹代理武昌大学校长职务。黄际遇等大肆反对，以“同人等不欲乃居暴力之下”为借口，一方面胁迫七八名同党先后停止教学，一方面于当日借口“饭食不洁”，敲诈学校厨房数十元之罚金，收买一部分学生“大吃西餐”“以作出发请愿之善诱”。12月22日，黄际遇等“强迫学生出发请愿，但学生借故避而他之者有三分之二，少数女生，躲入厕所，亦为彼辈拉出去请愿，结果由占该校教授全体十四分之一之六大教授，率领百余人之学生，向肖耀南之衙门进发”（仲雯：《鄂师大校长风潮怪剧》）。
　　1925年1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石瑛回到湖北，接替武昌大学校长。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耿丹积极策动进步师生参加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分子惨杀中国同胞的血腥暴行，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石瑛不敢直接阻止，便在学校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发展会员，网罗党羽，排斥进步力量，以孤立革命势力。耿丹、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驱赶石瑛的学潮。最终军阀督署害怕学潮扩大，让石瑛辞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职务。 　　为革命壮烈牺牲
　　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到达武汉，暗中收买夏斗寅、何键、刘佐龙等两湖旧军人，密谋反共，分裂革命统一战线。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消息传来，武汉军民义愤填膺，刘佐龙却暗中“密与蒋方信使往还”（《刘佐龙与耿丹》）破坏革命。面对这种情势，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为提高革命战斗力，对党政军各方面人事都进行调整，特任命耿丹兼任第十五军副军长，以加强对刘佐龙的控制。
　　耿丹对此情势早有警觉。他得到驻防宜昌的独立十四师政治部代主任李伯刚报告，說该师师长夏斗寅有异动之势，“同时与刘佐龙部勾结，要刘在夏部攻抵武汉时响应”（傅光培：《回忆耿丹烈士》）。5月15日14时，适逢林伯渠参加耿丹兼任副军长就职典礼，耿丹报告此情况。16日，林伯渠在军委会上报告“夏部抵咸宁、蒲圻间”，商讨对付办法，决定由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计1000余名学生，加上第四军新兵团和教导营，组成中央独立师，由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统一指挥，阻击叛军。17日，叶部与敌激战。夏斗寅部全线崩溃，狼狈逃跑，令刘佐龙不敢轻举妄动，武汉转危为安。23日，耿丹与林伯渠欢聚于东坡楼，其时，中共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耿丹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夏斗寅、刘佐龙的各种情况。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发出“分共”通知，限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于7月底前退出，或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方可继续任职。耿丹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依时发表公开声明，愤然辞去本兼各职，24日22时，耿丹在湖北省党部后楼何羽道宿舍出席一个紧急会议，参加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及退出省党部的共产党员何羽道、钱介磐等人。会议讨论了国共分裂后的政治形势，商定要立即组织力量到鄂东地区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
　　耿丹辞职后，其十五军副军长职位由早已叛变投蒋的刘叔模继任，刘叔模在武汉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8月1日，蒋介石挟制唐生智，以反共为条件，诱其叛变。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的危机，在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对唐生智及其部属进行过缓解和争取工作。9日，蒋介石又利用刘佐龙痛恨耿丹“告密”事，派特务唆使刘佐龙捕杀耿丹，同时咬住唐生智，设一箭三雕之计。11日下午，刘佐龙突然打电话请耿丹前往查家墩军部议事。耿丹接电话后，即带勤务兵罗前泽等驱车前往。
　　耿丹一到军部，刘佐龙副官刘智即将罗前泽及车夫关在楼下，让耿丹只身上楼。刘佐龙大声指责耿丹不应该说他是反革命，更不应该说他克扣士兵薪饷等话，随即令其左右将耿丹绑出军部左侧，以“煽惑军心”为罪名，击掌为号，鸣枪将耿丹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