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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代表作《宠儿》（Beloved，1987）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被评论家视为“黑人文学历史的里程碑”。该小说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重构玛格丽特·加纳的故事，深刻揭示了蓄奴制下美国黑人奴隶的生活状态及其遭受的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析莫里森在《宠儿》这部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观和艺术观，为非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美国人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思考的平台，展现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民族意识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莫里森 《宠儿》 新历史主义 重构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坛璀璨的群星中最亮的一颗巨星，她的小说成就标志着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继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她是黑人妇女文学的最高代表，先后于1977年、1988年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图书奖，并于1993年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发表于1987年的第五部小说《宠儿》是莫里森最震撼人心、最成熟的代表作，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2006年初，《宠儿》被《纽约时报》评为“二十五年来最佳美国小说”第一名。莫里森作为一名美国当代黑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以彰显性别、种族和文化为主话语场”。莫里森是个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浓厚的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为背景，其中《宠儿》这部作品最能代表她反思过去、考问美国历史。她以《宠儿》为例，通过重构玛格丽特·加纳这一真实历史事件——宁肯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愿意让他们遭受奴役，揭示了奴隶制对人性的摧残。
新历史主义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强调文艺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其实质是借助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边缘性话语对文本进行重新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予反思。新历史主义关怀边缘社会群体，其文本侧重边缘群体的历史叙述，而莫里森关注白人社会中黑人的声音，倾听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心声；并通过个人生活的“小叙事”来反映“宏大历史”，由此可见她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2000年，林登·彼奇（Linden Peach）出版了《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一书。他在此书的第一篇文章《传记与批评语境》（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Contexts）中指出了解读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的方法，并提出新历史主义视角是解读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的适当途径。
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视角阐释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认为莫里森重构美国历史上玛格丽特·加纳事件，旨在重现那段缺失的记忆，反思美国那一段罄竹难书的奴隶制历史，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二、文学与历史的融合
“新历史主义”的首创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教授。1982年，他在《体裁》（Genre）杂志上首次提出新历史主义批评，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作截然划分的假设”发起了挑战，主张将文学文本（text）与历史语境（context）相联系，将文学作品纳入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阐释；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文化性、现世性和社会性，是特定历史、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参与历史的建构并对历史的塑造发挥能动作用。艺术家的创作必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其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矛盾现象。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通过对文本的历史情境进行解读，把文本置于多种多样、复杂的文化之中，对主流话语权利运作的复杂关系进行揭示，从而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即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莫里森在创作《宠儿》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关系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
《宠儿》的素材直接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莫里森在兰登书屋编辑的《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1974）。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莫里森收集整理了许多被主流历史摒弃的黑人文本、照片，编辑成了此书。该书收集了美国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的史料，被称为美国黑人历史的百科全书。莫里森曾言《宠儿》女主人公的原型是黑人女奴玛格丽特·加纳。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带着四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奴隶主带人追到她的住处时，加纳意识到自由的希望已然破灭，她抓起小斧头，毅然结束了小女儿的生命，并企图结束其他几个孩子的生命。最终加纳被关进了监狱，其命运众说纷纭。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及其为孩子选择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做法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刊登在當时的各大报纸上，废奴主义者把它当作现成的宣传材料。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当时就预言，将会有人从加纳的这一做法中获得灵感：“历史将把她的名字传给下一代，玛格丽特，这个奴隶母亲，将为画师的铅笔提供振奋人心的主题，为诗人的歌咏提供鼓舞人心的主题。”
莫里森被故事吸引的同时，也觉察到小说家创作的难度，她说：“历史中的玛格丽特·加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得探求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很明显，莫里森突破了历史题材的局限，更多地使用虚构和想象，通过再造“历史语境”，来重现“历史记忆”，以期达到审视和反思现实的目的。
三、重构历史记忆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及“文化诗学”时曾倡导“小历史观”，即一种进入社会边缘生活层面的历史阐释。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道：“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言语再现那些被掩埋的话语，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重述了什么，取决于他们用新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话语。”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擅长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他总是将视野拓展到一些为“通史家”所不屑或难以发现的小问题、细部问题和见惯不惊的问题上，而成为一个“专史家”。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回归历史（大历史），而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小历史）。新历史主义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这些被压抑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它异因素”开口说话。原先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便被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y）取代了。对奴隶制的重新认识和书写成为许多黑人作家的首要任务，莫里森当然也不例外。在《宠儿》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通过“文学话语”向世人展示了美国那段不被人提起的残酷的奴隶制历史。她通过《宠儿》再现了奴隶制的黑暗，从种植园、非洲贩奴船，到“地下铁路”，历史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在“甜蜜之家”的种植园，像塞丝一样的黑人奴隶们过着动物般的生活。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手脚被奴隶制的铁链束缚着；他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可以按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及性别、年龄等来计算他们的价值，随时买卖，他们很难拥有完整的家庭，妻离子散是常有的事情。奴隶主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只要没有跑掉或吊死，就得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连爱他人，包括爱自己亲生骨肉的权利也被剥夺。黑人妇女不仅是白人的劳动力，也是他们泄欲和生育的机器。贝比·萨格斯生有八个孩子却有六个父亲，但每一个孩子，连她自己都如同“棋子一样任人摆布”。“四个被逮走了，四个被人追捕，两个还未换牙的女儿被卖掉要让人带走的时候，她连再见都没能说上一声。第三个儿子被工头拿去换了木材，八个孩子小时候的模样她只记得头胎爱吃糊面包嘎巴”，最后只留下一个她心目中的“人物”，儿子黑尔。然而贝比·萨格斯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上帝想带谁走就带谁走。”黑人奴隶的一生就是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的一生。即便是在奴隶制废除以后，奴隶制对黑人的精神摧残——“不能言说”的记忆延续到黑人的世世代代，所以塞丝的弑女之举无非是想为下一代割断这种记忆或至少减轻这种痛苦。她的这一行为并非个案，塞丝只是万千黑奴中的一员，在面对和塞丝一样的选择时，会有无数的女黑奴做出与之相同的选择。莫里森在《宠儿》中以“文学话语”的形式再现了当时黑人奴隶的真實生存状态，帮助当代读者认清奴隶制度的真相；帮助北美黑人填补缺失的记忆，重新找回自己的过去。
其次，《宠儿》再现了黑人在非洲贩奴船上的经历，那是一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不愿提及甚至想忘却的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宠儿》的扉页题词上写道：献给六千万甚至更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和作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估计，奴隶贸易“至少使非洲黑人丧失一亿条生命”。莫里森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宠儿是塞丝“死去的女儿阴魂再现”；同时也是海上奴隶贸易的“幸存者”。由此可见，莫里森不仅是在书写塞丝一家奴隶生活的血泪史，更是在书写“六千万甚至更多”黑奴的血泪史。宠儿在小说中讲述自己在海上被白人摧残的经历，与历史上女性黑奴在“中间航道”（the Middle Passage）被贩运的悲惨经历完全相似：“我总在蜷缩，我脸上的那个男人死了，他的脸不是我的，他的嘴气味芳香可他的眼睛紧缩，有些人吃肮脏的自己，我不吃，没有皮的男人给我们拿来他们的晨尿喝，我们什么都没有。”在被贩运的途中黑奴们被铁链拴着，挤在令人窒息、拥挤不堪的货船底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严重脱水，甚至想喝自己的尿都没有，他们死后就被扔进海里：“他们现在不再蜷缩了，我们还蜷缩着，他们在水上漂浮。”莫里森把宠儿放在一个有“中间航道”经历的黑人妇女角色里，以亲历者的身份来追述这段对女性黑人们来说“不可言说”的，同时也是“没有言说的”罪恶历史。莫里森借宠儿来隐喻所有在奴隶贸易中遭到凌辱、摧残甚至毁灭的黑人妇女，她就是她们中的某个个体或者全部肉体所承载的记忆。
莫里森曾经说过：“我本以为这将是我所有小说中最不为人问津的书，因为这部小说写的事情，小说人物不愿回忆，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记忆缺失症。”但在莫里森看来，过去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跟祖先保持联系……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与祖先保持联系其实就是重构记忆。回忆（有意识的回想行为）是自愿创作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要追究事件本身，那是研究；其目的是思考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那样发生”。莫里森希望他们从回忆中有选择地忘记过去，更好地接受过去，以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现实，迎接未来。莫里森不止一次地说过她是从双重角度写作的：控诉过去，关注未来。她希望通过回忆过去，重新拥有历史，更好地创造未来。
治疗记忆缺失，让黑人民族以及美国民族身份变得清晰明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构记忆，让历史真相重现于大家的视野。重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治愈历史创伤，让人们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宠儿》的作用就是把人们带回历史场景，借以唤醒人们的记忆。宠儿成为一座桥梁，她把人物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生活连接了起来，也把人物从分裂的自我导向了完整的自我。宠儿是为了开启人们的记忆，或者说，宠儿就是记忆本身。“重新记忆是一种重新生活，不仅仅是记忆，奴隶叙事也不是记忆，而是重新生活”。 五、结论
莫里森在《宠儿》中通过虚构对前历史文本进行反思，探索缺席的、没有被书写的和没有被记住的历史，对过去历史事件通过书中各种人物予以多声部的表达，将文学和历史进行融合，打破了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这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莫里森反思的是历史，但关注的是现实，通过重构那段缺失的记忆，再现那段“真实”的历史，帮助非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美国人正视历史，体现了作家对黑人民族过去和现在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以及通往美好未来之路的不懈探索。
参考文獻：
[1] 胡作友.在忠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
[2]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译.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罗毅.打破沉默的沉默：《宠儿》的多维度解读[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 欧拉乌达·艾库维阿诺.有趣的故事[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
[5]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威力》介绍[C].张中载等编.20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 史敏.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莫里森小说诗学[J].广西社会科学，2012（3）.
[7] 托妮·莫里森.责任的范围：莫里森访谈录[J].妇女评论， 1988（6）.
[8]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香港：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
[9] 王军.20世纪美国作家与作品赏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 王玉括.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J].外国文学研究，2007（1）.
[11] 杨笑青，刘参.走出记忆的阴霾——从《宠儿》看托妮·莫里森的新历史主义思想[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2] 章汝雯.托妮·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3] Allen，Sture，ed.Nobel Lectures：Literature.New Jersey：World Scientific， 1997：42.
[14] McKay， Nellie Y. ， Kathryn Earle， eds.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7.
[15] Palmer， William J. Dickens and New Historicism. Bask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16] Stephen，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7] Wolff， Cynthia. Margaret Garner： A Cincinnati Story. Massachusetts Review， 1991（2）.
[18] Morrison， Toni. Tar Baby. London： Chatto
关键词：莫里森 《宠儿》 新历史主义 重构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坛璀璨的群星中最亮的一颗巨星，她的小说成就标志着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继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她是黑人妇女文学的最高代表，先后于1977年、1988年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图书奖，并于1993年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发表于1987年的第五部小说《宠儿》是莫里森最震撼人心、最成熟的代表作，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2006年初，《宠儿》被《纽约时报》评为“二十五年来最佳美国小说”第一名。莫里森作为一名美国当代黑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以彰显性别、种族和文化为主话语场”。莫里森是个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浓厚的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为背景，其中《宠儿》这部作品最能代表她反思过去、考问美国历史。她以《宠儿》为例，通过重构玛格丽特·加纳这一真实历史事件——宁肯杀死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愿意让他们遭受奴役，揭示了奴隶制对人性的摧残。
新历史主义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强调文艺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其实质是借助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边缘性话语对文本进行重新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予反思。新历史主义关怀边缘社会群体，其文本侧重边缘群体的历史叙述，而莫里森关注白人社会中黑人的声音，倾听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心声；并通过个人生活的“小叙事”来反映“宏大历史”，由此可见她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2000年，林登·彼奇（Linden Peach）出版了《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一书。他在此书的第一篇文章《传记与批评语境》（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Contexts）中指出了解读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的方法，并提出新历史主义视角是解读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的适当途径。
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视角阐释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认为莫里森重构美国历史上玛格丽特·加纳事件，旨在重现那段缺失的记忆，反思美国那一段罄竹难书的奴隶制历史，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二、文学与历史的融合
“新历史主义”的首创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教授。1982年，他在《体裁》（Genre）杂志上首次提出新历史主义批评，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作截然划分的假设”发起了挑战，主张将文学文本（text）与历史语境（context）相联系，将文学作品纳入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阐释；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文化性、现世性和社会性，是特定历史、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参与历史的建构并对历史的塑造发挥能动作用。艺术家的创作必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其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矛盾现象。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通过对文本的历史情境进行解读，把文本置于多种多样、复杂的文化之中，对主流话语权利运作的复杂关系进行揭示，从而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即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莫里森在创作《宠儿》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关系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
《宠儿》的素材直接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莫里森在兰登书屋编辑的《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1974）。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莫里森收集整理了许多被主流历史摒弃的黑人文本、照片，编辑成了此书。该书收集了美国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的史料，被称为美国黑人历史的百科全书。莫里森曾言《宠儿》女主人公的原型是黑人女奴玛格丽特·加纳。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带着四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奴隶主带人追到她的住处时，加纳意识到自由的希望已然破灭，她抓起小斧头，毅然结束了小女儿的生命，并企图结束其他几个孩子的生命。最终加纳被关进了监狱，其命运众说纷纭。她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及其为孩子选择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做法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刊登在當时的各大报纸上，废奴主义者把它当作现成的宣传材料。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当时就预言，将会有人从加纳的这一做法中获得灵感：“历史将把她的名字传给下一代，玛格丽特，这个奴隶母亲，将为画师的铅笔提供振奋人心的主题，为诗人的歌咏提供鼓舞人心的主题。”
莫里森被故事吸引的同时，也觉察到小说家创作的难度，她说：“历史中的玛格丽特·加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得探求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很明显，莫里森突破了历史题材的局限，更多地使用虚构和想象，通过再造“历史语境”，来重现“历史记忆”，以期达到审视和反思现实的目的。
三、重构历史记忆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及“文化诗学”时曾倡导“小历史观”，即一种进入社会边缘生活层面的历史阐释。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道：“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言语再现那些被掩埋的话语，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重述了什么，取决于他们用新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话语。”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擅长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他总是将视野拓展到一些为“通史家”所不屑或难以发现的小问题、细部问题和见惯不惊的问题上，而成为一个“专史家”。在他看来，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回归历史（大历史），而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小历史）。新历史主义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这些被压抑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它异因素”开口说话。原先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便被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y）取代了。对奴隶制的重新认识和书写成为许多黑人作家的首要任务，莫里森当然也不例外。在《宠儿》这部小说中，莫里森通过“文学话语”向世人展示了美国那段不被人提起的残酷的奴隶制历史。她通过《宠儿》再现了奴隶制的黑暗，从种植园、非洲贩奴船，到“地下铁路”，历史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在“甜蜜之家”的种植园，像塞丝一样的黑人奴隶们过着动物般的生活。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手脚被奴隶制的铁链束缚着；他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可以按身体的各个部位以及性别、年龄等来计算他们的价值，随时买卖，他们很难拥有完整的家庭，妻离子散是常有的事情。奴隶主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只要没有跑掉或吊死，就得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连爱他人，包括爱自己亲生骨肉的权利也被剥夺。黑人妇女不仅是白人的劳动力，也是他们泄欲和生育的机器。贝比·萨格斯生有八个孩子却有六个父亲，但每一个孩子，连她自己都如同“棋子一样任人摆布”。“四个被逮走了，四个被人追捕，两个还未换牙的女儿被卖掉要让人带走的时候，她连再见都没能说上一声。第三个儿子被工头拿去换了木材，八个孩子小时候的模样她只记得头胎爱吃糊面包嘎巴”，最后只留下一个她心目中的“人物”，儿子黑尔。然而贝比·萨格斯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上帝想带谁走就带谁走。”黑人奴隶的一生就是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的一生。即便是在奴隶制废除以后，奴隶制对黑人的精神摧残——“不能言说”的记忆延续到黑人的世世代代，所以塞丝的弑女之举无非是想为下一代割断这种记忆或至少减轻这种痛苦。她的这一行为并非个案，塞丝只是万千黑奴中的一员，在面对和塞丝一样的选择时，会有无数的女黑奴做出与之相同的选择。莫里森在《宠儿》中以“文学话语”的形式再现了当时黑人奴隶的真實生存状态，帮助当代读者认清奴隶制度的真相；帮助北美黑人填补缺失的记忆，重新找回自己的过去。
其次，《宠儿》再现了黑人在非洲贩奴船上的经历，那是一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不愿提及甚至想忘却的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宠儿》的扉页题词上写道：献给六千万甚至更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和作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估计，奴隶贸易“至少使非洲黑人丧失一亿条生命”。莫里森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宠儿是塞丝“死去的女儿阴魂再现”；同时也是海上奴隶贸易的“幸存者”。由此可见，莫里森不仅是在书写塞丝一家奴隶生活的血泪史，更是在书写“六千万甚至更多”黑奴的血泪史。宠儿在小说中讲述自己在海上被白人摧残的经历，与历史上女性黑奴在“中间航道”（the Middle Passage）被贩运的悲惨经历完全相似：“我总在蜷缩，我脸上的那个男人死了，他的脸不是我的，他的嘴气味芳香可他的眼睛紧缩，有些人吃肮脏的自己，我不吃，没有皮的男人给我们拿来他们的晨尿喝，我们什么都没有。”在被贩运的途中黑奴们被铁链拴着，挤在令人窒息、拥挤不堪的货船底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严重脱水，甚至想喝自己的尿都没有，他们死后就被扔进海里：“他们现在不再蜷缩了，我们还蜷缩着，他们在水上漂浮。”莫里森把宠儿放在一个有“中间航道”经历的黑人妇女角色里，以亲历者的身份来追述这段对女性黑人们来说“不可言说”的，同时也是“没有言说的”罪恶历史。莫里森借宠儿来隐喻所有在奴隶贸易中遭到凌辱、摧残甚至毁灭的黑人妇女，她就是她们中的某个个体或者全部肉体所承载的记忆。
莫里森曾经说过：“我本以为这将是我所有小说中最不为人问津的书，因为这部小说写的事情，小说人物不愿回忆，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记忆缺失症。”但在莫里森看来，过去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跟祖先保持联系……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与祖先保持联系其实就是重构记忆。回忆（有意识的回想行为）是自愿创作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要追究事件本身，那是研究；其目的是思考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那样发生”。莫里森希望他们从回忆中有选择地忘记过去，更好地接受过去，以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现实，迎接未来。莫里森不止一次地说过她是从双重角度写作的：控诉过去，关注未来。她希望通过回忆过去，重新拥有历史，更好地创造未来。
治疗记忆缺失，让黑人民族以及美国民族身份变得清晰明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构记忆，让历史真相重现于大家的视野。重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治愈历史创伤，让人们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宠儿》的作用就是把人们带回历史场景，借以唤醒人们的记忆。宠儿成为一座桥梁，她把人物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生活连接了起来，也把人物从分裂的自我导向了完整的自我。宠儿是为了开启人们的记忆，或者说，宠儿就是记忆本身。“重新记忆是一种重新生活，不仅仅是记忆，奴隶叙事也不是记忆，而是重新生活”。 五、结论
莫里森在《宠儿》中通过虚构对前历史文本进行反思，探索缺席的、没有被书写的和没有被记住的历史，对过去历史事件通过书中各种人物予以多声部的表达，将文学和历史进行融合，打破了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这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莫里森反思的是历史，但关注的是现实，通过重构那段缺失的记忆，再现那段“真实”的历史，帮助非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美国人正视历史，体现了作家对黑人民族过去和现在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以及通往美好未来之路的不懈探索。
参考文獻：
[1] 胡作友.在忠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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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毅.打破沉默的沉默：《宠儿》的多维度解读[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 欧拉乌达·艾库维阿诺.有趣的故事[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
[5]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威力》介绍[C].张中载等编.20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 史敏.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莫里森小说诗学[J].广西社会科学，2012（3）.
[7] 托妮·莫里森.责任的范围：莫里森访谈录[J].妇女评论， 1988（6）.
[8]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香港：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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