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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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革”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学术期刊的编排是无规范可言的。学术期刊编排中的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学术论文很少注明甚至完全不注明引文出处。即使注明引文出处的，其所注引文著录项目也很简单，读者根本就无从据以查考；或者很不一致，差异甚大。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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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革”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学术期刊的编排是无规范可言的。学术期刊编排中的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学术论文很少注明甚至完全不注明引文出处。即使注明引文出处的，其所注引文著录项目也很简单，读者根本就无从据以查考；或者很不一致，差异甚大。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
其他文献
英国学者霍布斯包姆（Eric Hobsbawm）曾将19世纪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这个说法虽不新鲜，但还是很有意义。可以说“漫长的十九世纪”不仅跨越20世纪，甚至还一直延伸到本世纪，至今并未充分结束。在许多方面19世纪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所以，对19世纪有没有充分的了解，关系到我们对当前剧烈变动中的世界能不能有一个历史的判断。
文章介绍了正在编撰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缘起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把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的确定，及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分期，并且逐一介绍了这本文学史中各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撰写的美国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从而提出了在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同“美声”和歌剧的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人声似乎相对嘶哑了.固然,人们从未停止过创作声乐作品,但是如果人们更多地关注表面症状,而不是去看最后的诊断结果,就可能认为：20世纪对过去曾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信条产生了普遍的怀疑.
2007年5月25日上午9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本院阶梯教室举行了“王森国际交流基金”捐赠仪式.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郭淑兰、副院长周海宏、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王森当年的老师伊鸿书、袁静芳、梁茂春、周青青等教授.
大学组织的内在逻辑是追求人类的认知，传递对未知的探索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大学科技园的内在逻辑是产业的逻辑，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环境和应用发展的价值，着眼经济的发展。当两种逻辑共存于一个组织中，必然出现逻辑的内在冲突，因此必须对冲突进行内部控制，同时提供）中突控制的制度保障。现阶段比较合理的逻辑选择是维持两者的微妙平衡，同时从制度上维持两者的相对独立。大学与大学科技园冲突的内在逻辑体现了转型期大学变革的理念冲突，对此研究有助于对大学变革的更进一步认识。
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有没有必要重新制订编排规范。学术期刊实行编排规范是一个新事物，既是新事物就有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所以，同仁们对现行的几种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编排规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就拿《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以下简称《规范》）来说，也是如此。这个《规范》实施了八年，现在看来，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最突出的是一些非现代出版标点本古籍，著录时较难处理；另外，某些规则过于强调统一，不够灵活。这是不争的事实。学会可以广泛征求专家和编辑的意见，组织力量进行修订
当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会有一个明显变化——一本期刊有两种文献引证方式，即页下注释与著者一出版年体例并行。“一刊一制”的文献引证方式已实行了几十年，十年前并无争议，只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问世，且所有高校学报和部分社科期刊都将此当作编排规范执行后，方才争议迭起。批评之声既来自学者，也来自读者和编者，因为该规范与所有学科的惯例相去甚远。本编辑部于2007年8月20日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是二十多位高校学报及综合性社科
目前学术界有三大热门话题，按关注的程度依次排列如下：第一是学术腐败、学风浮躁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自视清高的学术界有一部分人既不清也不高，抵制不住商业社会货利的诱惑，落个斯文扫地的下场，学术的严肃性、神圣性受到质疑。第二是学术评价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精英层的失守，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则是对正常学术的误导。
这里所说的“一刊两制”，是指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一本期刊的文献引证同时实行顺序编排和著者一出版年两种体例。目前在国内的办刊实践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引证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种体例：顺序编排，著者一出版年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简称《CAJ—CD规范》），第一种如《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第二种如《经济研究》等；实行《CAJ—CD规范》的主要是各大学的文科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