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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闲鼓吹》为晚唐时人张固所撰之笔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一卷”（《新唐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幽闲鼓吹一卷唐张固撰”（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郡斋读书志》衢本云“幽闲鼓吹一卷右唐张固撰。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懿僖间人”，其中“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一句，袁本作“纪唐二十余事”（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此书虽然篇幅短小，但广为传抄、传阅，是以自书成后便为各种公私书目所著录。
《幽闲鼓吹》有顾氏文房小说本（下简称“顾本”），系明嘉靖时人顾元庆据宋本重刻者，为此书刻本系统中最早之一种。据顾本录文如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上引文叙李藩搜罗李贺诗作、而贺诗多为其中表亲所毁去之事，是《幽闲鼓吹》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中晚唐文坛轶事之一。历来多以此条故事解释长吉诗传世较少的原因，而作为李贺诗歌搜集者、也是本条主人公的“李藩侍郎”却不甚引人注意。
朱自清著《李贺年谱》，在“元和六年辛卯（811），二十二岁”条下引录此条，认为“此文当时贺死后事。然《旧书》一四八《藩传》，谓其死于本年，年五十八：则张固所叙亦妄言之耳”（《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因为此后李藩已不在世，“缀李贺歌诗”便无从说起了。
再考李藩仕历，亦似无可以称为“侍郎”者。据《旧唐书·李藩传》，“李藩字叔翰，赵郡人”，“父承为湖南观察使，亦有名”。其人“年四十余未仕”，“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历仕藩镇，然后入朝除秘书郎。《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落款署“贞元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秘书省秘书郎李藩记”（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知其时李藩已为秘书郎。李藩在宪宗元和年间的仕历大致可以排比如下：
元和元年迁吏部员外郎——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元年，今相国李公为吏部员外郎（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迁吏部郎中，掌曹事——《旧唐书·李藩传》
三年任给事中——《南部新书》壬“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条（唐·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
郑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李藩传》
六年二月李藩由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罢为太子詹事。十月起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一月卒——《旧唐书·宪宗本纪》
即如“门下侍郎”之职，唐人也不以“侍郎”简称之。如谓事后追称某人往往以其最高官职相称，则李藩尤不可能被称作“侍郎”。
准此，此一李藩应当并无“缀李贺歌诗”的举动。又考《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四“李潘”条云：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谈恺本太平广记（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此条与顾本文字叙述略有差异，而在人名上有“藩”“潘”二字的重要异文。李潘确有其人，且活动于稍后于李藩的晚唐时期。《云溪友议》卷中“贤君鉴”条云：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琬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士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明刊本）
本条所述大中十二年李潘知制举事，又见于《太平御览》卷六二九“治道部”十引《唐书》云：
大中十二年，中书舍人李潘知举，放举宏辞科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版）
《太平御览》与两唐书史料同源。《旧唐书·宣宗本纪》记大中十一年、十二年事云：
（大中十一年十月）以中书舍人李藩权知礼部贡院。（大中十二年二月）以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绯鱼袋李藩为尚书户部侍郎。
本纪所载“李藩”之仕履与《云溪友议》《太平御览》中的“李潘”相合。考《唐故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府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四）云“今礼部侍郎李公潘深知之，尝谓人曰：沈生词笔乃河图洛书耳”，志主沈中黄卒于大中十二年二月九日，亦可成为李潘于大中十二年前后任礼部侍郎的一条旁证。
李潘家世见于《旧唐书·李汉传》：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务该，务该生思，思生岌，岌已上无名位，至岌为蜀州晋原尉。岌生荆，荆為陕州司马。荆生汉。……汉弟、洗、潘皆登进士第。潘大中初为礼部侍郎。
此“李潘”身世与前述之“李藩”判然为两人，且李潘大中年间已晋身高级官员阶层，历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官职，也与《幽闲鼓吹》作者称之为“侍郎”的情形相符。由此可见，《幽闲鼓吹》中的“李藩侍郎”实当作“李潘侍郎”。
另按杜牧《李贺集序》引沈子明书云：
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千首。（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李商隐作《李贺小传》亦叙其事称： 长吉往往独骑还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
義山文又云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可见韩愈之赏识李贺亦为时人盛知。然而小李杜文中皆未言及李贺表兄毁弃其诗稿之事，可见《幽闲鼓吹》所载此事如果属实，很可能发生在杜牧、李商隐撰文之后。结合李潘仕历判断，他编缀李贺歌诗之事大抵发生于大中年间，而且很可能是在大中中后期。
李潘喜爱李贺诗作、甚至费心搜罗其遗作试图编纂成集，与其周围人物对李贺的喜爱恐怕不无关系。李潘为李汉之弟，而李汉为韩愈之婿、又是其得意门生，《旧唐书·李汉传》称“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杜牧、李商隐文皆称韩愈赏识李贺，《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下一条亦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至于《新唐书·李贺传》所述“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事虽荒诞无稽，但这种虚构性传说也从侧面证明，韩愈对李贺诗的喜爱确实非同一般。身为文坛宗主的韩愈的爱好，大概也多少通过李汉影响了李潘。李汉也与李贺有所往来，见于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诗。
此外，李潘曾供职于兖海节度使崔戎幕府，并在崔幕与李商隐相识，义山《安平公诗》有“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句，述与崔幕同僚杜胜、李潘交游之事。李商隐与李潘的交情在崔戎去世、崔幕解散后仍然持续，有题寄李潘的《过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三掾》《彭阳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二君并与愚同出故尚书安平公门下》二诗可证。
李商隐青年时代的诗作，部分表现出强烈的模拟昌谷诗的倾向。其所作诗句如“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无愁果有愁北齐歌》）、“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燕台诗四首》），撷取意象如“红桐”“瘴花”“霜华”，又借助“死”“乱”“迷”等动词营造出幽冷凄艳、迷离微茫的氛围，无不是模仿李贺诗作的作品。可以推想，李潘与青年李商隐交往的过程中，两人的诗风爱好、欣赏取向比较相近，李潘或许还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这也令两人的友谊逐渐加深，甚至在崔戎兖海幕府解散后依旧持续了下去。
综上所述，《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条中“李藩”当为“李潘”，二字形近致讹。李潘生活年代稍后于李贺，历官侍郎，并可能受韩愈、李汉、李商隐等人影响而喜爱李贺诗，故有发愿搜罗李贺歌诗、得知其诗为人毁弃后“嗟恨久之”等种种表现。在辨明“李藩”与“李潘”事迹、纠正《幽闲鼓吹》这条记载之后，李潘这位李贺诗歌的爱好、编纂者，终于得以重新浮出历史水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幽闲鼓吹》有顾氏文房小说本（下简称“顾本”），系明嘉靖时人顾元庆据宋本重刻者，为此书刻本系统中最早之一种。据顾本录文如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上引文叙李藩搜罗李贺诗作、而贺诗多为其中表亲所毁去之事，是《幽闲鼓吹》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中晚唐文坛轶事之一。历来多以此条故事解释长吉诗传世较少的原因，而作为李贺诗歌搜集者、也是本条主人公的“李藩侍郎”却不甚引人注意。
朱自清著《李贺年谱》，在“元和六年辛卯（811），二十二岁”条下引录此条，认为“此文当时贺死后事。然《旧书》一四八《藩传》，谓其死于本年，年五十八：则张固所叙亦妄言之耳”（《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因为此后李藩已不在世，“缀李贺歌诗”便无从说起了。
再考李藩仕历，亦似无可以称为“侍郎”者。据《旧唐书·李藩传》，“李藩字叔翰，赵郡人”，“父承为湖南观察使，亦有名”。其人“年四十余未仕”，“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历仕藩镇，然后入朝除秘书郎。《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落款署“贞元十七年十二月三日秘书省秘书郎李藩记”（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知其时李藩已为秘书郎。李藩在宪宗元和年间的仕历大致可以排比如下：
元和元年迁吏部员外郎——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元年，今相国李公为吏部员外郎（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迁吏部郎中，掌曹事——《旧唐书·李藩传》
三年任给事中——《南部新书》壬“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条（唐·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
郑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李藩传》
六年二月李藩由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罢为太子詹事。十月起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一月卒——《旧唐书·宪宗本纪》
即如“门下侍郎”之职，唐人也不以“侍郎”简称之。如谓事后追称某人往往以其最高官职相称，则李藩尤不可能被称作“侍郎”。
准此，此一李藩应当并无“缀李贺歌诗”的举动。又考《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四“李潘”条云：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谈恺本太平广记（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此条与顾本文字叙述略有差异，而在人名上有“藩”“潘”二字的重要异文。李潘确有其人，且活动于稍后于李藩的晚唐时期。《云溪友议》卷中“贤君鉴”条云：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琬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士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明刊本）
本条所述大中十二年李潘知制举事，又见于《太平御览》卷六二九“治道部”十引《唐书》云：
大中十二年，中书舍人李潘知举，放举宏辞科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版）
《太平御览》与两唐书史料同源。《旧唐书·宣宗本纪》记大中十一年、十二年事云：
（大中十一年十月）以中书舍人李藩权知礼部贡院。（大中十二年二月）以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绯鱼袋李藩为尚书户部侍郎。
本纪所载“李藩”之仕履与《云溪友议》《太平御览》中的“李潘”相合。考《唐故承奉郎守大理司直沈府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四）云“今礼部侍郎李公潘深知之，尝谓人曰：沈生词笔乃河图洛书耳”，志主沈中黄卒于大中十二年二月九日，亦可成为李潘于大中十二年前后任礼部侍郎的一条旁证。
李潘家世见于《旧唐书·李汉传》：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务该，务该生思，思生岌，岌已上无名位，至岌为蜀州晋原尉。岌生荆，荆為陕州司马。荆生汉。……汉弟、洗、潘皆登进士第。潘大中初为礼部侍郎。
此“李潘”身世与前述之“李藩”判然为两人，且李潘大中年间已晋身高级官员阶层，历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官职，也与《幽闲鼓吹》作者称之为“侍郎”的情形相符。由此可见，《幽闲鼓吹》中的“李藩侍郎”实当作“李潘侍郎”。
另按杜牧《李贺集序》引沈子明书云：
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千首。（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李商隐作《李贺小传》亦叙其事称： 长吉往往独骑还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
義山文又云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可见韩愈之赏识李贺亦为时人盛知。然而小李杜文中皆未言及李贺表兄毁弃其诗稿之事，可见《幽闲鼓吹》所载此事如果属实，很可能发生在杜牧、李商隐撰文之后。结合李潘仕历判断，他编缀李贺歌诗之事大抵发生于大中年间，而且很可能是在大中中后期。
李潘喜爱李贺诗作、甚至费心搜罗其遗作试图编纂成集，与其周围人物对李贺的喜爱恐怕不无关系。李潘为李汉之弟，而李汉为韩愈之婿、又是其得意门生，《旧唐书·李汉传》称“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杜牧、李商隐文皆称韩愈赏识李贺，《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下一条亦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至于《新唐书·李贺传》所述“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事虽荒诞无稽，但这种虚构性传说也从侧面证明，韩愈对李贺诗的喜爱确实非同一般。身为文坛宗主的韩愈的爱好，大概也多少通过李汉影响了李潘。李汉也与李贺有所往来，见于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诗。
此外，李潘曾供职于兖海节度使崔戎幕府，并在崔幕与李商隐相识，义山《安平公诗》有“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句，述与崔幕同僚杜胜、李潘交游之事。李商隐与李潘的交情在崔戎去世、崔幕解散后仍然持续，有题寄李潘的《过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三掾》《彭阳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二君并与愚同出故尚书安平公门下》二诗可证。
李商隐青年时代的诗作，部分表现出强烈的模拟昌谷诗的倾向。其所作诗句如“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无愁果有愁北齐歌》）、“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燕台诗四首》），撷取意象如“红桐”“瘴花”“霜华”，又借助“死”“乱”“迷”等动词营造出幽冷凄艳、迷离微茫的氛围，无不是模仿李贺诗作的作品。可以推想，李潘与青年李商隐交往的过程中，两人的诗风爱好、欣赏取向比较相近，李潘或许还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这也令两人的友谊逐渐加深，甚至在崔戎兖海幕府解散后依旧持续了下去。
综上所述，《幽闲鼓吹》“李藩侍郎尝缀李贺诗”条中“李藩”当为“李潘”，二字形近致讹。李潘生活年代稍后于李贺，历官侍郎，并可能受韩愈、李汉、李商隐等人影响而喜爱李贺诗，故有发愿搜罗李贺歌诗、得知其诗为人毁弃后“嗟恨久之”等种种表现。在辨明“李藩”与“李潘”事迹、纠正《幽闲鼓吹》这条记载之后，李潘这位李贺诗歌的爱好、编纂者，终于得以重新浮出历史水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