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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福克斯（现年81岁）如今是一名美食博主。
直到70多岁，我都在为电视节目做餐饮服务。他们总和我说，如果有嘉宾缺席，就让我临时顶上。“莫妮卡，如果需要，你就上。你的人生那么丰富，肯定没问题的！”对此，我总是恐惧得无以复加。我不想被别人的目光盯着，也不想在镜头前说自己的私事。幸运的是，这事儿从未发生过。75岁退休后，我很想念工作时的热闹与充实，决定继续在自家客厅提供餐饮服务。自那以后，我每周五都为25个陌生人做饭，将所得捐给癌症儿童基金会。后来，我的丈夫去世了，我伤心欲绝。我的儿子说：“你需要一项新挑战，现在，我每周为你拍摄一个烹饪视频，传到YouTube上。”我对相机的恐惧一如既往，但我必须从情绪的深渊中爬出来。在天花板吊一盏灯，用书堆加高椅子——我的厨房变成了演播室。刚开始在镜头前做饭时，我满头大汗，但我告诉自己：“没事的，你看起来像81岁，是因为你确实81岁了。”我在YouTube上的“莫妮卡·福克斯做饭”系列视频已有4000多名关注者，晚餐预约排到了六个月后。我以前也一直都在做饭，区别在于，现在有人看我做饭了，为此，我需要消除恐惧，并学会永不低估自己。
老年离开既定轨道，踏上冒险之旅，完成自身转变——听起来像个童话，却是可以实现的童话。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并非自30岁起就一成不变，相反，我们的个性一直都在改变。并不是所有老人都可以成为模特，但个性的成长空间远超大部分人的想象，因为我们常常给自己设限，总在说“我永远都做不到”“我不适合”“我就这样了”。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了。我们习惯于高估过去的影响力，低估自身的成长能力。“近两年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大。”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朱尔·施普希特说，“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几年，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样子和所作的决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更愿意去做做“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的美梦，而不是真正付诸行动，毕竟我们自以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又肯定不是怎样的人。尽管回首往事，我们常常会为那些曾经羞于尝试的新妆发和服饰，为以前敢做之事或是相反由于害羞而没做之事感到讶异不已。我们很难理解，为何那时我们会觉得这首歌好听，是什么让我们决定维持那段恋情。
乔尔迪·夸德巴赫、丹尼尔·吉尔伯特等心理学家借助标准化问卷，对1.9万名18?68岁的受访者作了调查，一半人评估他们近十年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另一半人写下他们期待未来十年发生什么改变。结果所有年龄层的受访者都相信自己过去发生了极大改变，未来却只会作出最小程度的改变了。就连相对容易变化的爱好、至交好友、音乐偏好等，受访者都不期待发生大的变化，尽管他们毫不犹豫地说过去十年这些方面已改变很多。通过对比一个年龄组的回顾和比之年轻十岁的年龄组的期望，科学家们发现，我们高估了自己的稳定性，低估了时间的改变力量。
“每个人都知道，随着时间流逝，改变的速度会放缓。”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时光飞逝;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时间龟速爬行。究竟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就从策马奔腾变成了施施而行？是大学毕业时还是退休时？对大部分人来说，答案是‘现在’，不管这个现在究竟是何时。”
这要如何解释？吉尔伯特猜测，是因为想象比回忆更难。我们常常还记得自己十年前的样子，更容易实现今昔对比，但很难将这样的成长投射到未来。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我们总认为已抵达成长之巅，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座关门歇业的建筑工地。
而这是有后果的，因为很多时候，一旦作了决定，就是覆水难收。我们结婚，搬到农村，纹身，换工作，以为自己的决定在接下来几年内都会是正确的，因为将来的自己和现在一样。而这有多不对，也可从我们的相册或日记中窥得一二。我们的性格是会改变的，不是突然大幅改变，但持续在变，因此关于一个人性格的描述只能反映一时的状态。
为还原和比较这一过程，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人格结构五因素：1.情绪稳定性：一个人是容易受伤还是很有自信？2.外向性：乐于社交还是拘谨矜持？3.经验开放性：守旧还是好奇？4.随和性：友好还是敌意？5.认真性：完美安排还是粗心懈怠？
这五大因素的权重根据人生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稳定阶段和变化阶段相互交替。婴儿就已经表现出性格差异，比如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恐惧还是冷静。奇怪的是，从成长心理学的角度看，青春期是相对稳定的阶段：行为特点已经结合成为性格结构，性格基调多会延续至成年后。
在德国，很多人60多岁就退休了，而在瑞典，终生学习和工作理所当然，也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支持，50岁以上的员工很受欢迎。社会上认为老人仍有工作能力，这对老人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人能一生保持好奇心。
人是社会性生物，总想和周围人和谐共处，因此个性总体来说会保持稳定。想改變自我的人，不能期待在舒适区能拓展视野。只有乐于尝试，拥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哪怕在此过程中膝盖发抖也会坚持下去的人，才能积累经验，打破习惯的桎梏，拥有更多可能性。
“没必要追求彻底改变，只需小小地偏离习惯，定期做点平时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尝尝异域饮食，穿件闪亮的衣服上街，或是看部实际上不合口味的电影，慢慢就会产生很大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乌尔苏拉·施陶丁格说。
退休后，格尔达·斯莫拉（现年76岁）投入政治活动中。
用餐时，鲁特·卢浦（现年93岁）抓住了人生机遇，最终实现了征服舞台之梦。
在聚光灯下独自站在舞台上，单凭声音就掀起观众情感的波浪，這会让人感到难以描述的满足。多年来，作为戏剧爱好者，我常常在首映礼后去演员们庆祝演出成功的餐厅吃饭。那天，我和演员乌尔里希·图库尔搭上了话。他问我是否想在《三分钱歌剧》中扮演老妓女。我回答：“是的，我想。”遇上机会，我总是直接说“好”，老了之后也没变。此后，在上百场演出中，我扮演妓女，穿着杏色芭蕾长裙和网纱长筒袜站在舞台上唱歌。77岁时，我已颇具名气。今天，在三小时的彩排过程中，我一直站着，彩排结束后我坐地铁回家，胳膊和腿都仿佛失去了知觉，这真是一份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在开启舞台职业生涯之前，我曾在医院食堂和孤儿院工作，还当过保姆。那样的生活也很棒，只是我无法像今天这样享受自己的声音——唱着高音，背后是乐队，面前是观众。
一次职场危机后，赫尔曼·库纳尔特（现年71岁）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曾经十分内向、谨慎，总是轻言细语。我为一家电子企业工作了39年，下班后总是照顾家人，打理花园，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然而，53岁时，我失业了。虽然得到不少补偿金，但我感觉自己变得多余了。“去一家模特经纪公司找份工作吧。”我的女儿说。那时，我已长出一些白发，感觉自己既不帅，也不特别，完全不认为自己适合出现在聚光灯下，但无所事事的生活实在让我难受。于是我把自己的照片寄给一家经纪公司，居然通过了考核。我的照片刚传到网上，就有一家医疗产品公司约我做模特。那之后，邀约不断。我拍男装广告，去时装秀，成为电影配角，出演侦探剧《犯罪现场》，去黑海参加拍摄。我的朋友们都习惯了退休生活，只有我还站在意大利、丹麦或匈牙利的镜头前工作。在演艺界，认生是不行的，我必须和他人交流，展示自己。刚开始我很不适应每次工作都要和不同的团队合作，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让我越来越自信了。现在，我已头发全白，但仍在为靠垫和洗浴辅助设备拍摄广告。
退休中学教师莱因哈特·荣格（现年73岁）正在环游世界，体验冒险之旅。
有40年时间，我每次度假都去荷兰，提前一年就订好住所。我梦想着做冒险的沙发客，最后却每次都选择更安全的旅行方式。带着孩子踏上冒险之旅？对我来说很难，时间上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我必须挣钱。一年前，比我小28岁的女友说：“你看看爸爸，他只能吸着氧气坐在轮椅上活动。大部分人临死前都会后悔从未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也要这样吗？”现在，我踏上了完全随性的旅程，从没料到自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不再吃肉，已成功减重12公斤，变得充满活力，这种感觉真的很好，以前我因为呼吸暂停症而需要的氧气面罩也变得多余了。
自从我们一个背包就能行走天下以来，我也意识到，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物质财富。一切都是累赘！我刚刚从伊朗人那里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乐于助人：最近，我手机的SIM卡坏了，一个陌生人花了两小时为我提供帮助。回到家乡后，我想拿出更多时间去帮助他人。
和丈夫离婚后，退休医生妮娜·科特纳（现年71岁）收养了一个难民男孩，现在只遵从内心，过想要的生活。
是的，那时我害怕陷入孤单，69岁时作出离婚的决定并不容易。但我也不想在已经感受到“只是习惯让我们继续在一起”的情况下，仍然自我欺骗，保持婚姻状态。一年前，我们和平离婚了，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又充满了痛苦。我必须学会放手，自信地迈进我作为独立女性的未来。
好在当时我主动寻求帮助，没有把自己藏起来。我开始接受谈话疗法，学习画画。然后，我收养了一名叙利亚男孩作为教子，密切关注他遇到的问题。他从我这里学习守纪，我从他那儿学习耐心。他能直接告诉我他烦心或沮丧的原因，所以尽管文化上有差异，我们也相处得很好。我也认识到，我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母亲。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帮助了他，他也帮助了我，并让我觉得自己被需要。现在，我只遵从内心，过想要的生活，不再试图满足他人的期待。 心理治疗师布丽吉特·哈伦塔（现年82岁）70岁时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
我生活的改变并非发生在一夕之间，也未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而是我内心成长的结果。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后，我开始学习心理学，后來做了25年心理治疗师。得闲的周末，我会写诗撰文，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重要。我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没有多少实现知名作家梦的空间。我花了十年时间写作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时间的宽度》。这本书出版时，我已经70岁了。这本长篇小说和我目前正写的一本专业书都是以人一生的发展为主题。我希望能消除偏见，比如变老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的东西会变少。文学界有老年女性作家从自身视角讲故事，这十分重要。大部分时候我们读到的都是年轻人的所思所感，而他们常常对老年人充满偏见。上网并非孙辈教会我的，我会写博客，发推特，一切都自然而然——利用现代科技来打发时间，也是老年人的特权。我自由而独立，不再有虚荣心，无需证明我是谁，会做什么。
做了20年肉类售货员的布里吉特·柯拉佩尔特（现年68岁），通过一份志愿工作认识到了早夭儿父母的特殊需求。
白天，我在柜台前卖香肠、排骨和鱼，晚上我用捐赠给我们协会的新娘礼服缝制小衬衣，给死婴穿。刚开始，我不愿意将这么漂亮的衣服剪掉，但这事总得有人做：以一个新娘在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中穿着的衣服为材料，为一个死去的小宝贝做一件衣服。有些婴儿还不到成年男人手掌的大小，有些和足月的初生婴儿差不多大。我一般会缝制短袍，两侧敞开，很容易穿上，毕竟这些婴儿的皮肤很薄，身体十分脆弱。
三年前，我飞到美国，迎接一个重孙的降生。在飞机上，我很害怕孩子会死。我发誓，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帮助不幸的人。然后，我在脸书上找到了“流星雨”协会。从此，死亡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善于观察和倾听。
[编译自德国《GEO》]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