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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儿童都是未来的民族脊梁、国之栋梁，是革故鼎新的希望所在。
在每个家庭，儿童从来都集众爱于一身，是家庭亲情的枢纽和家庭未来的寄托。
在每个人生历程中，混融着血脉温度和乡土气息的孩童时光，永远是其远航的起点和守望的家园。
因此，我们关爱儿童且呵护有加，从古至今始终如一。
关爱儿童，本身还是对人类纯真情感的坚守，是对纯真之美的护持。儿童纯真的天性是春风化雨，是最美的人间天籁，它可以净化感情、婉润心灵。
所以，儿童节到来的这个六月，我们安排这组文章，共同期待以实际行动关爱儿童。为孩子，为我们，也为民族，为国家。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编著的志人小说集。该书是“魏晋风度”“晋宋风流”的渊薮，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张扬了谈吐风度之美和自由人性之美，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底蕴，彰显了极富魅力的时代精神，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不朽的名著。南朝时，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文献近500种，对《世说新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补正和诠释，成为理解《世说新语》的金钥匙和保存中古文献的宝库，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并称为“中古四大注”。从此，《世说新语》更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宋明以后，各种“续世说”纷纷问世，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世说体”。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世說新语》的魅力和价值。
《世说新语》描写最丰富、最精彩的，莫过于魏晋名士，他们的举止和风神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坐标；除此之外，该书还描写了光彩夺目的女性和儿童群像，魏晋儿童的纯真、任性、机智和谈锋，千载之下，仍不得不令人感佩，吟咏“柳絮因风起”的小才女谢道韫更是名扬千古。
《世说新语》中儿童描写的具体内容
1.《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出对儿童个性的尊重
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其鲜明特征就是对人格、个性的尊重和包容，对人情的肯定和重视。于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放浪形骸，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林隐逸，以及以王羲之、谢安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名僧密切往还、优游山水等，都乐此不疲、一再上演。他们或追求庙堂功名，或贪恋林泉之乐，都享受着自然、率真的自由人性。这样的时代风气，也必然会传导在其子女身上，具体反映就是魏晋士大夫对儿童思想、个性的尊重与宽容。
如《世说新语·忿狷》第8则：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东晋桓玄（桓南郡）幼年时与诸兄弟斗鹅，总是落败，他气愤不平，竟然在一夜之间杀掉了诸兄弟的所有斗鹅。叔父桓冲（曾任车骑将军）见此情形，马上猜到是桓玄所为。虽然原文并未交代桓冲如何处置桓玄，但从文字推理，桓冲应该是采取了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揆诸情理，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对孩子类似的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但桓冲没有。这除了桓氏家族财富力雄、不在乎斗鹅的财产价值，以及桓玄早孤、桓冲会对其更多袒护等原因之外，显然也体现出对儿童任性的宽容，而其本质上就是对儿童本性的尊重。桓玄后来雄霸一方，史有差评，但他才能出众、封公封侯，这应当与其叔父桓冲的尊重、宽容与培养不无关系。
又如《品藻》第48则：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 ”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东晋“风流之宗”刘惔（刘尹）与王濛（王长史）关系密切，时相往来。在刘惔过访王濛，清谈、离去之后，时年13岁的王修（小字苟子）询问其父王濛：“刘惔的清谈和您孰优孰劣？”王濛回答：“音韵、词令之美，他不如我；谈理深刻、一语破的，我不如他。”可以看出，王濛给孩子的回答，并非漫不经心、敷衍而过，而是严肃认真、深入肯綮，这也体现出他对孩子提问的重视和尊重，当然也是对孩子人格的尊重。
2.《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出重视儿童教育的家庭氛围和品评儿童的社会风气
自曹丕施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便越来越突出。两晋时期，门阀林立，尤其是东晋一朝，形成了皇权与门阀对等分享统治权的局面，王、谢、桓、郗等家族交替专权。为维持家族地位于不坠，子弟培养便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于是就有“谢家子弟”“芝兰玉树”“乌衣之游”等佳话流传。《世说新语》中对此有精彩描写，如《德行》第36则：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谢公）夫人刘氏问谢安：“怎么从未见您教育孩子？”谢安回答：“其实我一直在教育孩子呢！”言下之意，我虽然不指指点点、说这说那，但我的言行举止都在给孩子做着榜样，都在无声地教育着孩子呢。这十分耐人寻味，也说明谢安夫妇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两人的方式不同罢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优质教育。谢家子弟衣冠磊落，擅长文采，纵横《文选》，在人格上相对内敛、退隐，与王氏子弟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样的家族风格，显然与谢安等人的着意培养、引导有重要关系。
又《品藻》第7则：
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西晋冀州刺史杨准二子杨乔、杨髦风格各异，八九岁时即颇有声名。名士裴頠喜欢杨乔，乐广喜欢杨髦，两人对孩子评价不一。杨准见此当然开心，说：“杨乔、杨髦的优劣，其实正是裴頠、乐广的优劣。”杨准为杨修之孙，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弘农杨氏，其二子八九岁即知名，显然是家长有意为之延邀声誉的结果；而名士裴頠、乐广竟也对两个孩子的评价争得不亦乐乎，说明魏晋社会都热衷于孩子的品评。这不仅是九品官人品评人物的延续，而且也透露出家庭与社会在孩子教育上的功利倾向，一旦孩童时即有美名，那成人之后的猎取功名就手到擒来了。 3.《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了温和善美的天伦之情
人情之大，莫过于天伦；天伦之大，莫过于父母儿女之情。温和善美的天伦之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源。魏晋士人不拘礼法者多，但在天伦人情这点上，却极为虔诚、克尽孝道，那些为服丧而哀毁过度的孝子屡见不鲜。他们和其他任何时代的士大夫一样，都有着温和善美的家庭氛围和天伦人情。《世说新语·排调》第16则：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年幼的王悦（字长豫）与其父王导（丞相）对弈，王导举棋欲下，王悦却抓住父亲的手指头不让落下，王导笑着说：“怎么能这样啊？那几个指头之间似乎都连着呢！”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幕！任性的儿子怕输给父亲，耍赖地抓住父亲的手指，不想让父亲走出那一步棋，父亲疼爱地调侃式责备：哎，那手指头是互相连着的，你抓住一个，其他几个怎么呢办？还让人下棋不？王导身为东晋著名宰相，经过了多少政坛的诡谲风雨，但对其子的溺爱，却体现出何等醇和善美的温情！这样的天伦源于最真的人性，是任何邪恶和血腥也无法压制、掩遏的。
再看一则反映母爱的。《文学》第39则：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谢安隐居东山时，名僧支遁前往谢安处讲论玄理，谢安之侄谢朗也在听讲之列。时谢朗年方八岁，病愈之初，不能太多劳累、费神，所以其母王绥隐在照壁之后，传信要求谢朗回家。传信无果之后，王绥索性不顾礼节，直接走进厅堂将谢朗抱走，并哭着说：“孩子父亲早逝，我这个寡母就全靠孩子了，总不能让他有所闪失啊！”这是一个守寡母亲呵护儿子的生动事例。谢安可以按照士大夫的标准严格要求谢朗，但作为一位唯有一子可资依靠的守寡母亲，最看重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什么清谈玄理和风度，所以她“辞情慷慨”，使一代人杰谢安都为之动容。这份护犊之情，是源自最醇厚的母爱，隐藏着强大而深沉的力量。
4.《世说新语》中的少数描写也反映了儿童的不幸遭际
《世说新语》反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三国以及永嘉之乱前后尤其战乱频仍。在那时，不仅仅普通百姓，即使是士大夫文人，也多有迍邅之艰，甚至于饥馁而卒。此情之下，那些在监护中成长的儿童，其遭际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是，由于《世说新语》侧重于描述士大夫的风神俊迈，相对忽略了对苦难人生的记录，因而相关儿童遭际的描写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德行》第24则：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郗鉴在永嘉之乱时避居乡里，极为困穷，食不果腹，靠乡人周济度日。而且，他就食时还经常带着侄儿郗迈和外甥周翼，这增加了乡人的负担，乡人表示不能给孩子提供食物。从此，郗鉴每次都单独前往就食，但吃完后总是用两颊含着食物，回家后再喂给孩子。最后，竟然用这种方式保全了两个孩子。今天来看，不给孩子提供食物，用两颊含着食物再喂给孩子，似乎都不易理解，但在永嘉大乱中，一己生命尚且难保，又安能顾及他人？郗鉴以仁慈之心哺育两个孩子，足见其“行为世表”的崇高品德，也从侧面反映了乱世中儿童的不幸遭际。可以推理，两个孩子仅靠郗鉴两颊所含的食物来支撑其急需养分的幼躯，其饥饿过程，简直让人不敢想象！所幸的是，郗迈、周翼成人之后均有才干，为官一方，且对郗鉴的养育之恩感铭不尽。这又让人不禁感慨孩子生命力之顽强，以及郗鉴含辛茹苦、幼养长育的功绩。
另外，《世说新语·言语》第27则记录了西晋时一个男孩为病父“乞药”之事，《惑溺》第3则记录了贾充之妻郭槐因嫉妒而杀死儿子乳母，致使儿子夭折之事，都是当时儿童悲惨遭际的写真。“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其《七哀诗》有“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之语，描写儿童的凄惨情景，让人不忍卒读。这些记录，既是对动乱时世的严厉批判，也是悲悯生命、警惕后人的沉痛告诫，散发着人性本色的光芒。
《世说新语》中儿童描写的美学意蕴
1.深情之美
宗白华先生曾论述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认为魏晋人“浓于热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可谓慧眼识鉴。魏晋人任性、张扬的个性背后，是纯真而深情的底色，他们不愿矫情造作、压抑本性，所以他们拥抱自然、舒展深情，阮籍的穷途之哭、王戎的卿卿我我、劉琨的一曲悲笳、桓伊的一往深情等，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动人音符，体现出浓郁的深情之美。
与士大夫相比，儿童天性绽放，显得更为纯真和深情，其一言一行，都毫无掩饰，尤其是他们对父母的爱，让人感动不已。《世说新语·夙惠》第7则：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鞠爱过于所生。
东晋桓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不亚于王、谢二族，桓温、桓玄皆为一代霸主。桓玄三岁时，其父桓温去世，叔父桓冲接替桓温之位，任扬州刺史。三年后，桓玄服丧期满，桓冲要离任扬州刺史，与扬州旧部文武官员送别，他对桓玄说：“记住，这些人可都是你父亲的故旧僚属啊。”幼小的桓玄听到此言，因感念父亲，遂放声痛哭。此后，桓冲对桓玄倍加呵护、扶植，最终桓玄镇守长江中游，功业极为显赫，不过因其篡晋而史有差评。抛开这些历史不说，仅以儿童的角度来看，桓玄在遭家难之后，三年的守丧生活，使得这个五岁的孩子对人情有着比一般儿童更为深切的认识，从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放声痛哭。应该说，桓玄这一哭，既受东晋社会和政坛的促生，也是儿童深情的尽情流露。在父子亲情这点上，完全值得肯定。 2.纯真之美
儿童的纯真之美古来共赏，《世说新语》中描写儿童的纯真之美，让人疼爱而又忍俊不禁。如《言语》第4则：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言语》第12则：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食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这两则故事人物不同，内容相似，分别写了孔融二子（姓名不详）、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偷酒喝的情形。尽管故事对钟氏兄弟着墨较多，但就生动和传神而言，孔融二子显得更为天性烂漫、纯真可爱。作为家长的孔融、钟繇托假寐以作壁上观，也体现出疼爱孩子的脉脉温情。孔融二子分别只有五六岁，弟弟偷酒喝，哥哥不仅不阻止，反而问：“喝酒要行礼的！你为什么不行礼？”弟弟不仅不惭愧，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知道吗？这是偷的行为，本来就不合礼的，还行什么礼！”这答语似乎饱含着教训哥哥的意味。兄弟俩天真烂漫的纯真之美跃然纸上，读来真让人忍俊不禁。遗憾的是，后来曹操诛杀孔融，株連其全家，时年八九岁的孔融二子，也被残忍杀害了。无辜的孩子，匆匆地走过了人世，仅留下了他们纯真的面影，当然，也留给我们永远的警惕和无尽的遗憾。
3.机智诙谐之趣
机智与诙谐是清谈的主要特点。相比其他时代而言，魏晋士大夫更看重谈锋的机智与诙谐，而不是谈吐的温柔敦厚；一定程度上说，机智与诙谐是魏晋士大夫的时代特点。《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清谈事例，其中关于儿童的描写，也以此类居多。如《言语》第11则：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曹魏名臣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少有美誉。兄弟两人十三岁时，得以朝见魏文帝曹丕。在皇帝面前，钟毓紧张流汗，钟会相对坦然一些。文帝好事，问二人为何流汗、为何不流汗，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钟氏兄弟的回答体现了高度的机智。对于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有机会朝见皇帝，实在是莫大的恩幸；面对皇帝的威严，二人的紧张也自在不免。相对而言，钟毓因紧张而流汗，即使据实回答，也无损于皇帝的威严；钟会不流汗，似乎对皇帝无所畏惧，可如果这样回答，那显然有损皇威，于是他急中生智：“因为太紧张，所以汗不敢出。”钟会的回答既避免了自己的尴尬，也进一步抬高了文帝，显然要比钟毓高出一筹。对于一个尚欠生活经验的少年来说，其机智实在让人拍手叫绝。历史证明，成人之后的钟会才堪文武，是当时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他也因此野心勃勃，最终谋反被诛；钟毓聪慧不及钟会，但忠诚厚道，他早看出了钟会的不臣之心，所以司马昭才网开一面，没有株连钟氏家族。
浩瀚的青史上，部分人物命运的显隐沉浮，居然早在孩童时期就已注定，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以钟会而言，其才堪文武有目共睹，但了解其不臣之心的，则唯有钟毓。其父钟繇在钟氏兄弟五岁时即离世，如果钟繇监护二子成长的时间更多一些，那么以钟繇之智，或许能教育和抑制钟会的野心，扶正他那疯狂生长的才华，匡正这匹不羁的野马。但显然，历史的因缘际会造就了钟会才堪文武而悖乱不臣的一生。从今天孩子教育的角度来说，不能不引人深思。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每个家庭，儿童从来都集众爱于一身，是家庭亲情的枢纽和家庭未来的寄托。
在每个人生历程中，混融着血脉温度和乡土气息的孩童时光，永远是其远航的起点和守望的家园。
因此，我们关爱儿童且呵护有加，从古至今始终如一。
关爱儿童，本身还是对人类纯真情感的坚守，是对纯真之美的护持。儿童纯真的天性是春风化雨，是最美的人间天籁，它可以净化感情、婉润心灵。
所以，儿童节到来的这个六月，我们安排这组文章，共同期待以实际行动关爱儿童。为孩子，为我们，也为民族，为国家。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编著的志人小说集。该书是“魏晋风度”“晋宋风流”的渊薮，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张扬了谈吐风度之美和自由人性之美，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底蕴，彰显了极富魅力的时代精神，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不朽的名著。南朝时，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文献近500种，对《世说新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补正和诠释，成为理解《世说新语》的金钥匙和保存中古文献的宝库，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并称为“中古四大注”。从此，《世说新语》更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宋明以后，各种“续世说”纷纷问世，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世说体”。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世說新语》的魅力和价值。
《世说新语》描写最丰富、最精彩的，莫过于魏晋名士，他们的举止和风神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坐标；除此之外，该书还描写了光彩夺目的女性和儿童群像，魏晋儿童的纯真、任性、机智和谈锋，千载之下，仍不得不令人感佩，吟咏“柳絮因风起”的小才女谢道韫更是名扬千古。
《世说新语》中儿童描写的具体内容
1.《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出对儿童个性的尊重
魏晋是“人的觉醒”时期，其鲜明特征就是对人格、个性的尊重和包容，对人情的肯定和重视。于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放浪形骸，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林隐逸，以及以王羲之、谢安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名僧密切往还、优游山水等，都乐此不疲、一再上演。他们或追求庙堂功名，或贪恋林泉之乐，都享受着自然、率真的自由人性。这样的时代风气，也必然会传导在其子女身上，具体反映就是魏晋士大夫对儿童思想、个性的尊重与宽容。
如《世说新语·忿狷》第8则：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东晋桓玄（桓南郡）幼年时与诸兄弟斗鹅，总是落败，他气愤不平，竟然在一夜之间杀掉了诸兄弟的所有斗鹅。叔父桓冲（曾任车骑将军）见此情形，马上猜到是桓玄所为。虽然原文并未交代桓冲如何处置桓玄，但从文字推理，桓冲应该是采取了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揆诸情理，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对孩子类似的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但桓冲没有。这除了桓氏家族财富力雄、不在乎斗鹅的财产价值，以及桓玄早孤、桓冲会对其更多袒护等原因之外，显然也体现出对儿童任性的宽容，而其本质上就是对儿童本性的尊重。桓玄后来雄霸一方，史有差评，但他才能出众、封公封侯，这应当与其叔父桓冲的尊重、宽容与培养不无关系。
又如《品藻》第48则：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 ”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东晋“风流之宗”刘惔（刘尹）与王濛（王长史）关系密切，时相往来。在刘惔过访王濛，清谈、离去之后，时年13岁的王修（小字苟子）询问其父王濛：“刘惔的清谈和您孰优孰劣？”王濛回答：“音韵、词令之美，他不如我；谈理深刻、一语破的，我不如他。”可以看出，王濛给孩子的回答，并非漫不经心、敷衍而过，而是严肃认真、深入肯綮，这也体现出他对孩子提问的重视和尊重，当然也是对孩子人格的尊重。
2.《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出重视儿童教育的家庭氛围和品评儿童的社会风气
自曹丕施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便越来越突出。两晋时期，门阀林立，尤其是东晋一朝，形成了皇权与门阀对等分享统治权的局面，王、谢、桓、郗等家族交替专权。为维持家族地位于不坠，子弟培养便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于是就有“谢家子弟”“芝兰玉树”“乌衣之游”等佳话流传。《世说新语》中对此有精彩描写，如《德行》第36则：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谢公）夫人刘氏问谢安：“怎么从未见您教育孩子？”谢安回答：“其实我一直在教育孩子呢！”言下之意，我虽然不指指点点、说这说那，但我的言行举止都在给孩子做着榜样，都在无声地教育着孩子呢。这十分耐人寻味，也说明谢安夫妇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只不过两人的方式不同罢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优质教育。谢家子弟衣冠磊落，擅长文采，纵横《文选》，在人格上相对内敛、退隐，与王氏子弟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样的家族风格，显然与谢安等人的着意培养、引导有重要关系。
又《品藻》第7则：
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西晋冀州刺史杨准二子杨乔、杨髦风格各异，八九岁时即颇有声名。名士裴頠喜欢杨乔，乐广喜欢杨髦，两人对孩子评价不一。杨准见此当然开心，说：“杨乔、杨髦的优劣，其实正是裴頠、乐广的优劣。”杨准为杨修之孙，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弘农杨氏，其二子八九岁即知名，显然是家长有意为之延邀声誉的结果；而名士裴頠、乐广竟也对两个孩子的评价争得不亦乐乎，说明魏晋社会都热衷于孩子的品评。这不仅是九品官人品评人物的延续，而且也透露出家庭与社会在孩子教育上的功利倾向，一旦孩童时即有美名，那成人之后的猎取功名就手到擒来了。 3.《世说新语》中的儿童描写反映了温和善美的天伦之情
人情之大，莫过于天伦；天伦之大，莫过于父母儿女之情。温和善美的天伦之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源。魏晋士人不拘礼法者多，但在天伦人情这点上，却极为虔诚、克尽孝道，那些为服丧而哀毁过度的孝子屡见不鲜。他们和其他任何时代的士大夫一样，都有着温和善美的家庭氛围和天伦人情。《世说新语·排调》第16则：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年幼的王悦（字长豫）与其父王导（丞相）对弈，王导举棋欲下，王悦却抓住父亲的手指头不让落下，王导笑着说：“怎么能这样啊？那几个指头之间似乎都连着呢！”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幕！任性的儿子怕输给父亲，耍赖地抓住父亲的手指，不想让父亲走出那一步棋，父亲疼爱地调侃式责备：哎，那手指头是互相连着的，你抓住一个，其他几个怎么呢办？还让人下棋不？王导身为东晋著名宰相，经过了多少政坛的诡谲风雨，但对其子的溺爱，却体现出何等醇和善美的温情！这样的天伦源于最真的人性，是任何邪恶和血腥也无法压制、掩遏的。
再看一则反映母爱的。《文学》第39则：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谢安隐居东山时，名僧支遁前往谢安处讲论玄理，谢安之侄谢朗也在听讲之列。时谢朗年方八岁，病愈之初，不能太多劳累、费神，所以其母王绥隐在照壁之后，传信要求谢朗回家。传信无果之后，王绥索性不顾礼节，直接走进厅堂将谢朗抱走，并哭着说：“孩子父亲早逝，我这个寡母就全靠孩子了，总不能让他有所闪失啊！”这是一个守寡母亲呵护儿子的生动事例。谢安可以按照士大夫的标准严格要求谢朗，但作为一位唯有一子可资依靠的守寡母亲，最看重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什么清谈玄理和风度，所以她“辞情慷慨”，使一代人杰谢安都为之动容。这份护犊之情，是源自最醇厚的母爱，隐藏着强大而深沉的力量。
4.《世说新语》中的少数描写也反映了儿童的不幸遭际
《世说新语》反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三国以及永嘉之乱前后尤其战乱频仍。在那时，不仅仅普通百姓，即使是士大夫文人，也多有迍邅之艰，甚至于饥馁而卒。此情之下，那些在监护中成长的儿童，其遭际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是，由于《世说新语》侧重于描述士大夫的风神俊迈，相对忽略了对苦难人生的记录，因而相关儿童遭际的描写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德行》第24则：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郗鉴在永嘉之乱时避居乡里，极为困穷，食不果腹，靠乡人周济度日。而且，他就食时还经常带着侄儿郗迈和外甥周翼，这增加了乡人的负担，乡人表示不能给孩子提供食物。从此，郗鉴每次都单独前往就食，但吃完后总是用两颊含着食物，回家后再喂给孩子。最后，竟然用这种方式保全了两个孩子。今天来看，不给孩子提供食物，用两颊含着食物再喂给孩子，似乎都不易理解，但在永嘉大乱中，一己生命尚且难保，又安能顾及他人？郗鉴以仁慈之心哺育两个孩子，足见其“行为世表”的崇高品德，也从侧面反映了乱世中儿童的不幸遭际。可以推理，两个孩子仅靠郗鉴两颊所含的食物来支撑其急需养分的幼躯，其饥饿过程，简直让人不敢想象！所幸的是，郗迈、周翼成人之后均有才干，为官一方，且对郗鉴的养育之恩感铭不尽。这又让人不禁感慨孩子生命力之顽强，以及郗鉴含辛茹苦、幼养长育的功绩。
另外，《世说新语·言语》第27则记录了西晋时一个男孩为病父“乞药”之事，《惑溺》第3则记录了贾充之妻郭槐因嫉妒而杀死儿子乳母，致使儿子夭折之事，都是当时儿童悲惨遭际的写真。“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其《七哀诗》有“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之语，描写儿童的凄惨情景，让人不忍卒读。这些记录，既是对动乱时世的严厉批判，也是悲悯生命、警惕后人的沉痛告诫，散发着人性本色的光芒。
《世说新语》中儿童描写的美学意蕴
1.深情之美
宗白华先生曾论述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认为魏晋人“浓于热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可谓慧眼识鉴。魏晋人任性、张扬的个性背后，是纯真而深情的底色，他们不愿矫情造作、压抑本性，所以他们拥抱自然、舒展深情，阮籍的穷途之哭、王戎的卿卿我我、劉琨的一曲悲笳、桓伊的一往深情等，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动人音符，体现出浓郁的深情之美。
与士大夫相比，儿童天性绽放，显得更为纯真和深情，其一言一行，都毫无掩饰，尤其是他们对父母的爱，让人感动不已。《世说新语·夙惠》第7则：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鞠爱过于所生。
东晋桓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不亚于王、谢二族，桓温、桓玄皆为一代霸主。桓玄三岁时，其父桓温去世，叔父桓冲接替桓温之位，任扬州刺史。三年后，桓玄服丧期满，桓冲要离任扬州刺史，与扬州旧部文武官员送别，他对桓玄说：“记住，这些人可都是你父亲的故旧僚属啊。”幼小的桓玄听到此言，因感念父亲，遂放声痛哭。此后，桓冲对桓玄倍加呵护、扶植，最终桓玄镇守长江中游，功业极为显赫，不过因其篡晋而史有差评。抛开这些历史不说，仅以儿童的角度来看，桓玄在遭家难之后，三年的守丧生活，使得这个五岁的孩子对人情有着比一般儿童更为深切的认识，从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放声痛哭。应该说，桓玄这一哭，既受东晋社会和政坛的促生，也是儿童深情的尽情流露。在父子亲情这点上，完全值得肯定。 2.纯真之美
儿童的纯真之美古来共赏，《世说新语》中描写儿童的纯真之美，让人疼爱而又忍俊不禁。如《言语》第4则：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言语》第12则：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食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这两则故事人物不同，内容相似，分别写了孔融二子（姓名不详）、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偷酒喝的情形。尽管故事对钟氏兄弟着墨较多，但就生动和传神而言，孔融二子显得更为天性烂漫、纯真可爱。作为家长的孔融、钟繇托假寐以作壁上观，也体现出疼爱孩子的脉脉温情。孔融二子分别只有五六岁，弟弟偷酒喝，哥哥不仅不阻止，反而问：“喝酒要行礼的！你为什么不行礼？”弟弟不仅不惭愧，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知道吗？这是偷的行为，本来就不合礼的，还行什么礼！”这答语似乎饱含着教训哥哥的意味。兄弟俩天真烂漫的纯真之美跃然纸上，读来真让人忍俊不禁。遗憾的是，后来曹操诛杀孔融，株連其全家，时年八九岁的孔融二子，也被残忍杀害了。无辜的孩子，匆匆地走过了人世，仅留下了他们纯真的面影，当然，也留给我们永远的警惕和无尽的遗憾。
3.机智诙谐之趣
机智与诙谐是清谈的主要特点。相比其他时代而言，魏晋士大夫更看重谈锋的机智与诙谐，而不是谈吐的温柔敦厚；一定程度上说，机智与诙谐是魏晋士大夫的时代特点。《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清谈事例，其中关于儿童的描写，也以此类居多。如《言语》第11则：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曹魏名臣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少有美誉。兄弟两人十三岁时，得以朝见魏文帝曹丕。在皇帝面前，钟毓紧张流汗，钟会相对坦然一些。文帝好事，问二人为何流汗、为何不流汗，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钟氏兄弟的回答体现了高度的机智。对于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有机会朝见皇帝，实在是莫大的恩幸；面对皇帝的威严，二人的紧张也自在不免。相对而言，钟毓因紧张而流汗，即使据实回答，也无损于皇帝的威严；钟会不流汗，似乎对皇帝无所畏惧，可如果这样回答，那显然有损皇威，于是他急中生智：“因为太紧张，所以汗不敢出。”钟会的回答既避免了自己的尴尬，也进一步抬高了文帝，显然要比钟毓高出一筹。对于一个尚欠生活经验的少年来说，其机智实在让人拍手叫绝。历史证明，成人之后的钟会才堪文武，是当时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他也因此野心勃勃，最终谋反被诛；钟毓聪慧不及钟会，但忠诚厚道，他早看出了钟会的不臣之心，所以司马昭才网开一面，没有株连钟氏家族。
浩瀚的青史上，部分人物命运的显隐沉浮，居然早在孩童时期就已注定，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以钟会而言，其才堪文武有目共睹，但了解其不臣之心的，则唯有钟毓。其父钟繇在钟氏兄弟五岁时即离世，如果钟繇监护二子成长的时间更多一些，那么以钟繇之智，或许能教育和抑制钟会的野心，扶正他那疯狂生长的才华，匡正这匹不羁的野马。但显然，历史的因缘际会造就了钟会才堪文武而悖乱不臣的一生。从今天孩子教育的角度来说，不能不引人深思。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