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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将于近期发放5G商用牌照”之后，仅过了3天，这只靴子就落地了！
6月6日上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就在同一天，工信部还对《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进行了修订，在A类“基础电信业务”，“A12蜂窝移动通信业务”类别下，增设“A12-4 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业务子类。根据对其具体业务的表述，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是指“利用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提供的话音、数据、多媒体通信等业务”。
自此，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尽管布局很早，但直到“十三五”期间， 5G商用才真正被提上日程。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此后出台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期末，5G启动商用服务”。
按照工信部给出的时间表，2019年将进入5G预商用阶段，2020年将正式商用。显然，向四大运营商发放牌照的举动，令中国的5G商用提前了至少半年。
实际上，早在正式发放4G牌照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展了5G的研究。2013年2月，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推动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旨在聚合移动通信领域产学研用力量、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10个月后，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获得4G牌照。在此后6年时间里，三大运营商大力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使得电信盲区不断减少，基本实现全覆盖。
根据《2018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648万个，其中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截至12月底，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普及率接近84%。
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向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四家企业颁发了5G商用牌照。摄影/本刊记者 杜洋
在这一过程中，5G技术也日趋成熟。2016年1月，中国全面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分为关键技术验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方案验证三个阶段推进实施。同年9月，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完成了大规模天线、新型多址、新型多载波、高频段通信等7个无线关键技术，以及网络切片、移动边缘计算等4个网络关键技术的性能和功能測试，验证了这些关键技术在支持Gbps用户体验速率、毫秒级端到端时延、每平方公里百万连接等多样化5G场景需求的技术可行性。
随后开展的第二阶段试验则基于统一的试验平台、统一频率、统一设备和测试规范，针对各厂商面向5G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不同应用场景的技术方案进行验证。华为、爱立信、中兴、大唐、诺基亚和上海贝尔、三星等企业参与测试。
为此，IMT-2020（5G）推进组在北京怀柔规划了全球最大的5G试验外场，完成了30个站的站址规划，可满足外场单站及组网性能测试需求。与此同时，引入展讯、MTK等芯片企业，是德科技、罗德与施瓦茨、大唐联仪、星河亮点等仪表企业，开展了产业链的对接测试。
2017年6月，华为率先完成了测试。根据当时的报道，在C波段（频率从3.7～4.2GHz）的测试环节中，华为利用整个200MHz全带宽，通过5G新空口及大规模多入多出等技术，使单用户下行吞吐率超过6Gbps，小区峰值超过18Gbps。而在无线技术验证过程中，华为通过配套业界首个小型化5G测试终端，使单个5G基站可同时支持上百路超高清4K视频点播，在车载移动场景下流畅播放。
2017年11月15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官网发布《关于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使用3300-3600MHz和4800-5000MHz频段相关事宜的通知》。工信部介绍称，这次发布的中频段5G系统频率使用规划，能够兼顾系统覆盖和大容量的基本需求，是中国5G系统先期部署的主要频段。正式确定5G频谱，也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率先发布5G系统在中频段使用规划的国家。
很快，5G技术研发试验迎来第三阶段的测试。用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的话说，这是5G实现“18岁成人”之前的关键一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测试，预计在2018年底5G产业链主要环节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2018年2月，IMT-2020（5G）推进组联合华为，在北京怀柔5G测试外场率先开展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新技术验证测试，随后中兴、大唐、爱立信、上海诺基亚贝尔等系统企业，高通、英特尔、紫光展锐、海思等芯片企业，以及是德、罗德与施瓦茨等仪表企业参与了测试。
2019年1月，第三阶段测试结束，测试结果表明，5G基站与核心网设备均可支持非独立组网和独立组网模式，主要功能符合预期，达到预商用水平。2019年将启动5G增强及毫米波技术研发试验等工作。
四十年来，中国通信业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探索历程，此次中国5G无论从研发到正式商用，终于开始“引领”世界。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和趋势。
“这些年，中国在IT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5G通信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这得益于国家有一个开明的态度和容错机制，以及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最关键的，是有利于新一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周剑表示，过去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买方市场，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无论消费还是产业，其规模都足以支撑某项新兴领域技术的快速成熟。 “有好的生态环境，有国家的政策，还有产业本身技术实力的不断积累沉淀，5G自然实现了率先突破，这实际上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周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这些年的积累，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加上中国本身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阶段，已经处于引领地位的5G提前进入商用，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周剑看来，目前，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也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这场变革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重构产业体系，改写现有的国际产业版图和秩序。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各个经济体都要在5G方面谋篇布局，从战略上作出重大安排。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自然不甘人后。“既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也有一定技术储备，在应用上也做了一些探索，必然要提前安排，系统地谋划和部署。”周剑说。
此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预计2020～2025年期间，中国5G发展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达310万个。
这无疑是块诱人的蛋糕——谁先拿到牌照，谁就能在这一巨大的市场中抢占先机。
就在中国开展三个阶段5G技术研发试验的同时，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始5G布局。据中国联通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联通目前已开通国内40个城市的5G试验网络，同时成立了5G应用创新联盟，有240余家企业加入。此外，还启动领航者计划，致力于打造5G应用万亿新市场、开创5G产业新未来。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发牌仪式上，对于公司的5G布局介绍得更为详细：早在2012年，中国移动就启动5G研发，围绕5G场景需求定义、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构建，应用业务创新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标准制定上，牵头完成《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编制，提出的8大5G关键性能和效率指标被国际电信联盟（ITU）采纳、成为全球共识，并在ITU、3GPP中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成為5G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移动面向全球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目前已建立22个开放实验室，汇聚超500家成员，在雄安、成都、上海成立三大产业研究院，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合作，聚焦9大垂直行业领域，形成创新应用方案及端到端解决方案，目前已落地开展应用合作试点。
此外，中国移动在杭州、广州、上海、武汉、苏州5个城市启动5G网络规模试验，在北京、重庆、天津、深圳、雄安等12个城市开展5G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移动远程医疗、云端机器人、智慧工厂、智慧校园、智能电网、高清云游戏等31个应用场景开展5G业务示范。5G牌照下发后，中国移动宣称，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相对而言，中国电信起步较晚，2017年底开始参与5G试验，但联合国内外众多企业开展5G技术试验和17个试点城市5G试验网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同时，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全球5G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 
中国移动电话基站发展情况
2018年12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国移动获得2600MHz和49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有力保障了三大运营商开展5G系统试验所必须使用的频率资源。
与三大运营商相比，中国广电似乎并没有提前开展5G布局，却也“坐收”5G牌照，其原因耐人寻味。对此，周剑分析，这是为了在通信领域形成一种更加良性的竞争生态。同时，作为三网融合（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推进主力，中国广电还需要一系列机制创新，借助5G带来的巨变，或将更好地促进三网融合。此外，广电在频谱资源上也占有一定优势，并且广电行业本身就是潜在的市场，无论社会民生还是智慧城市，都能与之响应，这也是中国广电的优势所在。
中国广电全称是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注册资金45亿元，全部以货币出资，由中央财政安排，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2016年5月5日，中国广电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未在电信领域有较大突破。
“在三网融合过程中，中国广电一直期待在移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成立了国网公司，申请5G牌照，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飞象网创始人项立刚认为，之所以给中国广电发放牌照，可能因为在5G中会有一部分垂直应用是出自视频等方面的需要，“但我个人认为，对于通信这样一个公共服务领域而言，需要有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的积累。”
“牌照是牌照，网络是网络，4家企业拿到5G牌照并不能理解为要建4张庞大的网络，三大运营商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变为四大运营商。”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认为，中国广电的优势在于高清视频等内容的承载，在业务层面上，协作共享是王道，4家企业会更加协同，实现频段以及基站建设的共享。
从发放牌照算起，4G在中国发展了近6年。据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在4G网络上的建设规模至少是8000亿元，从整体上看，目前运营商的4G投入成本也尚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四家获得牌照的企业要想迅速发展5G，建设成本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5G基站建设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不久前华为CEO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对5G基站的建设有过描述，称“只有一点点大，20公斤，就像装文件的手提箱那么大”，因此，5G基站的安装不需要铁塔和吊车，可以随意地装在杆子上、挂在墙上，甚至放进下水道里。
然而，为满足高流量密度、高峰值速率的要求，5G将采用宏微异构的超密集组网架构。此前业界有过预测，5G小基站站间距仅为50～100米，甚至更小，因此站址数量将是4G的数倍。中信建投的研究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G基站数量将是4G的两倍，运营商5G建网主体投资可能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增长68%。
广东东莞松山湖制造中心的华为SG178多探头球面近场测试系统，一名工程师站在5G基站天线下。图/视觉中国
可以预见，在深化网络提速降费、持续提升4G网络质量的同时，基础电信运营商还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5G网络、配套需求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但中国通信业观察家项立刚并不认为成本对于运营商而言是个很大的问题，“运营商从来没有亏损，相反，收入一直在增加，正是因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所以，5G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机会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1～4月，通信业营业收入为5145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收入为44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7%。
这是否意味着，5G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会体现在资费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目前5G流量资费标准尚未确定，但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5G的流量资费只会比4G更低，因为使用的频率增加了，一些原来不用的频率也利用起来了，频率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从2G到4G的经验也证明，技术越进步，资费越便宜。
“2G时代，1GB的流量需要1万元，3G时代，1GB的流量约500元，4G时代，1GB流量从10元降到8.62元，按照这个趋势，5G时代，流量价格只会更低。”项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纯粹由企业自主选择的话，我相信正常情况下，企业肯定愿意把上一代技术的市场价值尽可能的回收之后，才会考虑下一代技术。”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说，“但是5G作为信息革命时代或者新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关键性基础设施，全球都在抢抓这一战略机遇期，作为一种战略安排，无论从国家还是企業层面，尤其是有社会责任的央企，就不能纯粹从短期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除了资金难题，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选址问题，出于对基站辐射的担忧，或产生邻避效应，阻挠基站的建设，这在过去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不少见，在站间距大大缩短的5G时代，这样的问题或将更多。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基站的电磁辐射指标其实比欧美还要严格10倍，但老百姓依然会有担心，或许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政府多做引导。
“我觉得5G商用最大的前途还是来自于产业，而不是消费，因此在布局上应该优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大，需求更迫切，或者是产业集群地区，这样有利于更快地获得商业回报。”周剑说。
在获得5G牌照后，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宣布了下一步的建设布局，40个城市将首先开展5G商用，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雄安新区、苏州等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
这样是否会导致城市发展间的数字鸿沟，让地区发展更加不均衡？
对此，周剑认为，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有梯度，并不因为人为因素就能改变。从5G本身的发展来看，5G布局本来就是超前应用的，因此在那些有条件的地方率先突破，对于相对条件较弱的地方而言，可以起到巨大的引领带动作用。而且，创新的过程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和风险，等到这些发展较好的城市、地区探索成熟之后，再到相对落后的地方，或许发展的加速度会比第一批更快，经济性更好，这样也符合他们的需求和特点。
尽管对于基站建设还有诸多难点，但5G商用的到来，依然给人们的未来带来无限可能。“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4G的发展，由此衍生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各种场景，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5G具有高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等优势， 未来将与诸多垂直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此前，华为发布《5G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 探讨最能体现5G能力的十大应用场景分别是云VR/AR、车联网、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无线医疗、无线家庭娱乐、联网无人机、社交网络、个人AI辅助、智慧城市。
在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也对5G的场景应用做了一番畅想，认为20%将用于人和人之间通讯，80%可能用于物与物之间通讯，也就是移动物联网领域。
10年前，中国就开始布局物联网，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5G的到来，是否会成为中国物联网发展的一阵东风？
“物联网的战略方向是对的，只是当时的重点很多放在传感网上了，主要解决的是可感知可连接，但没有通用网络的支持，这种传感都是碎片化的。”周剑说。此外，其他的技术没有跟上，比如数据处理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等，都还是星星之火，在各自领域发力，很难形成燎原之势。而现在各方面条件准备充分，5G的发展阶段又正好切合了整体的发展要求，发展物联网或许正当其时。“但这并不是说技术成熟了，可能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努力。”
周剑认为，未来5G商用要形成规模，首先需要国家做好总体的战略布局和引导，尤其是要优化政策环境，支持创新。其次，要确立基本规则，大家共同遵守，一视同仁，避免恶性竞争。
项立刚则将物联网称作智能互联网，是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和智能学习等共同形成的一个新的能力，移动互联是它的基础，没有移动互联，物联网所有的能力就没法发挥出来。
应用场景不足，终端产品还未形成量产规模，5G商用或将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但项立刚认为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有了网络就会有人基于网络开展各项业务，不必急于一时。“现阶段，5G能带给大家最直观的体验还是消费者业务，网速增加了，视频不卡了，有了良好的网络体验之后，下一步再开展智能物联技术。”
6月6日上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就在同一天，工信部还对《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进行了修订，在A类“基础电信业务”，“A12蜂窝移动通信业务”类别下，增设“A12-4 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业务子类。根据对其具体业务的表述，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是指“利用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提供的话音、数据、多媒体通信等业务”。
自此，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战略安排
尽管布局很早，但直到“十三五”期间， 5G商用才真正被提上日程。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此后出台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期末，5G启动商用服务”。
按照工信部给出的时间表，2019年将进入5G预商用阶段，2020年将正式商用。显然，向四大运营商发放牌照的举动，令中国的5G商用提前了至少半年。
实际上，早在正式发放4G牌照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展了5G的研究。2013年2月，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推动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旨在聚合移动通信领域产学研用力量、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10个月后，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获得4G牌照。在此后6年时间里，三大运营商大力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使得电信盲区不断减少，基本实现全覆盖。
根据《2018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648万个，其中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截至12月底，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普及率接近84%。
在这一过程中，5G技术也日趋成熟。2016年1月，中国全面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分为关键技术验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方案验证三个阶段推进实施。同年9月，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完成了大规模天线、新型多址、新型多载波、高频段通信等7个无线关键技术，以及网络切片、移动边缘计算等4个网络关键技术的性能和功能測试，验证了这些关键技术在支持Gbps用户体验速率、毫秒级端到端时延、每平方公里百万连接等多样化5G场景需求的技术可行性。
随后开展的第二阶段试验则基于统一的试验平台、统一频率、统一设备和测试规范，针对各厂商面向5G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不同应用场景的技术方案进行验证。华为、爱立信、中兴、大唐、诺基亚和上海贝尔、三星等企业参与测试。
为此，IMT-2020（5G）推进组在北京怀柔规划了全球最大的5G试验外场，完成了30个站的站址规划，可满足外场单站及组网性能测试需求。与此同时，引入展讯、MTK等芯片企业，是德科技、罗德与施瓦茨、大唐联仪、星河亮点等仪表企业，开展了产业链的对接测试。
2017年6月，华为率先完成了测试。根据当时的报道，在C波段（频率从3.7～4.2GHz）的测试环节中，华为利用整个200MHz全带宽，通过5G新空口及大规模多入多出等技术，使单用户下行吞吐率超过6Gbps，小区峰值超过18Gbps。而在无线技术验证过程中，华为通过配套业界首个小型化5G测试终端，使单个5G基站可同时支持上百路超高清4K视频点播，在车载移动场景下流畅播放。
2017年11月15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官网发布《关于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使用3300-3600MHz和4800-5000MHz频段相关事宜的通知》。工信部介绍称，这次发布的中频段5G系统频率使用规划，能够兼顾系统覆盖和大容量的基本需求，是中国5G系统先期部署的主要频段。正式确定5G频谱，也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率先发布5G系统在中频段使用规划的国家。
很快，5G技术研发试验迎来第三阶段的测试。用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的话说，这是5G实现“18岁成人”之前的关键一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测试，预计在2018年底5G产业链主要环节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2018年2月，IMT-2020（5G）推进组联合华为，在北京怀柔5G测试外场率先开展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新技术验证测试，随后中兴、大唐、爱立信、上海诺基亚贝尔等系统企业，高通、英特尔、紫光展锐、海思等芯片企业，以及是德、罗德与施瓦茨等仪表企业参与了测试。
2019年1月，第三阶段测试结束，测试结果表明，5G基站与核心网设备均可支持非独立组网和独立组网模式，主要功能符合预期，达到预商用水平。2019年将启动5G增强及毫米波技术研发试验等工作。
四十年来，中国通信业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探索历程，此次中国5G无论从研发到正式商用，终于开始“引领”世界。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和趋势。
“这些年，中国在IT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5G通信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这得益于国家有一个开明的态度和容错机制，以及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最关键的，是有利于新一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市场环境。”周剑表示，过去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买方市场，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无论消费还是产业，其规模都足以支撑某项新兴领域技术的快速成熟。 “有好的生态环境，有国家的政策，还有产业本身技术实力的不断积累沉淀，5G自然实现了率先突破，这实际上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周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这些年的积累，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加上中国本身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阶段，已经处于引领地位的5G提前进入商用，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周剑看来，目前，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也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这场变革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重构产业体系，改写现有的国际产业版图和秩序。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各个经济体都要在5G方面谋篇布局，从战略上作出重大安排。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自然不甘人后。“既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也有一定技术储备，在应用上也做了一些探索，必然要提前安排，系统地谋划和部署。”周剑说。
谁来抢占先机
此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预计2020～2025年期间，中国5G发展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达310万个。
这无疑是块诱人的蛋糕——谁先拿到牌照，谁就能在这一巨大的市场中抢占先机。
就在中国开展三个阶段5G技术研发试验的同时，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始5G布局。据中国联通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联通目前已开通国内40个城市的5G试验网络，同时成立了5G应用创新联盟，有240余家企业加入。此外，还启动领航者计划，致力于打造5G应用万亿新市场、开创5G产业新未来。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发牌仪式上，对于公司的5G布局介绍得更为详细：早在2012年，中国移动就启动5G研发，围绕5G场景需求定义、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构建，应用业务创新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标准制定上，牵头完成《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编制，提出的8大5G关键性能和效率指标被国际电信联盟（ITU）采纳、成为全球共识，并在ITU、3GPP中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成為5G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移动面向全球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目前已建立22个开放实验室，汇聚超500家成员，在雄安、成都、上海成立三大产业研究院，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合作，聚焦9大垂直行业领域，形成创新应用方案及端到端解决方案，目前已落地开展应用合作试点。
此外，中国移动在杭州、广州、上海、武汉、苏州5个城市启动5G网络规模试验，在北京、重庆、天津、深圳、雄安等12个城市开展5G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移动远程医疗、云端机器人、智慧工厂、智慧校园、智能电网、高清云游戏等31个应用场景开展5G业务示范。5G牌照下发后，中国移动宣称，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相对而言，中国电信起步较晚，2017年底开始参与5G试验，但联合国内外众多企业开展5G技术试验和17个试点城市5G试验网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同时，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2018年12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国移动获得2600MHz和49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有力保障了三大运营商开展5G系统试验所必须使用的频率资源。
与三大运营商相比，中国广电似乎并没有提前开展5G布局，却也“坐收”5G牌照，其原因耐人寻味。对此，周剑分析，这是为了在通信领域形成一种更加良性的竞争生态。同时，作为三网融合（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推进主力，中国广电还需要一系列机制创新，借助5G带来的巨变，或将更好地促进三网融合。此外，广电在频谱资源上也占有一定优势，并且广电行业本身就是潜在的市场，无论社会民生还是智慧城市，都能与之响应，这也是中国广电的优势所在。
中国广电全称是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注册资金45亿元，全部以货币出资，由中央财政安排，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2016年5月5日，中国广电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未在电信领域有较大突破。
“在三网融合过程中，中国广电一直期待在移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成立了国网公司，申请5G牌照，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飞象网创始人项立刚认为，之所以给中国广电发放牌照，可能因为在5G中会有一部分垂直应用是出自视频等方面的需要，“但我个人认为，对于通信这样一个公共服务领域而言，需要有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的积累。”
“牌照是牌照，网络是网络，4家企业拿到5G牌照并不能理解为要建4张庞大的网络，三大运营商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变为四大运营商。”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认为，中国广电的优势在于高清视频等内容的承载，在业务层面上，协作共享是王道，4家企业会更加协同，实现频段以及基站建设的共享。
诸多难题
从发放牌照算起，4G在中国发展了近6年。据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在4G网络上的建设规模至少是8000亿元，从整体上看，目前运营商的4G投入成本也尚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四家获得牌照的企业要想迅速发展5G，建设成本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5G基站建设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不久前华为CEO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对5G基站的建设有过描述，称“只有一点点大，20公斤，就像装文件的手提箱那么大”，因此，5G基站的安装不需要铁塔和吊车，可以随意地装在杆子上、挂在墙上，甚至放进下水道里。
然而，为满足高流量密度、高峰值速率的要求，5G将采用宏微异构的超密集组网架构。此前业界有过预测，5G小基站站间距仅为50～100米，甚至更小，因此站址数量将是4G的数倍。中信建投的研究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G基站数量将是4G的两倍，运营商5G建网主体投资可能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增长68%。
可以预见，在深化网络提速降费、持续提升4G网络质量的同时，基础电信运营商还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5G网络、配套需求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但中国通信业观察家项立刚并不认为成本对于运营商而言是个很大的问题，“运营商从来没有亏损，相反，收入一直在增加，正是因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所以，5G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机会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1～4月，通信业营业收入为5145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收入为44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7%。
这是否意味着，5G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会体现在资费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目前5G流量资费标准尚未确定，但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5G的流量资费只会比4G更低，因为使用的频率增加了，一些原来不用的频率也利用起来了，频率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从2G到4G的经验也证明，技术越进步，资费越便宜。
“2G时代，1GB的流量需要1万元，3G时代，1GB的流量约500元，4G时代，1GB流量从10元降到8.62元，按照这个趋势，5G时代，流量价格只会更低。”项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纯粹由企业自主选择的话，我相信正常情况下，企业肯定愿意把上一代技术的市场价值尽可能的回收之后，才会考虑下一代技术。”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说，“但是5G作为信息革命时代或者新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关键性基础设施，全球都在抢抓这一战略机遇期，作为一种战略安排，无论从国家还是企業层面，尤其是有社会责任的央企，就不能纯粹从短期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除了资金难题，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选址问题，出于对基站辐射的担忧，或产生邻避效应，阻挠基站的建设，这在过去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不少见，在站间距大大缩短的5G时代，这样的问题或将更多。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基站的电磁辐射指标其实比欧美还要严格10倍，但老百姓依然会有担心，或许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政府多做引导。
“我觉得5G商用最大的前途还是来自于产业，而不是消费，因此在布局上应该优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大，需求更迫切，或者是产业集群地区，这样有利于更快地获得商业回报。”周剑说。
在获得5G牌照后，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宣布了下一步的建设布局，40个城市将首先开展5G商用，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雄安新区、苏州等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
这样是否会导致城市发展间的数字鸿沟，让地区发展更加不均衡？
对此，周剑认为，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有梯度，并不因为人为因素就能改变。从5G本身的发展来看，5G布局本来就是超前应用的，因此在那些有条件的地方率先突破，对于相对条件较弱的地方而言，可以起到巨大的引领带动作用。而且，创新的过程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和风险，等到这些发展较好的城市、地区探索成熟之后，再到相对落后的地方，或许发展的加速度会比第一批更快，经济性更好，这样也符合他们的需求和特点。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尽管对于基站建设还有诸多难点，但5G商用的到来，依然给人们的未来带来无限可能。“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4G的发展，由此衍生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各种场景，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5G具有高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等优势， 未来将与诸多垂直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此前，华为发布《5G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 探讨最能体现5G能力的十大应用场景分别是云VR/AR、车联网、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无线医疗、无线家庭娱乐、联网无人机、社交网络、个人AI辅助、智慧城市。
在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也对5G的场景应用做了一番畅想，认为20%将用于人和人之间通讯，80%可能用于物与物之间通讯，也就是移动物联网领域。
10年前，中国就开始布局物联网，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5G的到来，是否会成为中国物联网发展的一阵东风？
“物联网的战略方向是对的，只是当时的重点很多放在传感网上了，主要解决的是可感知可连接，但没有通用网络的支持，这种传感都是碎片化的。”周剑说。此外，其他的技术没有跟上，比如数据处理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等，都还是星星之火，在各自领域发力，很难形成燎原之势。而现在各方面条件准备充分，5G的发展阶段又正好切合了整体的发展要求，发展物联网或许正当其时。“但这并不是说技术成熟了，可能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努力。”
周剑认为，未来5G商用要形成规模，首先需要国家做好总体的战略布局和引导，尤其是要优化政策环境，支持创新。其次，要确立基本规则，大家共同遵守，一视同仁，避免恶性竞争。
项立刚则将物联网称作智能互联网，是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和智能学习等共同形成的一个新的能力，移动互联是它的基础，没有移动互联，物联网所有的能力就没法发挥出来。
应用场景不足，终端产品还未形成量产规模，5G商用或将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但项立刚认为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有了网络就会有人基于网络开展各项业务，不必急于一时。“现阶段，5G能带给大家最直观的体验还是消费者业务，网速增加了，视频不卡了，有了良好的网络体验之后，下一步再开展智能物联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