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这个夜晚和任何夜晚都没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是一些平日里绝不相扰的朋友纷纷给我电话和短信。他们说，一位老人走了。
　　这位老人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停留了106年。从1907年开始，晚清，民国，新中国，他一个人跨越3代。莽莽苍苍的时间在这个潮湿的深圳夜晚一下子翻腾起来，关于他的修行，他的苦难和颠沛。我想这已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或者传奇。几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叫他本老，或干脆叫老和尚。他说他以前叫本幻，是恩师虚云长老帮他改成了本焕。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真正有点体会到两个名字的不同的意涵，是梦幻泡影的虚妄，还是光彩焕然的逼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当死亡突然跟他发生关联，那些有关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老问题又一次严肃起来。
　　初见老和尚是两年前的一个傍晚，但我只是在方丈室的门口遥遥拜倒，却没有走近。我刻意保留着一段距离，那是一个红尘凡夫和圣者的距离，是我自己需要的距离。
　　数日后我开车载着王恺沿盘桓山道直奔弘法寺也是傍晚，他在《老和尚本焕》里写道：“这位104岁的老和尚每天清晨4点18分起床，不用侍者帮助，自己就能在方丈室的椅子上高踞，然后接受络绎不绝的来自山下的教徒们的朝拜……”这是很多人都见过的情景，而此刻这情景正模糊于他们的泪光。报纸上说，吊唁的各界人士和信众已达数十万。
　　也是在两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愚教授跟我说，你可以研究本老，目前还没有一本关于本老的学术专著，他可是一代高僧。当时我正在北大学习佛学，功底浅薄，却也怦然心动。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惭愧地发现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以学术标准考量，可资参阅的关于本老的资料太少。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场论争，也因为资料的信实问题，胡适首先发难，质疑虚云的出身和寿龄，港台、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人学界、教界人士纷纷参战，各自选边，一时众声喧哗。关于这个困局，有一回我请教社科院的黄夏年教授，他说的确有这个问题，本焕是个修行的和尚，无意著书立说，何况禅宗本就强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著名佛教学者吴汝钧曾比较过民国以来的中日佛教，他说日本产生了多位佛学大师，像铃木大拙、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等等，而中国则出了多位高僧。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选哪一边呢？答案偏执也简单，不管怎样，我心中的佛教不能没有虚云、印光、太虚、弘一，以及本焕。
　　1930年，23岁的湖北青年比丘本焕前往禅宗古道场扬州高旻寺，跟随来果禅师苦修“不倒单”，曾匪夷所思地连续打坐91个日夜。7年后的冬天，他从河北保定起香，三步一拜，脚肿膝破，行程300里，耗时6个月，一直拜到五台山。
　　而在此五十多年前（光绪八年），虚云长老也是这样拜到了五台山，他从普陀山法华庵起香，整整用了3年。多年后，41岁的本焕接法于111岁的虚云，成为临济宗第44代传人。这对师徒的缘分，也许在各自向五台山朝拜之时就已注定。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满腹哲思的学者、深谋远虑的干才，正如我们经常可见的那些八面玲珑、那些算无遗策，早已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可我们的聪明总是对外的，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面向自己，无论是心中的法则还是头顶的星空，我们甚至都不曾有过。我相信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道致命伤。
　　然而，当一个又一个肃穆的身影默默穿越凌厉的岁月，孤寂地固执地单调地拜倒，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可能，因为还有人甘心活在密不透风的世俗之外，以自己的方式去仰望天宇，去审视沉重而又轻飘无着的肉身。
　　在五台名刹广济茅篷里，本焕又是十载苦修，每天扎破舌根取血写经，共抄经二十余万字，煌煌19卷；连续放焰口1000台（放一台需数小时），超度阵亡的抗日将士。
　　1958年，他以半百之躯蒙冤坐牢，后又劳改，前后22年，却念佛诵经，习禅不辍，等到再回佛门已是1980年，他也已73岁。这也许是真正能体会人生如幻的年龄，他却撇开从前，再次焕发，十方弘化，处处结缘，募资近7亿，建寺14座。仿佛70年里的一切苦难都不过是流云行空，了无痕迹。
　　而此刻，当他终于离去，我想起了许多名字，比如甘地、曼德拉、德兰修女。他的衣钵传人印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常说，眼里要有大众的影子，耳里要有大众的声音，心里要有大众的功德，身上要有大众的恩惠。
　　这世间有一种志业，无论它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用100年去守候，能用全副生命去践行，同时慨然面对所有的悲喜，我想这种志业就可以称为信仰，而我们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