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关于婚姻家庭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里专门有一节论述了选美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港姐评选之所以几十年绵延不衰，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民美女与富豪阶层结识的平台。而现在的网红通过前置摄像头和社交软件便可轻松达到同一目的：只需 “咔嗒”一声，一个面目姣好的底层人士可以瞬间跨越权力与财富的重重门槛，与豪门公子或当红明星牵手配对，跃入另一个社会阶层。由此看来，自拍真是21世纪的伟大发明。
　　现今自拍就如同正餐之前的一碟小菜那么普及，无论是奥斯卡颁奖礼，还是各国政要的首脑会议，都随处可见明星或大人物在对着前置摄像头微笑。有人说：美貌而不自拍如锦衣夜行。君不见朋友圈某些女子，无论颜值几何，每天随时随地处在自拍的枕戈待旦状态：去厕所洗手，一不小心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于是掏出手机，咔咔咔；等人无聊，本想刷刷微博，一不小心看到美颜相机，心想今天妆不能白化，咔咔咔……走在路上，看着自己的影子，掏出手机，咔咔咔，就这样，整个朋友圈成了她的写真专辑。不过说实话：除非伊真的长得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一般人在这么多自拍的轮番轰炸下，估计很少人能忍住不去点那个“不看她的朋友圈”的按钮。
　　自拍改变世界，这话毫不夸张，特别是自拍杆的发明，将自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人们握住自拍杆，仿佛握住了塑造自己形象的主动权。拍完之后、示人之前，手机里的各种美颜软件早已蓄势待发，迫不及待给你进行柔光美白磨皮瘦身拉长处理，把所有的脸都嵌进完美的模板。瓦尔特·本雅明当年说的一句话终于成为现实：“未来社会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懂摄影的人。”
　　人类都有发现自身美的强烈动力与需要，这大概是自拍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现代人看唐传奇《聂隐娘》，最无法理解的莫过于聂隐娘对磨镜少年突如其来的坚定感情，所以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编剧特意强化两者的身份源渊关系来增强说服力。其实如果把人物放回到唐朝的情境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想通：在一个从小就被培养为无情杀人机器的少女眼里，那个能把镜子磨得闪闪发亮，能让人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少年，无疑是掌握着通天的魔力并散发着无穷魅力。“此人可与我为夫。”聂隐娘一句话缘定三生。我想，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对着一面新磨的镜子笑靥如花，笑容的明亮度，大约可以比照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面对手机自拍的女孩。
　　怎么才能不臭
　　文/韩浩月
　　我的朋友王二波火急火燎地微信过来一篇文章，内容是说男人到了中年，会身不由己地发出一股臭味，文章给了一些建议，但无非是勤洗澡、别宿醉、适当喷点香水之类，王二波觉得这些建议不够，于是发过来请教我。
　　不是他提醒，我都忘了王二波的邋遢往事。这哥们打小不爱洗脚，长大了有媳妇管着，不洗脚不让上床，好歹坚持洗了十几年，但只要媳妇不在身边，他是坚决不会洗脚、洗澡的。几年前有一次外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标准间，自那之后，我就发誓，如果还有机会被安排住一块儿，我宁可在门外站一晚上。
　　王二波抽烟、喝酒，喝酒喝多了不管不顾地呕吐，熟悉的几个人都帮他打扫过地上的呕吐物；抽起烟来倒是不嚣张，总偷偷摸摸地往桌子下面吐烟雾，但这避免不了被服务员一次次抓住，每次被抓住他总是嬉皮笑脸，说下不为例，但转眼又会偷偷吸一口，看来北京禁烟还是不严。
　　能和王二波相处这么多年，如果非得用“臭味相投”来形容，我也无话可说。但作为朋友，真的没法去干涉一个人的个人卫生问题，只能严格要求一下自己。说真的王二波的文章让我也暗暗大吃了一惊，按照文章的说法，臭不臭还不仅仅是个人卫生问题，最重要的是年龄到了，某种臭的元素就会悄无声息地弥漫出来，这多可怕。
　　也认识个别浑身散发着香味的男人——北京这地界，太不缺这样的人了。比如其中一位，永远是白衬衣加上一件合体的西装，加上英俊的面庞，洁白的牙齿，以及高档的男士香水，比诸多的男演员还讲究。但是呢，这样的男人总会给人距离感的，也就是说，他的商务属性太过清晰，散发的香味中透露着精明与计算，不太容易成为在一个酒桌上推杯换盏的朋友。当然，多数散发着香味的男士，都难给人以得体的感觉，香得不恰如其分，古里古怪。
　　我对王二波发这篇文章的解释是，他更多是幸灾乐祸，意思是说，看看吧，都是中年男人，你们一样和我避免不了成为臭男人。事实上呢，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根本不是说如何保持清洁，而是说，到了中年的男人，心灵上尽量不要发臭，相由心生，身体的味道也由心生，适当保持心灵的洁净，再辅助一些在个人卫生上的注意，还是能够做到，不让路人掩鼻而过的。这些，其实村上春树都写过了。
　　吃河豚，饮粪汁
　　文/冯磊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清明之前食河豚，是皇家旧例。至于民间，一般人对于吃河豚极为谨慎。
　　四百年前，日本军事天才丰臣秀吉准备讨伐高丽，驻军下关的时候，士兵们蜂拥而上争食河豚，引发大面积食物中毒，几乎溃不成军。因为这，日本人长期禁食河豚，直到近代另外一位权臣伊藤博文尝此美味后才得以解禁。
　　苏轼是个美食家，但仕途不顺。老先生谪居常州，有士大夫擅长烹制河豚，因久闻东坡大名，故殷勤相邀前来品尝河鲜。大诗人欣然前往。听说苏东坡嘴馋不要命，全城的人都蜂拥而至前来围观（都想看看名人之死与普通人有多少不同）。众目睽睽之下，苏轼埋头饱餐了一顿河豚肉，然后……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出院子，仰头赞叹一声：“也值得一死！”
　　吃河豚犹如玩蹦极，既是一场生命的历险，更是一次行为艺术。有人曾经屡屡发问：“拼了命也要吃河豚。值吗？”有尝过此等美味的人回答说：“只要没有死掉，就是值得的！”对此，缺少见识的我半信半疑。
　　河豚有毒。其肝脏、眼睛、卵巢等都有强烈的毒性，中毒的人最快在十分钟内就会死亡。为此，有人四处寻找解药。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说，用芦根煮汁，喝了可以解河豚毒；唐人段成式则认为，苦艾的叶子能够解其毒；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写道，“世传中其（河豚）毒者，以至宝丹或橄榄及龙脑浸水皆可解。复得一方，惟以槐花为妙，与干胭脂等分同捣粉，水调灌之，大妙。”这些方子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民间流传的解毒方似乎不少，其中一个是饮大粪汤。其原理，则似乎在于催吐。据说，魏晋乃至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吃河豚，往往将餐桌安放在茅厕边。一旦有人中招，马上用大粪汤往嘴里猛灌。孙思邈说，“凡中其毒，以芦根汁和蓝靓饮之，陈粪清亦可。”这光辉的论断，至今无人能说清楚究竟是否符合科学道理。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奇特的人文场景：一群群吃货在茅厕边上大啖河豚，谈笑风生中突然会集体抢着狂饮粪汁。
　　如此宏大的叙事，直让人瞬间顿悟：真实的人生，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折腾折腾折腾！吃河豚，饮粪汁！吃河豚，饮粪汁！再吃河豚，还是要饮粪汁！
　　其乐无穷。
　　幻想中的渔猎生活
　　文/闫晗
　　我喜欢看电视新闻节目中渔民收获的情形，大网拉上来，许许多多白花花的鱼在船舱里乱蹦，螃蟹在筐里兴奋地爬来爬去。不必拥有这些战利品，光是看一眼，就能感受富足与喜悦。
　　小学课文一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多年后仍然记得，想起来就激动得心里痒痒。“天越冷越好，冻得野鸡连眼睛都睁不开。它冷极了就把头往雪里扎，你走到它跟前，像拔萝卜似的，一下就把它拔出来了。别看狍子跑得快，在雪地就不行了，腿陷在雪坑里再也拔不出来，眼睁睁地让人逮！”这样的叙述足以拐走一个孩子，想要去北大荒寻找这样的野鸡与狍子。
　　还有写捉鱼的。“水面上波光粼粼，仔细一看，挤挤挨挨的都是鱼。连忙脱掉鞋袜，跳进没膝盖深的水里逮起来。”我童年的捉鱼经验里从没遇到那么容易捉的鱼，因而有些怀疑。可还是愿意一读再读这样的句子——那热闹得有些混乱的画面，带着梦幻的眩晕感，想想都要沉醉。
　　海明威笔下那条“身长十八英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证明着捕猎者的男子气概，可我却替桑地亚哥老人惋惜，经过大风大浪后，大鱼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也不知道是何滋味。
　　贝尔·吉罗斯因《荒野求生》而被称为“当代鲁滨逊”，我最喜欢的段落依然是他在各种环境中获取食物。遗憾的是，《跟着贝尔去冒险》的节目中放出一些小白鼠和岩蛙让明星嘉宾去抓，有清水却偏要喝尿，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们要的是拥有意外收获的喜悦，哪里是整蛊猎奇的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