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上巴尔托洛冰川观察迦舒布鲁姆IV峰(以下简称GIV峰)宏伟的西壁，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太完美了，完美得让你恨不得立刻去亲近它。就像优胜美地的半圆顶大岩壁一样，GIV峰堪称山体构造学的典范，山形就像一座被削去尖端的金字塔矗立于蓝色天幕的背景中，山顶经由自然之手修剪成平缓的斜坡，海拔意义的最高点留在右侧。陡峭的岩石立柱与宽阔的冰原顺着山脊铺展，傍晚时分常有被落日余晖渲染的云朵相伴其间。你会向往身居岩壁的高处，朝着难以企及的巅峰奋力攀登，舒适的营地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中。
在喜马拉雅高海拔攀登史上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年代到来之后——快速攀登和连续攀登、准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的引进，无氧轻装直到无背负攀登……技术攀登也出现在类似于安纳普尔娜峰南壁这样最困难的路线上。昨天还只能被围攻的路线，最终可以无背负轻装单次冲击完成。阿尔卑斯攀登者们在既光荣又苦难的努力中一步步前进。GIV峰正是纯粹攀登者们梦想的圣殿，其地位正如斯蒂芬·维纳布尔斯在《世界登山运动》中所说，GIV峰是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1861→1939
被遗忘的隐秘巨峰
自身的美，立于巴尔托洛冰川前端显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明摆在那儿的攀登难度，海拔7925米的G lV峰是所有攀登者都自发会去欣赏的山峰。但要说真能理解GIV峰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全球高山中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的人，那是少之又少。单就充满异域风格的名字——巴尔蒂语(克什米尔北部人民所用，属藏缅语系)中代表美丽的Rgasha与山峰的Bruin，正如Ad Carter在1975年AAJ的文章中所言——喀喇昆仑地区的巴尔蒂语地名实在太过拗口，而且山峰的编号也是不够起眼的IV，进一步降格了它在初遇者心中的地位。由于高度不足八千米，GIV长期被遮挡在那些著名邻居的阴影下：海拔8047米的布洛阿特，8068米的迦舒布鲁姆I峰，8035米的迦舒布鲁姆II峰和8611米的K2。
这座世界第16高峰迄今为止的攀登历程中只有五支队伍，总共12位攀登者曾有幸接近它的顶峰，其中仅有三队站在最高点。在大多数地图与资料中，例如美国AAJ攀登年鉴，《HimaIaya Alpine Style》，《High Asia》等刊物上GIV峰的高度都标注为7925米。意大利队1958年首登后宣称其高度为7980米，稍后意大利的一些出版物中还出现了7992米的记录。7925米是被广泛认可的高度。
毫无疑问，GIV峰的攀登历史与喀喇昆仑的早期探索，特别是K2的早期测绘及攀登过程密不可分。1861年，英国调查员戈德温·奥斯汀上校为我们描述了他站在建于斯卡度上方的观测站中看到的景象：“编号为K2的山峰呈现出天蓝色，围绕它的是岩石裸露的K1与K3，及其他高度超过7200米的大山。这里同时还坐落着数以百计的相对矮小的卫峰——有些顶部积雪覆盖，有些是圆顶，有些裸露，棱角分明，山脊线走势陡峭、锋利如针。”这里的K3就是GIV峰最初的名字。而K1是玛舒布鲁姆峰。
当年晚些时候，戈德温·奥斯汀成为首位进入巴尔托洛地区的西方旅行者，近距离观察了喀喇昆仑的巨人们还有1892年第二位拜访巴尔托洛的英国探险家马丁·康威爵士，以及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公爵——他于1909年率先尝试了K2西南山脊，这条路线日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34年，瑞士著名探险家Gunther Oskar Dyhrenfurth带领的国际远征队在攀登迦舒布鲁姆I峰时顺道侦察了南迦舒布鲁姆冰川(意大利队首登GIV峰时就采用了他们找到的进山路线)。1939年，接连有队伍尝试攀登GI峰与K2。随后由于二战及印巴分治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使得喀喇昆仑的登山活动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1940→1958
精英们的集结号
上世纪50年代初攀登者得以重返喀喇昆仑，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喀喇昆仑山峰首登的黄金年代：1954年的K2，1956年的迦舒布鲁姆II峰，1957年的布洛阿特峰，乔格里萨峰，迦舒布鲁姆I峰，到1958年终于迎来了GIV峰。那个时期喜马拉雅的攀登活动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尤其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登山强国，意大利人对GIV峰的“征服”也不例外。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组织并资助了这次远征，传奇登山家里卡多·卡森出任领队；队员为沃尔特·博纳蒂，卡洛·毛里、托尼戈毕、弗斯科·马莱尼——精英们倾巢出动。
与今日攀登者可以坐直升机进出大本营，用几天时间解决一座高峰相比，早期喜马拉雅探险队庞大的规模及缓慢的前进速度恍若隔世。意大利队于5月12日坐船抵达港口城市卡拉奇，换乘火车到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后，再飞到斯卡度。5月30日，在480名搬运工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朝向巴尔托洛冰川上游的240公里徒步，终于在6月17日建立阿布鲁齐冰川营地，此时距离全队离开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8天。
前方依然是严峻的挑战。要想接近东北山脊，队伍必须首先越过南迦舒布鲁姆冰川，一段高差超过1800米的上升。博纳蒂在《生命中的山峰》一书中有如下描述，“……这是一个10公里长的雪盆，错综复杂的冰瀑与堆积齐胸深软雪的冰原交替出现……环境的艰苦并没有让队员失去希望，虽然进展缓慢，但至少每天都在向着更高的地方步步迈进；随着海拔的提升，难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众多难点中，有两段危机四伏的冰瀑，在第一段路线上四周遍布高大、不稳定的冰塔，毛里与我连续48小时处于它们的威胁之下，平均每过半小时，身边十多米范围内的冰壁就会出现一次猛然的崩塌。”
博纳蒂与毛里是远征队的核心成员。对于前者，弗斯科马莱尼在《喀喇昆仑》中这样介绍——“他拥有超越常人，令你惊异的能量，基于理性的思考与谨慎的分析，他总能找到安全与危险的界限，但却又不会为之束缚手脚，”另一方面，毛里则被形容为“大胆急躁冒进，精力过度旺盛。”两人是天生的组合。博纳蒂具备的沉着、优雅、才华弥补了毛里强悍却略显原始、粗糙的力量，他们不仅是比其他队员更优秀的攀登者，在性格方面也是完美的互补。
7月上旬，意大利人已经建好四个过渡营地，并且储存了相应物资，最后一个营地的位置大约是海拔6700米，就在东北山脊底部的下方。博纳蒂与毛里负责开路，其他队员更多是承担运输工作以保证两人获得充足的食品及燃料，还有攀登需要使用的大量绳索与营地帐篷。
突然间从大本营往上的运输链莫名其妙中断了。两人继续攀登，饥饿并出现脱水症状。在7000米建立C5营地后，他们于7月14日到达二次冲顶尝试中的最高点7500米处。第二天，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封锁了 整片山区，饥饿与天气的双重压力击败了两人。博纳蒂与毛里只有选择陪同7月14日那天成功给他们运输了少量物资的队友一起下撤，并于7月19日返回大本营。
随后几天，风暴没有丝毫减弱，队伍经过开会后决定继续尝试攀登(“毛里与我那天都说了不少重话，”博纳蒂写道，“队友各怀心思，会谈中不断出现拍桌子互骂的场面”)。再次经过低位营地一路奋力上攀，在队友帮助下，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3日建立了7300米的C6营地。第二天他们又沿着艰难的刃脊顶端固定了300米路绳，8月5日，支援运送了最后一批补给，留下两人准备最后的冲顶。
博纳蒂与毛里8月6日那天起了个大早，凌晨五点离开帐篷，不到七点半就抵达了路绳末尾海拔7600米的高度。“我们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岩石尖塔，进入一段锋利如刀刃的水平山脊，”博纳蒂写道，“我们跨坐在山脊上向前挪动，由于部分路段雪薄脆弱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穿越时不断出现路线边缘坍塌的迹象。”再往后的攀登难度越发增大，两人登上了北峰，这里与主峰间的垂直高差只有一百米，但实际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两小时后，博纳蒂与毛里成功登顶。“面对凶残到能够掀掉衣物的飓风，我们只有勉强站立在狭窄的顶端，”博纳蒂写道，“我们拥抱了对方，迎风展示了意大利与巴基斯坦国旗。”
撤往C6营地的路丝毫不比上攀轻松——首登者身处迅速增强的暴风雪中，在那里苦熬一晚后，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7日的中午同队友在C5营地汇合。四人当天全部撤回C4营地，8月9日，全队返回大本营。
此前还从未有人在高海拔完成过如此高标准的技术路线，从对攀登者个人能力的要求以及对未来阿尔卑斯运动的启发意义两个角度衡量，博纳蒂与毛里在冲顶日的经历于当时可谓无人能比肩。作为8月6日在C2营地注视冲顶全程的旁观者，马莱尼在其作品《喀喇昆仑》中记录了两人的努力：“一个黑点以稳定的节奏前进，休息；他长时间静止不动；然后又继续奋力攀登……你甚至能听见那沉重的呼吸声——传递着死亡的气息。无法参加冲顶此刻竟也成了运气，顶峰环境的恶劣定然已超越常人的忍受极限……博纳蒂是神。看着他攀登就只见一个渺小的红色身影不断上升——与常理相违的是，他似乎毫不费力l坚定的信念、轻灵的动作使得他与众不同。”时至今日，首登已经过去50年，东北山脊路线仍然在等待着第二批访客的光临。
1974→1984
西壁发出的挑战书
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喀喇昆仑山区再次对西方人关闭，直到1974年欧美攀登者才获准重返这里。K2等8000米高峰当然还是聚焦了最多关注，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攀登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在喜马拉雅各个角落寻找高大的岩壁。尽管GIV峰的东侧与南侧也已有了数次攀登尝试，但是俯视巴尔托洛冰川、高差2500米的西壁——“闪亮的墙”，依然是其中最令人神往的目标。
1978年，由Mo Anthoine等组成的实力强大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突起的岩脊。因为一颗固定路绳用的岩锥意外拔起，导致Minks脚踝骨折，稍后Anthoine也在拉拽一根被落石砸断的绳索时滑坠。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建立了两个营地，最高攀登到海拔6900米的“黑塔”底部，只是由于路线上方岩崩不断才被迫下撤。
美国人Steve Swenson称得上是GIV峰最执着的追求者，他与这座山最初的相爱可以追溯到1980年——他在西南山脊，东北山脊，西壁完成了多次严谨的尝试。
1981年，一支日本登山队再次试图挑战上年度英国队的路线，攀登时一座倒塌的冰塔砸伤两位队员，更加不幸的是另外三位队员当场滑坠遇难；1982年，又一支日本队尝试攀登西壁，但也只到达6700米的高度。
1983年，Steve Swenson回到迦舒布鲁姆峰群，计划同队友一道攀登西北山脊路线；我与Mugs Stump紧随其后以阿尔卑斯方式尝试西壁。我们共同承担许可证费用，以团队的名义聘请官方联络员及厨师，大本营里就像是老友聚会，欢声笑语不断：然后我们协力完成费劲的开路工作，运输物资至C1营地。从这里开始，两支队伍将完全独立，去实现各自的梦想。
从5月21日到6月9日，我们共同完成海拔5600米的C1建营，再往上沿各自路线攀登。Steve Swenson的团队开始顺着西壁最左边(北侧)那道显眼的冰雪沟架设路绳，计划直至标识西北山脊起点的海拔6650米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C2营地。MugsStump与我则直接踏上了西壁的陡峭冰坡，在海拔6100米的地方存放了一些物资。我们还多次进驻西北山脊路线上的C2营地，6月8日在那里过夜以完成海拔适应，接着我们撤回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阿尔卑斯方式冲顶做最后准备。
随后的一周里，Buhler、Kern，Lewis与Swenson继续沿西北山脊架设路绳，在大约6900米的一个雪洞建立了C3营地。6月15日，Buhler与Swenson发起了第一轮冲顶，但因天气恶劣在7200米时放弃。第二天，他俩同Kern及Lewis顶着大风雪撤向大本营，而Bauman与Lee继续呆在C2营地以期天气好转。
与此同时，Mugs Stump和我在6月12日开始攀登西壁。当晚在物资存放处露营，然后经过一整天在坡度险峻的混合地形及冰瀑上的漫长攀登，终于到达海拔6400米处一个只能坐着过夜的营地。6月14日中午前，我们来到“黑塔”底部，这是1978年英国队与1982年日本队攀登的最高点。我们平整山脊顶端的积雪，清理出一块能够放下帐篷的平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通过一段陡峭的短烟囱打通了“黑塔”低处的路线。6月15日，天气开始恶化，我们又爬了三段短绳距后(其中一段包含“双摆荡”的惊心动魄的绳距由Mugs先锋完成)进入了相对简单的混合地形。我们固定了两条路绳攀登到6900米的高点，往后几天却只能蜷缩在高山帐里，眼看着食物与燃料一点点消耗殆尽。不时有流雪从离营地不远的地方呼啸而下，恐吓我们，也仿佛是在嘲讽我们表现出的无能为力。6月19日，我们拆掉路绳下撤。经过在大本营几天的详细讨论，以及顺道拜访道格·斯科特带领的“布洛阿特－K2”登山队后，我们决定回家，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攀登季里天气与雪质将不会出现足够的好转，以提供第二次尝试的机会。
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暴风雪同样也围困了留守西北山脊C2营地的Bauman与Lee——6月21日，他们开始往大本营撤退，当天还遇见了正在上攀进行第二次；中顶的Buhler、Kern与Swenson，随后三人也因遭遇 高空风而止步。
由Werner Landry率领的美国队再次尝试西北山脊路线。在为期六周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四个营地，并且最高推进至7350米，最后之所以下撤，Landry在1 985年的攀登报告中这样解释：“……缺乏补给与器材，迅速恶化的天气还有长时间停留在高海拔造成的疲劳乏力。”
1985年
未完成的完美攀登
1975年，梅斯纳尔与哈伯勒以令人眼界大开的阿尔卑斯方式登顶迦舒布鲁姆I峰，激励了一整代攀登者。十年过去，改变之风已悄然吹遍喜马拉雅山区的各个角落。地球上高大的山峰再也不是按传统风格行动的国家远征队的专属领地，攀登高手正开始以小团队方式解决那些最高难度水准的路线，他们的努力从创新，投入，想像力等方面为喜马拉雅攀登活动设定了崭新的标准。
活跃于这时期的众多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中有一位全能攀登者波兰人Voytek Kurtyka。他擅长艰苦条件下的高难度攀登，最经典的莫过于与Krystof Zurek，Alex MacIntyre，John Porter1978年开辟强卡邦峰南侧扶壁路线。正如1984年7月他与库库齐卡完成的惊世骇俗的布洛阿特北峰，中央峰，主峰连穿壮举所彰显的，他对于高海拔登山必须承受的风险及痛苦具有超越常人的耐受能力。可以说，Kurtyka的一生都致力于追寻最完美的风格——无论是在强卡邦还是布洛阿特，以及随后更多的攀登都是以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历史做出正确的选择，把Kurtyka推向GIV峰西壁的舞台，而他无疑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攀登者注定要在这座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1985年6月9日，Kurtyka与奥地利人Robert Schauer来到位于西迦舒布鲁姆冰川海拔4800米的大本营，他们不打算重复已经有多支队伍尝试过的中央突起岩脊，而是选择攀登《喜马拉雅的阿尔卑斯风格》一书中描述的路线：“……一条漂亮的斜线，从西壁右侧起步，顺着一道沟壑切入底部的岩面，继续向左上延伸通过破碎的石灰石荒原，最终到达北峰的左侧顶角。”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攀登者将有可能快速通过这堵令人畏惧的高墙，从而使其面对喀喇昆仑变幻莫测的天气时手握更大的成功几率。“从没有人这么干过，”Schauer在《climbing》杂志中写道：“我们估计最多五天可以完成路线。”
两人将一个月时间用于适应海拔与气候，同时等待合适时机，并力争在好天气窗口开启时把身体及心理状态调适到最佳。他们沿西北山脊攀登至7100米，留下若干物资，为下撤做好准备。终于在7月13日，他们从营地出发，第一天，各自背负17公斤无结组上攀1200米。
到达沟壑顶部后，他们进入了困难的混合路线，进展速度也因此放慢，第二天在海拔6800米扎营。接下来迎来更加松散的石质及更难设置可靠保护的地形。“露营是悲惨的，”Kurtyka写道。“我们只能分开，坐在狭小的岩石尖塔顶端过夜。”
离开7000米的三号营地之后，他们朝左上方沿一条宽阔的冰雪槽冲击顶部山脊，遭遇一系列被雪层覆盖的难度极大的岩板。“岩石的质地要么彻底风化，要么就坚实如大理石壁，”Kurtyka写道。“我们攀登了四段5.7——其中7100米及7300的两段非常困难，岩面极度紧凑硬实，几乎无法放置锚点。”
7月18日，Kurtyka与Schauer接近到冰雪槽末端，并尝试直接冲顶，但深雪与高雪崩危险迫使两人折返。他们被困在7800米度过了两个噩梦般的夜晚，忍受着暴风雪击打与饥饿的折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逃命。
Schauer写道：“两天前就已粮尽水绝，我们肩并肩挤在7800米的一快小平台上，面对围拢四周的茫茫雪原，束手无策。绝望的处境引发了悲观情绪，我们一度断定自己幸存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两人都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最不可思议的是感觉到那位‘不在场的人’的出现，或者称其为‘第三者’，我在以前仅仅是听闻其他高海拔攀登者描述过，”Kurtyka写道。Schauer也讲述了自己“灵魂出窍”的体验：“我像乌鸦一样在天空盘旋。我真切感受到飞翔的感觉——迎面吹来的风，刺骨的寒气，身体失去重量。甚至低下头看到了蜷缩在睡袋中的‘自己’就如同一个渺小黑点悬挂在巨大高墙边缘。和在天空自由翱翔、完全不受海拔约束的‘我’相比，下面那个沉重的肉身简直像个傻瓜。”
他们终于在7月20日逃出西壁，攀登到紧挨北峰下方7825米的地方后，立即掉头沿无人完攀过的西北山脊逃命。三天后，回到大本营，历时11天的艰难历险超越了两人的极限。似乎有位愤怒的神灵统治着这座山峰，他讨厌渺小人类的打扰，“Kurtyka写道。”我们总算活着回来；攀登是完美的，包涵了高海拔阿尔卑斯式攀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此次攀登在体力与心理两个层面对攀登者投入度的要求丝毫没被夸大。这是高山领域完成过的最艰苦、最疯狂的阿尔卑斯式风格攀登之一，两位世界级的登山家在攀登GIV峰西壁新路线时所经历技术难点的数量及质量，路线的未知性，长度等三方面达到的水准，放眼登山史也罕见出其右者。
略显遗憾的是，“尽管这是我干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攀登，没能登顶还是让人非常难受，”科蒂卡在他发表于1 986年的文章结束语中承认道。“我总是在想，面对如GIV峰以及‘闪亮的墙’这样太过壮丽，完美的目标，将一条没有登顶的路线当做一次完整的攀登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情。”
1986→1997年
喀喇昆仑的最后难题
随着这三次重要挑战的结束，GIV的攀登热潮也暂时冷却。幸好一年后西北山脊首登中亲历者没有再留下同样的遗憾。1986年7月22日，澳大利亚登山家Greg Child与同胞Tim MacCa rtney-Snape，美国人Tom Hargis由西北山脊登上GIV峰难以企及的最高点，此时距离博纳蒂与毛里的首登已过去28年。
同年，由Rhoda Lampard，AndrewAtkinson等组成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岩石山脊，但由于路线上雪崩危险过大，只攀登到6600米；这伙人紧接着转战西南山脊，在最后因恶劣天气下撤前突进至7300米。1988年，Lampard重返西南山脊，最高攀登到海拔7000米处。
1992年，SteveSwenson与Tom Dickey、CharlieFowler、AIex Lowe也尝试了西南山脊，到达7000米高度。
1999年，Steve Swenson第四次 沿西南山脊攀登到海拔7200米。
1993年，英国攀登者Andy Cave等沿西南山脊攀登至7300米。同年，日本人山野井泰史在GIV东壁solo到达7000米；1996年，韩国队沿同条路线攀登至7400米。
西壁中央岩脊路线已经见证了不下五次尝试。最早的队伍是1983年的Mugs Stump与作者本人，但是也只攀登到接近“黑塔”的海拔7000米处；1995年，技术出众，经验丰富的斯洛文尼亚高手Miroslav SlavkoSevticic在这条当时被称为喀喇昆仑最后一道难题的路线上进行了一次勇敢但最终却演变成悲剧的挑战。Sevticlc因他多次大胆的solo著称于世，尤其是1991年单挑3000米高差的安纳普尔娜峰西壁，在被高空风逼退前竟只距离顶峰200米的高度。
1995年6月16日，在西北山脊完成适应后，Sevticic独自开始攀登西壁。留守大本营的同伴借助望远镜一路追踪他的攀登，并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Sevticic当天在6500米露营，第二天继续到达7100米，攀登了极其松动的岩石。
Jamnik写道：“6月18日天气逐渐恶化，在6月19日晚上通话中，Sevticic透露他决定明早下撤。这是最后一次联系，斯洛文尼亚队与当时在西北山脊攀登的韩国队联合搜索数日，期盼奇迹能够上演。但是Sevticic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与此同时，Sung-Dae Cho领军的韩国队向西北山脊路线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最终到达7800米。1997年，他又回到GIV峰打算攀登西壁的中央岩脊。
这支韩国队由12位攀登者组成，其中四位没有任何高海拔攀登经历。他们要在这条曾有人以更纯粹方式尝试过的路线上建立三个营地，架设上千米的路绳。团队协作，持久合力 辛勤工作是韩国人的信条。我们中没有耀眼的明星，Jae-Hag Jung在攀登报告中写道，“但我们拥有一群具备强烈攀登欲望的攀登者。”
“我们凌晨四点就出发了，因为阳光将在上午十点后照射到岩壁，那会儿落石与雪块会如子弹般砸下。”Jung写道。
他们在“黑塔”路段固定了路绳，此后32天进入前人从未探索过的未知区域，同时也经受了喜马拉雅攀登能制造出的种种无常命运的考验。“营地几乎被毁，架设的路绳也被深埋，我们有两名队员坠落25米受伤，前进营地被一场巨大的雪崩彻底冲垮。”
韩国队放弃近在咫尺的顶峰的决定最初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正如Jung所写，“这当然是一次有资格与Kurtyka-Schauer路线相比较的……即使他们没能登顶，也称得上是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攀登之一。”你或许也会对韩国人在这条已经有过两次纯粹阿尔卑斯风格尝试的路线上使用海量路绳与过渡营地的做法产生质疑；他们的攀登虽然在登山史的重要性上不如Kurtyka-Schauer路线，但也达到很高的水准。与1958年的首登者Bonatti1986年的Chila，Hargis、MacCartney-Shape一样，韩国人使用围攻战术把自己提升到距离顶峰很近的位置，然后完成了一次勇敢，孤独的冲顶。
1998→2008年
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在GIV峰的东侧，南侧及北侧，仍有几处特征地形未被攀登过，无论后人选择何种攀登策略，都将是严峻的挑战。西南山脊的上半部会非常困难，陡峭而坚实的石灰石壁，从7000米到顶峰全部都是高海拔攀岩路线，”美国登山家SteveSwenson说。“考虑到技术难点所处的海拔高度，想要完攀它甚至比西壁还难。”
严格意义的南壁、东南侧扶壁以及东壁，三者难度相当，也更加危险。至今无人探索的北壁曾被认为可以寻找出一些技术难度较弱的通道，转入东北与西北山脊路线，但在仔细研究现有照片后(大多是从布洛阿特顶峰拍摄)，人们发现其中有很多致命的冰瀑，从这里走捷径的想法也暂被否决。
任何一条新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首登，及对现有的东北山脊、西北山脊，西壁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重复，都将足以媲美1985年Kurtyka与Schauer的攀登。其中西北山脊路线是GIV峰迄今惟一被重复的路线。它随后迎来1997年攀登至7300米的巴斯克队和1999年那支规模庞大的韩国队——Chi-Won Yun与Yeon-Ryong Kang从7800米的C5营地出发后，经过12小时攀登登顶。西北山脊难度当然不低，但似乎已经是GIV峰仅有的“传统路线”。但即使这条最简单的路线也要超越周围那些8000米邻居的攀登难度，GIV峰的地位如斯蒂芬·维纳布尔斯在《世界登山运动》一书中所说的——“GIV峰……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进入21世纪，GIV峰依然少有攀登队伍，攀登高潮出现在2006年。这一年相继有四支队伍前来攀登，而且汇聚了各路精英。
曾经在2003年首登安纳普尔娜三峰西南山脊路线，并赢得年度金冰镐奖提名的美国著名攀登者John Varco和英国阿式高手lan Parnell，Kenton Cool尝试了西壁Kurtyka-Schauer路线；两位西班牙登山者Jordi Corominas和oriol Baro尝试了从西壁上的宽雪沟转南山脊的新路线，他们最终在到达7200米处因恶劣天气撤退，德国AmicaI登山队由登山向导Mlchi Wrtl和David Gttler组成，他们在登顶GIV峰后尝试了GIV峰南侧路线。
2008年，GIV峰迎来首登50周年，曾经数次尝试该峰的美国人Steven Swenson和Mark Richey再度重返，只不过他们的攀登目标是LinkSar峰和海拔6666米的K13，8月22日，包括Alberto lnurrategi，Ferran Latorre，Jose Carlos Tamayo在内的西班牙电视台《没有什么不可能》栏目组成的超级强大的队伍完成了西北山脊的第三次登顶。GIV峰西壁的路线还无人能成功完成，随时等待着后来者的挑战。
在喜马拉雅高海拔攀登史上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年代到来之后——快速攀登和连续攀登、准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的引进，无氧轻装直到无背负攀登……技术攀登也出现在类似于安纳普尔娜峰南壁这样最困难的路线上。昨天还只能被围攻的路线，最终可以无背负轻装单次冲击完成。阿尔卑斯攀登者们在既光荣又苦难的努力中一步步前进。GIV峰正是纯粹攀登者们梦想的圣殿，其地位正如斯蒂芬·维纳布尔斯在《世界登山运动》中所说，GIV峰是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1861→1939
被遗忘的隐秘巨峰
自身的美，立于巴尔托洛冰川前端显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明摆在那儿的攀登难度，海拔7925米的G lV峰是所有攀登者都自发会去欣赏的山峰。但要说真能理解GIV峰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全球高山中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的人，那是少之又少。单就充满异域风格的名字——巴尔蒂语(克什米尔北部人民所用，属藏缅语系)中代表美丽的Rgasha与山峰的Bruin，正如Ad Carter在1975年AAJ的文章中所言——喀喇昆仑地区的巴尔蒂语地名实在太过拗口，而且山峰的编号也是不够起眼的IV，进一步降格了它在初遇者心中的地位。由于高度不足八千米，GIV长期被遮挡在那些著名邻居的阴影下：海拔8047米的布洛阿特，8068米的迦舒布鲁姆I峰，8035米的迦舒布鲁姆II峰和8611米的K2。
这座世界第16高峰迄今为止的攀登历程中只有五支队伍，总共12位攀登者曾有幸接近它的顶峰，其中仅有三队站在最高点。在大多数地图与资料中，例如美国AAJ攀登年鉴，《HimaIaya Alpine Style》，《High Asia》等刊物上GIV峰的高度都标注为7925米。意大利队1958年首登后宣称其高度为7980米，稍后意大利的一些出版物中还出现了7992米的记录。7925米是被广泛认可的高度。
毫无疑问，GIV峰的攀登历史与喀喇昆仑的早期探索，特别是K2的早期测绘及攀登过程密不可分。1861年，英国调查员戈德温·奥斯汀上校为我们描述了他站在建于斯卡度上方的观测站中看到的景象：“编号为K2的山峰呈现出天蓝色，围绕它的是岩石裸露的K1与K3，及其他高度超过7200米的大山。这里同时还坐落着数以百计的相对矮小的卫峰——有些顶部积雪覆盖，有些是圆顶，有些裸露，棱角分明，山脊线走势陡峭、锋利如针。”这里的K3就是GIV峰最初的名字。而K1是玛舒布鲁姆峰。
当年晚些时候，戈德温·奥斯汀成为首位进入巴尔托洛地区的西方旅行者，近距离观察了喀喇昆仑的巨人们还有1892年第二位拜访巴尔托洛的英国探险家马丁·康威爵士，以及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公爵——他于1909年率先尝试了K2西南山脊，这条路线日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34年，瑞士著名探险家Gunther Oskar Dyhrenfurth带领的国际远征队在攀登迦舒布鲁姆I峰时顺道侦察了南迦舒布鲁姆冰川(意大利队首登GIV峰时就采用了他们找到的进山路线)。1939年，接连有队伍尝试攀登GI峰与K2。随后由于二战及印巴分治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使得喀喇昆仑的登山活动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1940→1958
精英们的集结号
上世纪50年代初攀登者得以重返喀喇昆仑，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喀喇昆仑山峰首登的黄金年代：1954年的K2，1956年的迦舒布鲁姆II峰，1957年的布洛阿特峰，乔格里萨峰，迦舒布鲁姆I峰，到1958年终于迎来了GIV峰。那个时期喜马拉雅的攀登活动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尤其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登山强国，意大利人对GIV峰的“征服”也不例外。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组织并资助了这次远征，传奇登山家里卡多·卡森出任领队；队员为沃尔特·博纳蒂，卡洛·毛里、托尼戈毕、弗斯科·马莱尼——精英们倾巢出动。
与今日攀登者可以坐直升机进出大本营，用几天时间解决一座高峰相比，早期喜马拉雅探险队庞大的规模及缓慢的前进速度恍若隔世。意大利队于5月12日坐船抵达港口城市卡拉奇，换乘火车到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后，再飞到斯卡度。5月30日，在480名搬运工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朝向巴尔托洛冰川上游的240公里徒步，终于在6月17日建立阿布鲁齐冰川营地，此时距离全队离开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8天。
前方依然是严峻的挑战。要想接近东北山脊，队伍必须首先越过南迦舒布鲁姆冰川，一段高差超过1800米的上升。博纳蒂在《生命中的山峰》一书中有如下描述，“……这是一个10公里长的雪盆，错综复杂的冰瀑与堆积齐胸深软雪的冰原交替出现……环境的艰苦并没有让队员失去希望，虽然进展缓慢，但至少每天都在向着更高的地方步步迈进；随着海拔的提升，难度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众多难点中，有两段危机四伏的冰瀑，在第一段路线上四周遍布高大、不稳定的冰塔，毛里与我连续48小时处于它们的威胁之下，平均每过半小时，身边十多米范围内的冰壁就会出现一次猛然的崩塌。”
博纳蒂与毛里是远征队的核心成员。对于前者，弗斯科马莱尼在《喀喇昆仑》中这样介绍——“他拥有超越常人，令你惊异的能量，基于理性的思考与谨慎的分析，他总能找到安全与危险的界限，但却又不会为之束缚手脚，”另一方面，毛里则被形容为“大胆急躁冒进，精力过度旺盛。”两人是天生的组合。博纳蒂具备的沉着、优雅、才华弥补了毛里强悍却略显原始、粗糙的力量，他们不仅是比其他队员更优秀的攀登者，在性格方面也是完美的互补。
7月上旬，意大利人已经建好四个过渡营地，并且储存了相应物资，最后一个营地的位置大约是海拔6700米，就在东北山脊底部的下方。博纳蒂与毛里负责开路，其他队员更多是承担运输工作以保证两人获得充足的食品及燃料，还有攀登需要使用的大量绳索与营地帐篷。
突然间从大本营往上的运输链莫名其妙中断了。两人继续攀登，饥饿并出现脱水症状。在7000米建立C5营地后，他们于7月14日到达二次冲顶尝试中的最高点7500米处。第二天，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封锁了 整片山区，饥饿与天气的双重压力击败了两人。博纳蒂与毛里只有选择陪同7月14日那天成功给他们运输了少量物资的队友一起下撤，并于7月19日返回大本营。
随后几天，风暴没有丝毫减弱，队伍经过开会后决定继续尝试攀登(“毛里与我那天都说了不少重话，”博纳蒂写道，“队友各怀心思，会谈中不断出现拍桌子互骂的场面”)。再次经过低位营地一路奋力上攀，在队友帮助下，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3日建立了7300米的C6营地。第二天他们又沿着艰难的刃脊顶端固定了300米路绳，8月5日，支援运送了最后一批补给，留下两人准备最后的冲顶。
博纳蒂与毛里8月6日那天起了个大早，凌晨五点离开帐篷，不到七点半就抵达了路绳末尾海拔7600米的高度。“我们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岩石尖塔，进入一段锋利如刀刃的水平山脊，”博纳蒂写道，“我们跨坐在山脊上向前挪动，由于部分路段雪薄脆弱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穿越时不断出现路线边缘坍塌的迹象。”再往后的攀登难度越发增大，两人登上了北峰，这里与主峰间的垂直高差只有一百米，但实际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两小时后，博纳蒂与毛里成功登顶。“面对凶残到能够掀掉衣物的飓风，我们只有勉强站立在狭窄的顶端，”博纳蒂写道，“我们拥抱了对方，迎风展示了意大利与巴基斯坦国旗。”
撤往C6营地的路丝毫不比上攀轻松——首登者身处迅速增强的暴风雪中，在那里苦熬一晚后，博纳蒂与毛里终于在8月7日的中午同队友在C5营地汇合。四人当天全部撤回C4营地，8月9日，全队返回大本营。
此前还从未有人在高海拔完成过如此高标准的技术路线，从对攀登者个人能力的要求以及对未来阿尔卑斯运动的启发意义两个角度衡量，博纳蒂与毛里在冲顶日的经历于当时可谓无人能比肩。作为8月6日在C2营地注视冲顶全程的旁观者，马莱尼在其作品《喀喇昆仑》中记录了两人的努力：“一个黑点以稳定的节奏前进，休息；他长时间静止不动；然后又继续奋力攀登……你甚至能听见那沉重的呼吸声——传递着死亡的气息。无法参加冲顶此刻竟也成了运气，顶峰环境的恶劣定然已超越常人的忍受极限……博纳蒂是神。看着他攀登就只见一个渺小的红色身影不断上升——与常理相违的是，他似乎毫不费力l坚定的信念、轻灵的动作使得他与众不同。”时至今日，首登已经过去50年，东北山脊路线仍然在等待着第二批访客的光临。
1974→1984
西壁发出的挑战书
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喀喇昆仑山区再次对西方人关闭，直到1974年欧美攀登者才获准重返这里。K2等8000米高峰当然还是聚焦了最多关注，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攀登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在喜马拉雅各个角落寻找高大的岩壁。尽管GIV峰的东侧与南侧也已有了数次攀登尝试，但是俯视巴尔托洛冰川、高差2500米的西壁——“闪亮的墙”，依然是其中最令人神往的目标。
1978年，由Mo Anthoine等组成的实力强大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突起的岩脊。因为一颗固定路绳用的岩锥意外拔起，导致Minks脚踝骨折，稍后Anthoine也在拉拽一根被落石砸断的绳索时滑坠。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建立了两个营地，最高攀登到海拔6900米的“黑塔”底部，只是由于路线上方岩崩不断才被迫下撤。
美国人Steve Swenson称得上是GIV峰最执着的追求者，他与这座山最初的相爱可以追溯到1980年——他在西南山脊，东北山脊，西壁完成了多次严谨的尝试。
1981年，一支日本登山队再次试图挑战上年度英国队的路线，攀登时一座倒塌的冰塔砸伤两位队员，更加不幸的是另外三位队员当场滑坠遇难；1982年，又一支日本队尝试攀登西壁，但也只到达6700米的高度。
1983年，Steve Swenson回到迦舒布鲁姆峰群，计划同队友一道攀登西北山脊路线；我与Mugs Stump紧随其后以阿尔卑斯方式尝试西壁。我们共同承担许可证费用，以团队的名义聘请官方联络员及厨师，大本营里就像是老友聚会，欢声笑语不断：然后我们协力完成费劲的开路工作，运输物资至C1营地。从这里开始，两支队伍将完全独立，去实现各自的梦想。
从5月21日到6月9日，我们共同完成海拔5600米的C1建营，再往上沿各自路线攀登。Steve Swenson的团队开始顺着西壁最左边(北侧)那道显眼的冰雪沟架设路绳，计划直至标识西北山脊起点的海拔6650米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C2营地。MugsStump与我则直接踏上了西壁的陡峭冰坡，在海拔6100米的地方存放了一些物资。我们还多次进驻西北山脊路线上的C2营地，6月8日在那里过夜以完成海拔适应，接着我们撤回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阿尔卑斯方式冲顶做最后准备。
随后的一周里，Buhler、Kern，Lewis与Swenson继续沿西北山脊架设路绳，在大约6900米的一个雪洞建立了C3营地。6月15日，Buhler与Swenson发起了第一轮冲顶，但因天气恶劣在7200米时放弃。第二天，他俩同Kern及Lewis顶着大风雪撤向大本营，而Bauman与Lee继续呆在C2营地以期天气好转。
与此同时，Mugs Stump和我在6月12日开始攀登西壁。当晚在物资存放处露营，然后经过一整天在坡度险峻的混合地形及冰瀑上的漫长攀登，终于到达海拔6400米处一个只能坐着过夜的营地。6月14日中午前，我们来到“黑塔”底部，这是1978年英国队与1982年日本队攀登的最高点。我们平整山脊顶端的积雪，清理出一块能够放下帐篷的平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通过一段陡峭的短烟囱打通了“黑塔”低处的路线。6月15日，天气开始恶化，我们又爬了三段短绳距后(其中一段包含“双摆荡”的惊心动魄的绳距由Mugs先锋完成)进入了相对简单的混合地形。我们固定了两条路绳攀登到6900米的高点，往后几天却只能蜷缩在高山帐里，眼看着食物与燃料一点点消耗殆尽。不时有流雪从离营地不远的地方呼啸而下，恐吓我们，也仿佛是在嘲讽我们表现出的无能为力。6月19日，我们拆掉路绳下撤。经过在大本营几天的详细讨论，以及顺道拜访道格·斯科特带领的“布洛阿特－K2”登山队后，我们决定回家，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攀登季里天气与雪质将不会出现足够的好转，以提供第二次尝试的机会。
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暴风雪同样也围困了留守西北山脊C2营地的Bauman与Lee——6月21日，他们开始往大本营撤退，当天还遇见了正在上攀进行第二次；中顶的Buhler、Kern与Swenson，随后三人也因遭遇 高空风而止步。
由Werner Landry率领的美国队再次尝试西北山脊路线。在为期六周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四个营地，并且最高推进至7350米，最后之所以下撤，Landry在1 985年的攀登报告中这样解释：“……缺乏补给与器材，迅速恶化的天气还有长时间停留在高海拔造成的疲劳乏力。”
1985年
未完成的完美攀登
1975年，梅斯纳尔与哈伯勒以令人眼界大开的阿尔卑斯方式登顶迦舒布鲁姆I峰，激励了一整代攀登者。十年过去，改变之风已悄然吹遍喜马拉雅山区的各个角落。地球上高大的山峰再也不是按传统风格行动的国家远征队的专属领地，攀登高手正开始以小团队方式解决那些最高难度水准的路线，他们的努力从创新，投入，想像力等方面为喜马拉雅攀登活动设定了崭新的标准。
活跃于这时期的众多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中有一位全能攀登者波兰人Voytek Kurtyka。他擅长艰苦条件下的高难度攀登，最经典的莫过于与Krystof Zurek，Alex MacIntyre，John Porter1978年开辟强卡邦峰南侧扶壁路线。正如1984年7月他与库库齐卡完成的惊世骇俗的布洛阿特北峰，中央峰，主峰连穿壮举所彰显的，他对于高海拔登山必须承受的风险及痛苦具有超越常人的耐受能力。可以说，Kurtyka的一生都致力于追寻最完美的风格——无论是在强卡邦还是布洛阿特，以及随后更多的攀登都是以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历史做出正确的选择，把Kurtyka推向GIV峰西壁的舞台，而他无疑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攀登者注定要在这座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1985年6月9日，Kurtyka与奥地利人Robert Schauer来到位于西迦舒布鲁姆冰川海拔4800米的大本营，他们不打算重复已经有多支队伍尝试过的中央突起岩脊，而是选择攀登《喜马拉雅的阿尔卑斯风格》一书中描述的路线：“……一条漂亮的斜线，从西壁右侧起步，顺着一道沟壑切入底部的岩面，继续向左上延伸通过破碎的石灰石荒原，最终到达北峰的左侧顶角。”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攀登者将有可能快速通过这堵令人畏惧的高墙，从而使其面对喀喇昆仑变幻莫测的天气时手握更大的成功几率。“从没有人这么干过，”Schauer在《climbing》杂志中写道：“我们估计最多五天可以完成路线。”
两人将一个月时间用于适应海拔与气候，同时等待合适时机，并力争在好天气窗口开启时把身体及心理状态调适到最佳。他们沿西北山脊攀登至7100米，留下若干物资，为下撤做好准备。终于在7月13日，他们从营地出发，第一天，各自背负17公斤无结组上攀1200米。
到达沟壑顶部后，他们进入了困难的混合路线，进展速度也因此放慢，第二天在海拔6800米扎营。接下来迎来更加松散的石质及更难设置可靠保护的地形。“露营是悲惨的，”Kurtyka写道。“我们只能分开，坐在狭小的岩石尖塔顶端过夜。”
离开7000米的三号营地之后，他们朝左上方沿一条宽阔的冰雪槽冲击顶部山脊，遭遇一系列被雪层覆盖的难度极大的岩板。“岩石的质地要么彻底风化，要么就坚实如大理石壁，”Kurtyka写道。“我们攀登了四段5.7——其中7100米及7300的两段非常困难，岩面极度紧凑硬实，几乎无法放置锚点。”
7月18日，Kurtyka与Schauer接近到冰雪槽末端，并尝试直接冲顶，但深雪与高雪崩危险迫使两人折返。他们被困在7800米度过了两个噩梦般的夜晚，忍受着暴风雪击打与饥饿的折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逃命。
Schauer写道：“两天前就已粮尽水绝，我们肩并肩挤在7800米的一快小平台上，面对围拢四周的茫茫雪原，束手无策。绝望的处境引发了悲观情绪，我们一度断定自己幸存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两人都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最不可思议的是感觉到那位‘不在场的人’的出现，或者称其为‘第三者’，我在以前仅仅是听闻其他高海拔攀登者描述过，”Kurtyka写道。Schauer也讲述了自己“灵魂出窍”的体验：“我像乌鸦一样在天空盘旋。我真切感受到飞翔的感觉——迎面吹来的风，刺骨的寒气，身体失去重量。甚至低下头看到了蜷缩在睡袋中的‘自己’就如同一个渺小黑点悬挂在巨大高墙边缘。和在天空自由翱翔、完全不受海拔约束的‘我’相比，下面那个沉重的肉身简直像个傻瓜。”
他们终于在7月20日逃出西壁，攀登到紧挨北峰下方7825米的地方后，立即掉头沿无人完攀过的西北山脊逃命。三天后，回到大本营，历时11天的艰难历险超越了两人的极限。似乎有位愤怒的神灵统治着这座山峰，他讨厌渺小人类的打扰，“Kurtyka写道。”我们总算活着回来；攀登是完美的，包涵了高海拔阿尔卑斯式攀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此次攀登在体力与心理两个层面对攀登者投入度的要求丝毫没被夸大。这是高山领域完成过的最艰苦、最疯狂的阿尔卑斯式风格攀登之一，两位世界级的登山家在攀登GIV峰西壁新路线时所经历技术难点的数量及质量，路线的未知性，长度等三方面达到的水准，放眼登山史也罕见出其右者。
略显遗憾的是，“尽管这是我干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攀登，没能登顶还是让人非常难受，”科蒂卡在他发表于1 986年的文章结束语中承认道。“我总是在想，面对如GIV峰以及‘闪亮的墙’这样太过壮丽，完美的目标，将一条没有登顶的路线当做一次完整的攀登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情。”
1986→1997年
喀喇昆仑的最后难题
随着这三次重要挑战的结束，GIV的攀登热潮也暂时冷却。幸好一年后西北山脊首登中亲历者没有再留下同样的遗憾。1986年7月22日，澳大利亚登山家Greg Child与同胞Tim MacCa rtney-Snape，美国人Tom Hargis由西北山脊登上GIV峰难以企及的最高点，此时距离博纳蒂与毛里的首登已过去28年。
同年，由Rhoda Lampard，AndrewAtkinson等组成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岩石山脊，但由于路线上雪崩危险过大，只攀登到6600米；这伙人紧接着转战西南山脊，在最后因恶劣天气下撤前突进至7300米。1988年，Lampard重返西南山脊，最高攀登到海拔7000米处。
1992年，SteveSwenson与Tom Dickey、CharlieFowler、AIex Lowe也尝试了西南山脊，到达7000米高度。
1999年，Steve Swenson第四次 沿西南山脊攀登到海拔7200米。
1993年，英国攀登者Andy Cave等沿西南山脊攀登至7300米。同年，日本人山野井泰史在GIV东壁solo到达7000米；1996年，韩国队沿同条路线攀登至7400米。
西壁中央岩脊路线已经见证了不下五次尝试。最早的队伍是1983年的Mugs Stump与作者本人，但是也只攀登到接近“黑塔”的海拔7000米处；1995年，技术出众，经验丰富的斯洛文尼亚高手Miroslav SlavkoSevticic在这条当时被称为喀喇昆仑最后一道难题的路线上进行了一次勇敢但最终却演变成悲剧的挑战。Sevticlc因他多次大胆的solo著称于世，尤其是1991年单挑3000米高差的安纳普尔娜峰西壁，在被高空风逼退前竟只距离顶峰200米的高度。
1995年6月16日，在西北山脊完成适应后，Sevticic独自开始攀登西壁。留守大本营的同伴借助望远镜一路追踪他的攀登，并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Sevticic当天在6500米露营，第二天继续到达7100米，攀登了极其松动的岩石。
Jamnik写道：“6月18日天气逐渐恶化，在6月19日晚上通话中，Sevticic透露他决定明早下撤。这是最后一次联系，斯洛文尼亚队与当时在西北山脊攀登的韩国队联合搜索数日，期盼奇迹能够上演。但是Sevticic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与此同时，Sung-Dae Cho领军的韩国队向西北山脊路线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最终到达7800米。1997年，他又回到GIV峰打算攀登西壁的中央岩脊。
这支韩国队由12位攀登者组成，其中四位没有任何高海拔攀登经历。他们要在这条曾有人以更纯粹方式尝试过的路线上建立三个营地，架设上千米的路绳。团队协作，持久合力 辛勤工作是韩国人的信条。我们中没有耀眼的明星，Jae-Hag Jung在攀登报告中写道，“但我们拥有一群具备强烈攀登欲望的攀登者。”
“我们凌晨四点就出发了，因为阳光将在上午十点后照射到岩壁，那会儿落石与雪块会如子弹般砸下。”Jung写道。
他们在“黑塔”路段固定了路绳，此后32天进入前人从未探索过的未知区域，同时也经受了喜马拉雅攀登能制造出的种种无常命运的考验。“营地几乎被毁，架设的路绳也被深埋，我们有两名队员坠落25米受伤，前进营地被一场巨大的雪崩彻底冲垮。”
韩国队放弃近在咫尺的顶峰的决定最初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正如Jung所写，“这当然是一次有资格与Kurtyka-Schauer路线相比较的……即使他们没能登顶，也称得上是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攀登之一。”你或许也会对韩国人在这条已经有过两次纯粹阿尔卑斯风格尝试的路线上使用海量路绳与过渡营地的做法产生质疑；他们的攀登虽然在登山史的重要性上不如Kurtyka-Schauer路线，但也达到很高的水准。与1958年的首登者Bonatti1986年的Chila，Hargis、MacCartney-Shape一样，韩国人使用围攻战术把自己提升到距离顶峰很近的位置，然后完成了一次勇敢，孤独的冲顶。
1998→2008年
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在GIV峰的东侧，南侧及北侧，仍有几处特征地形未被攀登过，无论后人选择何种攀登策略，都将是严峻的挑战。西南山脊的上半部会非常困难，陡峭而坚实的石灰石壁，从7000米到顶峰全部都是高海拔攀岩路线，”美国登山家SteveSwenson说。“考虑到技术难点所处的海拔高度，想要完攀它甚至比西壁还难。”
严格意义的南壁、东南侧扶壁以及东壁，三者难度相当，也更加危险。至今无人探索的北壁曾被认为可以寻找出一些技术难度较弱的通道，转入东北与西北山脊路线，但在仔细研究现有照片后(大多是从布洛阿特顶峰拍摄)，人们发现其中有很多致命的冰瀑，从这里走捷径的想法也暂被否决。
任何一条新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首登，及对现有的东北山脊、西北山脊，西壁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重复，都将足以媲美1985年Kurtyka与Schauer的攀登。其中西北山脊路线是GIV峰迄今惟一被重复的路线。它随后迎来1997年攀登至7300米的巴斯克队和1999年那支规模庞大的韩国队——Chi-Won Yun与Yeon-Ryong Kang从7800米的C5营地出发后，经过12小时攀登登顶。西北山脊难度当然不低，但似乎已经是GIV峰仅有的“传统路线”。但即使这条最简单的路线也要超越周围那些8000米邻居的攀登难度，GIV峰的地位如斯蒂芬·维纳布尔斯在《世界登山运动》一书中所说的——“GIV峰……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进入21世纪，GIV峰依然少有攀登队伍，攀登高潮出现在2006年。这一年相继有四支队伍前来攀登，而且汇聚了各路精英。
曾经在2003年首登安纳普尔娜三峰西南山脊路线，并赢得年度金冰镐奖提名的美国著名攀登者John Varco和英国阿式高手lan Parnell，Kenton Cool尝试了西壁Kurtyka-Schauer路线；两位西班牙登山者Jordi Corominas和oriol Baro尝试了从西壁上的宽雪沟转南山脊的新路线，他们最终在到达7200米处因恶劣天气撤退，德国AmicaI登山队由登山向导Mlchi Wrtl和David Gttler组成，他们在登顶GIV峰后尝试了GIV峰南侧路线。
2008年，GIV峰迎来首登50周年，曾经数次尝试该峰的美国人Steven Swenson和Mark Richey再度重返，只不过他们的攀登目标是LinkSar峰和海拔6666米的K13，8月22日，包括Alberto lnurrategi，Ferran Latorre，Jose Carlos Tamayo在内的西班牙电视台《没有什么不可能》栏目组成的超级强大的队伍完成了西北山脊的第三次登顶。GIV峰西壁的路线还无人能成功完成，随时等待着后来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