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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战争,很多人的脑海中就会想起马革裹尸,烽火连天,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万里长征人未还,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但《百合花》却跳出了这个窠臼,专注于对战争中几个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的刻画;在战场上,我们嗅到的总是火药味、血腥气,但《百合花》却让我们嗅到野菊花、百合花的香气;写战争题材的小说,容易写出英雄气,而不容易写出人间烟火气,但《百合花》却用一床温暖的棉被,给予生命最好的体贴。
茹志鹃的《百合花》破除了英雄主义的桎梏,将视角投放到女性的身上,用细腻的笔触展现女性自身的柔美,是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中的一股“清流”,别有一番打动人心的力量,给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一、战友视角和文工团员视角比较
按一贯的写法来看,以战友的视角来看“小通讯员”,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容易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人缝里”“冒着烟”“乱转”“快趴下”“扑”可见手榴弹危害极大,可能造成伤亡惨重的严重后果,形势危急之下,逃避无方,小通讯员舍己救人,毫不犹豫。“那个东西”可见担架员内心的憎恶和不忍,侧面写出小通讯员牺牲的壮烈。
而以“文工团员”的视角来写,首先“我”是一位年轻的女创作员,正因为是女同志,团长才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叫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这才有了我被撂下几丈远,赶不上他,才有了这个故事。从我的“生气”之中也可以看出他与女性交往的拘谨羞涩。
其次,“我”是有文化的创作员,思想比较解放。所以,我主动化解尴尬解决矛盾。通过观察,“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背后长眼”看出其体贴暖心,他还是挺关心人的;我对他的表面上不善言谈,内心火一般热忱,非常感动;“我拼命忍住笑”我反客为主,掌握了主动,认为他天真的可爱;“着恼”是对性别的偏见的反抗;“亲热”我喜欢这个小老乡的勤劳能干、憨厚;“爱上”他的认真、为难、傻乎乎,这样淳朴、单纯、质朴,没有心机,似一泓清水的小伙子谁能不喜欢呢。
在我对他态度的变化之中,通讯员的形象逐渐立体而丰富了起来,这就让战友眼中的英雄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
再次,“我”是文艺工作者,观察更仔细,情感更细腻。“洗淡了的黄军装”,暗示这是一件反复穿着的衣服,联系下文小通讯员入伍仅一年,便隐隐点出了彼时部队条件的艰苦与主人公生活的朴素。通讯员“高挑挑的个子”却“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表明军装并不合身;则主人公肩负起的,恰恰是一种原本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责任。“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则告诉我们这是他主动承担革命的责任。家里有娘、爹、妹、姑,可以说战乱中难得的圆满家庭,但他却还是离开家,这就是家国情怀与担当,这也为他的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做了铺垫与准备。“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小通讯员“安详地合着眼”,他是幸福的,他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死,他的人生有大欢喜,生命有大悲悯。
而那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小通讯员认为是“伪装”,而我认为是“装饰”。显然是小通讯员并未上过战场,毫无作战经验,对战争的残酷尚无切身体验,而我却从中看到了“美”。后来,枪筒里的“野菊花”,就已经纯粹是装饰了,他的眼睛里有了花,在与我和新媳妇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眼中有了诗意,看到了生命的美好。
最后,“我”的想象更丰富。作者想象了中秋节优美欢快的场景,这样美好的场景出现在战争中的回忆里,不免让人心生感慨,是战争让这样原本属于我们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秋夜的炮火,使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美好,心中生出对和平美好的无限向往。
想象了几年前等着香尽吃糖的“小同乡”和现在为革命英勇战斗的“通讯员”,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小通讯员的成长,是战争使他快速成长。
正是因为战争,才让我在原本应该和家人团聚的中秋节时身处异乡,才让一位普普通通的拖毛竹的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战场,我的想象中渗透了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小通讯员的牵挂,而在战争前夕进行这样的一番想象,更能看出小说中我的敏感与细腻,向往着美好的一切,想象中写出了生活之美。
这一段插叙其实是由两个想象场景构成的,一个是故乡中秋节祭祀月亮的情景,一个是我想象此时此刻小通讯员所停留的地方。第一个场景用了“一定”,这是肯定语气,表示此种祭祀月亮的活动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写出了生活的宁静美好,若没有战争,今年依然应该如此,可是战争吞噬了这美好;另一个则是连续使用“大概”“也许”“或者是”等推测语气,表达了我对小通讯员的牵挂,呈现了人性中的美好。
以战友的视角来叙述,强调的是年轻战士的英雄壮举;而以“我”这位文工团员的视角叙述,就可以看到年轻战士是全面的,丰富的,细腻的,更具体饱满,他不止伟大,也很美好,写出了他的人性之美。同时,让文章充满了诗意和抒情性,更有感染力。
二、新媳妇视角与文工团员视角比较
文工团员眼中的小通讯员是丰富而立体的,而新媳妇也是纯真而动人的,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美好形象。
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只有一面之缘,所以了解并不多。他们之间主要的联系就是一条被子。“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不断”“瞅”“掂量”“半晌”等足见被子的珍贵,和新媳妇情感上的不舍。对她而言,这合欢被,是唯一的嫁妆,红底白花,寓意百年好合、婚姻美满,是新媳妇对美满婚姻的祝愿,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轻易送人,也是合情合理,且更突出新媳妇形象的真实、丰满。羞涩腼腆、笑而不语的新媳婦,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传统文化烙印的乡村妇女。
茹志鹃的《百合花》破除了英雄主义的桎梏,将视角投放到女性的身上,用细腻的笔触展现女性自身的柔美,是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中的一股“清流”,别有一番打动人心的力量,给当时的文坛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一、战友视角和文工团员视角比较
按一贯的写法来看,以战友的视角来看“小通讯员”,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容易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人缝里”“冒着烟”“乱转”“快趴下”“扑”可见手榴弹危害极大,可能造成伤亡惨重的严重后果,形势危急之下,逃避无方,小通讯员舍己救人,毫不犹豫。“那个东西”可见担架员内心的憎恶和不忍,侧面写出小通讯员牺牲的壮烈。
而以“文工团员”的视角来写,首先“我”是一位年轻的女创作员,正因为是女同志,团长才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叫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这才有了我被撂下几丈远,赶不上他,才有了这个故事。从我的“生气”之中也可以看出他与女性交往的拘谨羞涩。
其次,“我”是有文化的创作员,思想比较解放。所以,我主动化解尴尬解决矛盾。通过观察,“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背后长眼”看出其体贴暖心,他还是挺关心人的;我对他的表面上不善言谈,内心火一般热忱,非常感动;“我拼命忍住笑”我反客为主,掌握了主动,认为他天真的可爱;“着恼”是对性别的偏见的反抗;“亲热”我喜欢这个小老乡的勤劳能干、憨厚;“爱上”他的认真、为难、傻乎乎,这样淳朴、单纯、质朴,没有心机,似一泓清水的小伙子谁能不喜欢呢。
在我对他态度的变化之中,通讯员的形象逐渐立体而丰富了起来,这就让战友眼中的英雄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
再次,“我”是文艺工作者,观察更仔细,情感更细腻。“洗淡了的黄军装”,暗示这是一件反复穿着的衣服,联系下文小通讯员入伍仅一年,便隐隐点出了彼时部队条件的艰苦与主人公生活的朴素。通讯员“高挑挑的个子”却“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表明军装并不合身;则主人公肩负起的,恰恰是一种原本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责任。“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则告诉我们这是他主动承担革命的责任。家里有娘、爹、妹、姑,可以说战乱中难得的圆满家庭,但他却还是离开家,这就是家国情怀与担当,这也为他的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做了铺垫与准备。“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小通讯员“安详地合着眼”,他是幸福的,他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死,他的人生有大欢喜,生命有大悲悯。
而那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小通讯员认为是“伪装”,而我认为是“装饰”。显然是小通讯员并未上过战场,毫无作战经验,对战争的残酷尚无切身体验,而我却从中看到了“美”。后来,枪筒里的“野菊花”,就已经纯粹是装饰了,他的眼睛里有了花,在与我和新媳妇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眼中有了诗意,看到了生命的美好。
最后,“我”的想象更丰富。作者想象了中秋节优美欢快的场景,这样美好的场景出现在战争中的回忆里,不免让人心生感慨,是战争让这样原本属于我们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中秋夜的炮火,使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美好,心中生出对和平美好的无限向往。
想象了几年前等着香尽吃糖的“小同乡”和现在为革命英勇战斗的“通讯员”,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小通讯员的成长,是战争使他快速成长。
正是因为战争,才让我在原本应该和家人团聚的中秋节时身处异乡,才让一位普普通通的拖毛竹的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战场,我的想象中渗透了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小通讯员的牵挂,而在战争前夕进行这样的一番想象,更能看出小说中我的敏感与细腻,向往着美好的一切,想象中写出了生活之美。
这一段插叙其实是由两个想象场景构成的,一个是故乡中秋节祭祀月亮的情景,一个是我想象此时此刻小通讯员所停留的地方。第一个场景用了“一定”,这是肯定语气,表示此种祭祀月亮的活动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写出了生活的宁静美好,若没有战争,今年依然应该如此,可是战争吞噬了这美好;另一个则是连续使用“大概”“也许”“或者是”等推测语气,表达了我对小通讯员的牵挂,呈现了人性中的美好。
以战友的视角来叙述,强调的是年轻战士的英雄壮举;而以“我”这位文工团员的视角叙述,就可以看到年轻战士是全面的,丰富的,细腻的,更具体饱满,他不止伟大,也很美好,写出了他的人性之美。同时,让文章充满了诗意和抒情性,更有感染力。
二、新媳妇视角与文工团员视角比较
文工团员眼中的小通讯员是丰富而立体的,而新媳妇也是纯真而动人的,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美好形象。
小通讯员和新媳妇只有一面之缘,所以了解并不多。他们之间主要的联系就是一条被子。“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不断”“瞅”“掂量”“半晌”等足见被子的珍贵,和新媳妇情感上的不舍。对她而言,这合欢被,是唯一的嫁妆,红底白花,寓意百年好合、婚姻美满,是新媳妇对美满婚姻的祝愿,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轻易送人,也是合情合理,且更突出新媳妇形象的真实、丰满。羞涩腼腆、笑而不语的新媳婦,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传统文化烙印的乡村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