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这篇作品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目前常见的《长恨歌》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在教授《长恨歌》时，我与学生一起进行了研究探讨，我们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即借古讽今，讽前皇之“惑”以诫后皇。
　　一、品读文本说主题
　　1.立足全篇看主题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而这也正是导致李杨感情悲剧及祸国殃民的根源。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從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全诗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暴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起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至于诗歌的后半部分对李、杨怅恨绵绵爱情的描绘，也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是通过描绘李隆基晚年的狼狈景象，曲折隐讳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
　　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李、杨早年的逸乐和后来的长恨，都是这个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早先的逸乐是导致后来贵妃丧生、彼此长恨的原因，而长恨则是李、杨荒淫误国、终于殃及自身的必然结果。作为悲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李隆基与杨玉环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的荒淫逸乐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是这一悲剧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他们死生异处，相见无期，因而，他们又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评价《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必须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是我们理解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感情倾向和是非评价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突出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损害故事的完整性，割断前后情节的内在逻辑联系，其评价也就难以符合作品实际和作者的原意。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劝后人引以为鉴为主要目的的。
　　2.对矛盾焦点（诗歌后半部分）的理解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对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也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白氏长庆集》云：‘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
　　其次白居易对唐明皇的基本评价：“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客观公正，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在诗歌后半部分中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脱之意，但批评还是主要的。
　　再者，从写作动机分析。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诗作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二、从诗教传统看主题
　　1.温柔敦厚、委婉含蓄的诗教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的最早也是最积极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温柔敦厚”是孔子的诗教对人的政治道德和思想修养的基本要求。在政治上，统治者要行仁政，被统治者要守礼制而不犯上，怨刺而不作乱，思想感情的表达要含蓄委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论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诗教，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至今仍影响着国民的性格。在汉代，《毛诗大序》就是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说。它还要求讽谏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把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毛诗小序》把各篇诗定出美和刺，形成了《诗经》的“美刺说”。及至唐时，文人强调诗文与政道的合一，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反映现实”与“讥刺”相结合，坚持传统的“下以风刺上”，发挥孔子“诗可以怨”之精神，即是保持传统不变，强调诗歌对社会的功用，重视委婉的美刺与讽喻。
　　2.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坚持委婉讽喻之道，甚至直切袒露的讥刺。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三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促进新乐府运动，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代表，继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理论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悲剧，因与安史之乱密切联系，有着严肃的政治色彩，它往往成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关注的对象；而其情事始末之独特、生动、曲折，又极富于传奇色彩，故而受到历代诗人文士的瞩目。由此，出现了以此为题材的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其中翘楚，当然激流勇进，锐意改革，极尽讽喻之能事。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诗中白居易借“汉皇”来说事，虽讽劝却又委婉含蓄，美饰掩盖了许多事实，温柔敦厚地讽喻后主后人。所以，后一部分给人以伤感同情的错觉，但是讽喻才是最终目的。可见，《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应归为讽喻诗才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