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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包含《我的叔父死了》在内的《诗七首》，是诗人穆旦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发表的情形堪称奇特。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沉寂多年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们——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宗璞、汪静之等“集体复出”，纷纷发表作品，有的还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栏目的“头题”。这期杂志被称为“革新特大号”。
《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文协下属的权威刊物，具有超乎文学范畴的意义，登上这一平台无异重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其时正逢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鼓励大胆“鸣放”，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成为中国文艺界热烈“鸣放”的符号，一时惊动海内外。
但油墨未干，“鸣放”浪潮已转成“反右”运动。那期“革新特大号”遂成“毒草专号”，《人民文学》不得不滑稽又狼狈地在紧接着的8月号扭转态度，开篇文章就刊登了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
此前被组织来的“鸣放者”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劫难自此开始。《诗七首》就此成为穆旦在1949-1978年间的绝唱。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刊，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它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演示台，也是文学运动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缩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2009年底，《人民文学十七年》一书面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当时发生在该刊物上的一系列文学事件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与重要政治时事亦步亦趋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是新中国文学第一刊。它的权威性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创刊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刊名。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茅盾任杂志主编，副主编为著名诗人艾青。
它的“中央级”地位如此稳固，以至往往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后，一位作家才被认为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才会成为全国性的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乃至引起毛泽东重视，便是一例。
某一类文学形式也会因为《人民文学》的肯定和转载而风靡全国。1958年初，老舍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写小小说》，《人民文学》在当年4月转载，并在1958年11月号一次登载了19篇小小说。在这样的提倡下，作家们陆续加入进来，刘白羽在《人民文学》推出《踏着晨光的人们》，诗人郭小川也发表了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小小说一时成为重要的文艺样式。
“在‘十七年’的文学历史里，《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最权威最主流的杂志，把握了它的历史就相当于把握了当时文学生态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李敬泽说。
这种“主流”首先体现在与重要政治时事的亦步亦趋上：几乎共和国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重大事件和节日，在这份杂志上都有直观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人民文学》创刊号刊载《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 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红色文章；1954年新宪法公布，杂志在7月号刊载了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欢呼性的文章。
“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自然不在话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人民日报》号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一次《人民文学》不召集作家写文章呼应的。”《人民文学十七年》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在内容选择方面，以“不仅要反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雄心自居的《人民文学》，更是要照顾到每一个题材的平衡。
“‘十七年’期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接受。”所以，李红强说，他在梳理“十七年”间所有《人民文学》杂志时发现，但凡涉及工业题材的作品都会刊登在首要位置。
例如1952年2月号上的人物速写《红花朵朵开》，作者出身工人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又是处女作，作品相当幼稚。但《人民文学》不仅全文登载，还配发作者写给编辑部的信，在信中该作者以示范的姿态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
在文学体裁选择上，包括地方戏、相声、歌词、快板、民歌等都被看作“最有力的文学作品”登上杂志。在翻译类作品里也有讲究，美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翻译，但要以“斥责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为主题。
稿荒与作家的命运
有趣的是，即便在上世纪50年代，这份全国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仍时时面临稿荒的处境。原因并不是没人投稿，而是并非谁的作品它都能发表。
“我们每天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作者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小学教员，有新参加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当中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来稿最少。”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在1951年的一次总结文章中写道。
这当中自然有很多原因。中国作家虽然不少，但多数必须经过“思想改造”之后才能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作品。有些人因为没有纯正的政治身份而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沈从文；有些人则在“改造”的压力下忙于检讨旧作，如巴金；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但本来人数就少，又往往被行政工作挤去不少创作时间。这么一来，给《人民文学》投稿的反而多是业余写手。
而在有限的作家群体里选择发表更要谨慎，因为冷暖交迭的文艺形势让人难以捉摸，作家的命运实在过于变幻莫测。
胡风便是最典型一例。1953年他曾任《人民文学》编委，其时他尽管因长期对主流文艺理论持有异见而遭受批判，但高层在促使他做出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希望其作些工作。《人民文学》编辑部分给胡风的工作是“每月看一个或两个短篇”，开编委会时也请他畅所欲言。
然而他介绍来的稿件往往遭受批判，自己发表的作品也难逃厄运。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肉体残废了，但心没有残废》，采访被释放回国的被俘志愿军战士，表现美军的残暴以及战士们的英勇抗争。
这篇文章被大加指责：“为什么写的都是解放军新战士，不写老党员?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经过思想改造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胡风曾对这种指责奇怪不已，“好像他们以为当俘虏是光荣，非得老战士党员不可似的。”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写作撞破了一个规则：无论是否战俘，凡有英勇行为的，都应该归于党员。
1953年底胡风发表了一首诗歌，成为他在《人民文学》的绝唱。此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文学》时已经是公开的“罪人”，批判他的文章成为持续数期的一道景观。而胡风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受难33年，其“反革命集团案”在全国牵连两千多人。
“没有一个作家敢保证永远正确，哪个作家都可能随时出问题。”作家张天翼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后，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调整”和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深有感触。于是他在编辑部内部秘而不宣地制定出一个作家联络图来，按照创作能力和地位分为一、二、三线，随时掌握并更新作家是否还有权利写作的动向。 即便那些成名已久、地位稳固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文学》上全部转向。以茅盾为例，他署名的23篇文章中，算得上文学作品的只有散文《海南杂忆》，其余有4篇是文学理论文章，16篇是报告、号召、批判和纪念文章。《人民文学》所选择的茅盾，不是那个现代文学时期的小说家，而是文艺界领导人、文学指导者。
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环境下，那些老作家们大多没有找到新的创作资源。巴金创作了许多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冰心也开始从异域题材与战争题材中寻找新的内容，从根底上否定自己。“他们既有的创作经验，因为失去了情感和精神的深度，简化为常识性的技巧，只好不时扮演一下‘文学指导者’的角色。”李红强分析道。
“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洪子诚曾提出“一体化”的观点，即建国前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经由新政治力量的体制化，使“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大家探讨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家国命运。即便原本抱有不同的信念信仰，也要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往一个方向去。
“在这种环境下，当他们偶尔露出头的时候，你可不能单看他写的那一点东西。那个年代他们只能那么写，个人的空间太小了，要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做出这一点选择。”
李红强以沈从文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点回忆 一点杂想》为例：沈在文中陈述：有“右派”分子曾在鸣放期间心怀叵测来访问他，试图让他说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之类的话，但沈从文告诉来访者：“不，我很自由!”
鉴于实力派作家纷纷主动或被迫歇笔、转向，“十七年”在文学史上很难说有何成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大量如《保卫延安》之类的“红色文学经典”。
“因为‘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文学，在这个历史鸿沟面前，‘十七年’才显得重要。”李红强说。他曾制作20世纪文学大事表，发觉“1966-1976年间(中国文学界)基本无大事，全是xxx自杀”。
相比“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当代文学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大概是从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变成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家国命运早已成为当下许多作家厌倦的话题，偶尔写点“主流化”的东西，甚至作家本人都不好意思提及。而商业利益成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制约会使文学的生命力窒息。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市场的制约也可能带来同样后果。”李敬泽对本刊记者说，“不同在于，受到过度的政治制约很痛苦，受到市场制约似乎让人们感到快乐。”
作为这本杂志的现任主编，他毫不避讳“主流”难免依然受到政治因素干预，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平衡。
“现在的文学多元了，但《人民文学》当年的命运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有的可能依然存在。比如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学，如何在这样的领导中保持对文学规律、对作家创作自由的尊重等等。”李敬泽说，“有时我想文学可能就是要这样，始终在各种各样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中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包含《我的叔父死了》在内的《诗七首》，是诗人穆旦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发表的情形堪称奇特。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沉寂多年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们——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宗璞、汪静之等“集体复出”，纷纷发表作品，有的还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栏目的“头题”。这期杂志被称为“革新特大号”。
《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文协下属的权威刊物，具有超乎文学范畴的意义，登上这一平台无异重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其时正逢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鼓励大胆“鸣放”，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成为中国文艺界热烈“鸣放”的符号，一时惊动海内外。
但油墨未干，“鸣放”浪潮已转成“反右”运动。那期“革新特大号”遂成“毒草专号”，《人民文学》不得不滑稽又狼狈地在紧接着的8月号扭转态度，开篇文章就刊登了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
此前被组织来的“鸣放者”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劫难自此开始。《诗七首》就此成为穆旦在1949-1978年间的绝唱。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刊，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它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演示台，也是文学运动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缩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2009年底，《人民文学十七年》一书面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当时发生在该刊物上的一系列文学事件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与重要政治时事亦步亦趋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是新中国文学第一刊。它的权威性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创刊时毛泽东亲笔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刊名。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茅盾任杂志主编，副主编为著名诗人艾青。
它的“中央级”地位如此稳固，以至往往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后，一位作家才被认为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才会成为全国性的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乃至引起毛泽东重视，便是一例。
某一类文学形式也会因为《人民文学》的肯定和转载而风靡全国。1958年初，老舍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写小小说》，《人民文学》在当年4月转载，并在1958年11月号一次登载了19篇小小说。在这样的提倡下，作家们陆续加入进来，刘白羽在《人民文学》推出《踏着晨光的人们》，诗人郭小川也发表了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小小说一时成为重要的文艺样式。
“在‘十七年’的文学历史里，《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最权威最主流的杂志，把握了它的历史就相当于把握了当时文学生态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李敬泽说。
这种“主流”首先体现在与重要政治时事的亦步亦趋上：几乎共和国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重大事件和节日，在这份杂志上都有直观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人民文学》创刊号刊载《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 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红色文章；1954年新宪法公布，杂志在7月号刊载了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欢呼性的文章。
“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自然不在话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人民日报》号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一次《人民文学》不召集作家写文章呼应的。”《人民文学十七年》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在内容选择方面，以“不仅要反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雄心自居的《人民文学》，更是要照顾到每一个题材的平衡。
“‘十七年’期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接受。”所以，李红强说，他在梳理“十七年”间所有《人民文学》杂志时发现，但凡涉及工业题材的作品都会刊登在首要位置。
例如1952年2月号上的人物速写《红花朵朵开》，作者出身工人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又是处女作，作品相当幼稚。但《人民文学》不仅全文登载，还配发作者写给编辑部的信，在信中该作者以示范的姿态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
在文学体裁选择上，包括地方戏、相声、歌词、快板、民歌等都被看作“最有力的文学作品”登上杂志。在翻译类作品里也有讲究，美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翻译，但要以“斥责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为主题。
稿荒与作家的命运
有趣的是，即便在上世纪50年代，这份全国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仍时时面临稿荒的处境。原因并不是没人投稿，而是并非谁的作品它都能发表。
“我们每天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作者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小学教员，有新参加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有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当中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来稿最少。”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在1951年的一次总结文章中写道。
这当中自然有很多原因。中国作家虽然不少，但多数必须经过“思想改造”之后才能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作品。有些人因为没有纯正的政治身份而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沈从文；有些人则在“改造”的压力下忙于检讨旧作，如巴金；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但本来人数就少，又往往被行政工作挤去不少创作时间。这么一来，给《人民文学》投稿的反而多是业余写手。
而在有限的作家群体里选择发表更要谨慎，因为冷暖交迭的文艺形势让人难以捉摸，作家的命运实在过于变幻莫测。
胡风便是最典型一例。1953年他曾任《人民文学》编委，其时他尽管因长期对主流文艺理论持有异见而遭受批判，但高层在促使他做出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希望其作些工作。《人民文学》编辑部分给胡风的工作是“每月看一个或两个短篇”，开编委会时也请他畅所欲言。
然而他介绍来的稿件往往遭受批判，自己发表的作品也难逃厄运。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肉体残废了，但心没有残废》，采访被释放回国的被俘志愿军战士，表现美军的残暴以及战士们的英勇抗争。
这篇文章被大加指责：“为什么写的都是解放军新战士，不写老党员?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经过思想改造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胡风曾对这种指责奇怪不已，“好像他们以为当俘虏是光荣，非得老战士党员不可似的。”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写作撞破了一个规则：无论是否战俘，凡有英勇行为的，都应该归于党员。
1953年底胡风发表了一首诗歌，成为他在《人民文学》的绝唱。此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文学》时已经是公开的“罪人”，批判他的文章成为持续数期的一道景观。而胡风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受难33年，其“反革命集团案”在全国牵连两千多人。
“没有一个作家敢保证永远正确，哪个作家都可能随时出问题。”作家张天翼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后，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调整”和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深有感触。于是他在编辑部内部秘而不宣地制定出一个作家联络图来，按照创作能力和地位分为一、二、三线，随时掌握并更新作家是否还有权利写作的动向。 即便那些成名已久、地位稳固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文学》上全部转向。以茅盾为例，他署名的23篇文章中，算得上文学作品的只有散文《海南杂忆》，其余有4篇是文学理论文章，16篇是报告、号召、批判和纪念文章。《人民文学》所选择的茅盾，不是那个现代文学时期的小说家，而是文艺界领导人、文学指导者。
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环境下，那些老作家们大多没有找到新的创作资源。巴金创作了许多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冰心也开始从异域题材与战争题材中寻找新的内容，从根底上否定自己。“他们既有的创作经验，因为失去了情感和精神的深度，简化为常识性的技巧，只好不时扮演一下‘文学指导者’的角色。”李红强分析道。
“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洪子诚曾提出“一体化”的观点，即建国前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经由新政治力量的体制化，使“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大家探讨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家国命运。即便原本抱有不同的信念信仰，也要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往一个方向去。
“在这种环境下，当他们偶尔露出头的时候，你可不能单看他写的那一点东西。那个年代他们只能那么写，个人的空间太小了，要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做出这一点选择。”
李红强以沈从文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点回忆 一点杂想》为例：沈在文中陈述：有“右派”分子曾在鸣放期间心怀叵测来访问他，试图让他说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之类的话，但沈从文告诉来访者：“不，我很自由!”
鉴于实力派作家纷纷主动或被迫歇笔、转向，“十七年”在文学史上很难说有何成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大量如《保卫延安》之类的“红色文学经典”。
“因为‘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文学，在这个历史鸿沟面前，‘十七年’才显得重要。”李红强说。他曾制作20世纪文学大事表，发觉“1966-1976年间(中国文学界)基本无大事，全是xxx自杀”。
相比“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当代文学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大概是从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变成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家国命运早已成为当下许多作家厌倦的话题，偶尔写点“主流化”的东西，甚至作家本人都不好意思提及。而商业利益成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制约会使文学的生命力窒息。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市场的制约也可能带来同样后果。”李敬泽对本刊记者说，“不同在于，受到过度的政治制约很痛苦，受到市场制约似乎让人们感到快乐。”
作为这本杂志的现任主编，他毫不避讳“主流”难免依然受到政治因素干预，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平衡。
“现在的文学多元了，但《人民文学》当年的命运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有的可能依然存在。比如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学，如何在这样的领导中保持对文学规律、对作家创作自由的尊重等等。”李敬泽说，“有时我想文学可能就是要这样，始终在各种各样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中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