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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末，76岁的杨福家即将结束在英国诺丁汉大学长达12年的校长任期。作为复旦前校长，又有多年的国内外办学经验，然而近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却称自己“一个教育的门外汉”“教育理念还要透过实践来证明”。
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见杨福家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杨福家详谈。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两人深谈近两小时，话题起于“钱学森之问”。
今年2月，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座谈会。会上，杨福家说：希望在我们国家建立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建住宿学院，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师与学生住在一起担任导师。对于杨福家的愿望，温家宝表示十分理解，他说，将来兴办的高起点民办大学不只是一所，可能会有若干所。
目前，杨福家正在筹划这样一所高起点、一流民办大学。
复旦往事：反作弊令
上世纪50年代，杨福家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他对教育最初的感悟源于本科二年级时遇到的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是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归国的博士，讲授原子核物理，一堂课上，杨福家发现该老师的方程式有问题，就主动找到助教询问。不出两天，老师便向杨福家承认方程式确实有错，并邀其到家中深入探讨。
“国家一级教授向学生谦虚认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教授不仅上课，而且关心学生、注重交流。”杨福家不无遗憾地说，如今这种好风气似乎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杨福家自己开始执教复旦的物理课。曾在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度过3年岁月的他决心不用教科书上课，而是直接问“同学们有哪些问题”。最初，课堂里几乎鸦雀无声，无人提问。杨福家不断抛出思考题，学生们不得不互动起来并开始涌现出好的想法。杨福家第一次感悟到“教育的内涵”：真正好的教育，首先是互动式的。
1993年，杨福家出任复旦大学校长。上任半年，他就颁布了一条校令：若学生上午作弊，下午就将其退学。因为此前没有先例，这一校令颁布后，不少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杨福家虽敢作敢为，但做法过于严厉。
令杨福家下定决心的原因是此前在当年7月的考试中，他发现了不少学生作弊。“作弊成风，能算什么一流大学？”当时有一位教务长拼命反对，但最终也被说服。为了实施上述规定，杨福家给复旦的学生和家长共写了2500封解释信。
“做完这个决定，我也有些后怕，如果真有50个人作弊被开除，我这个校长就做不下去了。”杨福家坦言。校令颁布后的第一次考试仍有7人作弊，涉及学生被开除，其中有来自杨福家中学母校格致中学的一名保送生。为此，杨福家在《新民晚报》发表了一封写给母校的公开信。
在复旦做了6年校长，他称自己“并不合格”，“因为是从物理学家转为大学校长，当时对教育真的不是太懂。”
“按章办事”的英国经验
2000年，从复旦大学卸任不久，杨福家就被英国诺丁汉大学选为该校的新一届执行校长，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有人认为我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当校长的中国人，有多了不起。其实就是他们认识我而已。而且英国高校当时要发展与国际上的关系，看到了华人参与的潜力。”杨福家说，“并不是其他校长没我好，但有一个背景是我对外比较开放。”
在得知自己将成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时，杨福家曾问校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义务弄钱？”校方答：“没有”；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主持日常工作？”校方又答：“不要”。杨福家一时不解，“既不要弄钱，又不要主持日常工作，那为何请我？”校方回答：“就是需要你的头脑。”
杨福家领悟到自己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校长，参与学校的大事，比如制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学校董事会的主席，作为权力制衡的一个方面。
在英国做了多年校长，他对国际高等教育感触颇深。“关键是权力制衡”，英国高校里的重大事务，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依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来整体协调。
杨福家至今难忘的是，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天，学校就发给他一本“学校章程”，要求一切按章办事。“相比之下，虽然我国高校法规定了学校一定要有章程，但实际上好多学校都没有真正执行。”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坚持设党委
2004年，杨福家在故乡宁波创办了国内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虽然当时已有很多地方想创办中外合作大学，但审批通过的只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也是出于一种谨慎的考虑。很多人担心我，西方这么激进的一套教育方式移植到中国，很难生存。这个学校很可能出毛病。”杨福家告诉本刊记者，他本人最大的担忧则是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在管理体制上与普通高等学校存在差别。“开始最头疼的是：怎么处理党委与学校的关系。”
中国的高校结构，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驾是公立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二是民办大学，有党委，学校与党委之间的关系在每个学校各有不同。第三驾是中外合作大学，没有党委。
“当时中央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在发布的中国中外合作力学条例中，没有提到要设置党委。但是，最终我还是坚持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党组织，这点上，英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在杨福家看来，党委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管理体制里要起几个作用：监督保证学校守法，沟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宁波诺丁汉英方负责人同意了杨福家的这一要求，而且表示可以申请校党委书记担任顾问、党委副书记担任学生辅导员的负责人。
“英国很重视高校辅导员，辅导员的负责人头衔也很高，通常是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来担任，包括诺贝尔奖获奖人。”杨福家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由原宁波市教育局长担任，“这样有利于帮助高校与政府的沟通”。
对于当下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杨福家认为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外合作办学近年来成为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项目和机构多到数不清，但是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教育部至今只批了寥寥几所。还有很多经验尚待摸索。有的学校是中方控制得太厉害，导致很难办好。有的学校是中方几乎不管，放手给外方去做，这样也有问题，这么好的合作机会，却学不到任何经验。”
在放权的问题上，杨福家提出宁波诺丁汉的做法：“我是法人，但是我把具体的管理权力基本上交给了英国方面。比如招生，碰到各种家长找关系、打招呼。在复旦做校长的第一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一个人跑来说，他儿子要进来，却不参加高考，说是上面的部委会给他儿子一个名额。我是绝对反对走后门的，想规避，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但是在宁波诺丁汉，英国管理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章办事。再比如，基本上所有课程都由外方制定。诺丁汉的运作机构比较自主，在国内大学很难做到。”
“中国大学要在自主性上改进，第一要有自己的章程。通过建立章程，健全校委会的架构，明确校委会与党委会之间的关系。至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暂时不要改动。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高校不是党委书记领导而是党委会领导。”杨福家说，比起宣讲理念，他更愿意身体力行，“做出样板”。
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见杨福家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杨福家详谈。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两人深谈近两小时，话题起于“钱学森之问”。
今年2月，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座谈会。会上，杨福家说：希望在我们国家建立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以学生为中心，建住宿学院，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师与学生住在一起担任导师。对于杨福家的愿望，温家宝表示十分理解，他说，将来兴办的高起点民办大学不只是一所，可能会有若干所。
目前，杨福家正在筹划这样一所高起点、一流民办大学。
复旦往事：反作弊令
上世纪50年代，杨福家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他对教育最初的感悟源于本科二年级时遇到的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是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归国的博士，讲授原子核物理，一堂课上，杨福家发现该老师的方程式有问题，就主动找到助教询问。不出两天，老师便向杨福家承认方程式确实有错，并邀其到家中深入探讨。
“国家一级教授向学生谦虚认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教授不仅上课，而且关心学生、注重交流。”杨福家不无遗憾地说，如今这种好风气似乎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杨福家自己开始执教复旦的物理课。曾在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度过3年岁月的他决心不用教科书上课，而是直接问“同学们有哪些问题”。最初，课堂里几乎鸦雀无声，无人提问。杨福家不断抛出思考题，学生们不得不互动起来并开始涌现出好的想法。杨福家第一次感悟到“教育的内涵”：真正好的教育，首先是互动式的。
1993年，杨福家出任复旦大学校长。上任半年，他就颁布了一条校令：若学生上午作弊，下午就将其退学。因为此前没有先例，这一校令颁布后，不少媒体发表评论，认为杨福家虽敢作敢为，但做法过于严厉。
令杨福家下定决心的原因是此前在当年7月的考试中，他发现了不少学生作弊。“作弊成风，能算什么一流大学？”当时有一位教务长拼命反对，但最终也被说服。为了实施上述规定，杨福家给复旦的学生和家长共写了2500封解释信。
“做完这个决定，我也有些后怕，如果真有50个人作弊被开除，我这个校长就做不下去了。”杨福家坦言。校令颁布后的第一次考试仍有7人作弊，涉及学生被开除，其中有来自杨福家中学母校格致中学的一名保送生。为此，杨福家在《新民晚报》发表了一封写给母校的公开信。
在复旦做了6年校长，他称自己“并不合格”，“因为是从物理学家转为大学校长，当时对教育真的不是太懂。”
“按章办事”的英国经验
2000年，从复旦大学卸任不久，杨福家就被英国诺丁汉大学选为该校的新一届执行校长，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有人认为我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当校长的中国人，有多了不起。其实就是他们认识我而已。而且英国高校当时要发展与国际上的关系，看到了华人参与的潜力。”杨福家说，“并不是其他校长没我好，但有一个背景是我对外比较开放。”
在得知自己将成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时，杨福家曾问校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义务弄钱？”校方答：“没有”；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主持日常工作？”校方又答：“不要”。杨福家一时不解，“既不要弄钱，又不要主持日常工作，那为何请我？”校方回答：“就是需要你的头脑。”
杨福家领悟到自己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校长，参与学校的大事，比如制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学校董事会的主席，作为权力制衡的一个方面。
在英国做了多年校长，他对国际高等教育感触颇深。“关键是权力制衡”，英国高校里的重大事务，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依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来整体协调。
杨福家至今难忘的是，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天，学校就发给他一本“学校章程”，要求一切按章办事。“相比之下，虽然我国高校法规定了学校一定要有章程，但实际上好多学校都没有真正执行。”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坚持设党委
2004年，杨福家在故乡宁波创办了国内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虽然当时已有很多地方想创办中外合作大学，但审批通过的只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也是出于一种谨慎的考虑。很多人担心我，西方这么激进的一套教育方式移植到中国，很难生存。这个学校很可能出毛病。”杨福家告诉本刊记者，他本人最大的担忧则是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在管理体制上与普通高等学校存在差别。“开始最头疼的是：怎么处理党委与学校的关系。”
中国的高校结构，实际上是三驾马车，一驾是公立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二是民办大学，有党委，学校与党委之间的关系在每个学校各有不同。第三驾是中外合作大学，没有党委。
“当时中央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在发布的中国中外合作力学条例中，没有提到要设置党委。但是，最终我还是坚持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党组织，这点上，英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在杨福家看来，党委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管理体制里要起几个作用：监督保证学校守法，沟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宁波诺丁汉英方负责人同意了杨福家的这一要求，而且表示可以申请校党委书记担任顾问、党委副书记担任学生辅导员的负责人。
“英国很重视高校辅导员，辅导员的负责人头衔也很高，通常是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来担任，包括诺贝尔奖获奖人。”杨福家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党委书记由原宁波市教育局长担任，“这样有利于帮助高校与政府的沟通”。
对于当下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杨福家认为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外合作办学近年来成为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项目和机构多到数不清，但是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教育部至今只批了寥寥几所。还有很多经验尚待摸索。有的学校是中方控制得太厉害，导致很难办好。有的学校是中方几乎不管，放手给外方去做，这样也有问题，这么好的合作机会，却学不到任何经验。”
在放权的问题上，杨福家提出宁波诺丁汉的做法：“我是法人，但是我把具体的管理权力基本上交给了英国方面。比如招生，碰到各种家长找关系、打招呼。在复旦做校长的第一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一个人跑来说，他儿子要进来，却不参加高考，说是上面的部委会给他儿子一个名额。我是绝对反对走后门的，想规避，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但是在宁波诺丁汉，英国管理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章办事。再比如，基本上所有课程都由外方制定。诺丁汉的运作机构比较自主，在国内大学很难做到。”
“中国大学要在自主性上改进，第一要有自己的章程。通过建立章程，健全校委会的架构，明确校委会与党委会之间的关系。至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暂时不要改动。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高校不是党委书记领导而是党委会领导。”杨福家说，比起宣讲理念，他更愿意身体力行，“做出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