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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唐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是经济上的物质往来，还是文化中的精神交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文章拟从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入手，进一步理解中国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崇尚和平，平等交流，兼容并包”的外交宗旨，以此站稳中国当下谋求丝路共赢发展的坚定立场。
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是“儒雅温和、文质彬彬”。“和”作为宝贵的儒家文化遗产，在古老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中随处可见。对内，我们一向讲求“家和万事兴”，以此促进家族兴旺发达；对外，我们注重国际形象，“协和万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准则。单纯追溯“和”这一理念的起源，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如果发掘承载这种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就必须提到偶然之中踏出的一条与外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和平之路——丝绸之路。文章以汉唐之际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视角，浅论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理念和心态。
一、以和为贵，平等交流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即使在诸侯割据、动荡纷争的年代，平等意识依然普遍存在，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在当时就已经逐渐渗透进百姓生活，甚至进入上层国家意识。毋庸置疑，此时，民族平等观处于最初形成时期，自然与当下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各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不能回避“夷夏对立”思想确实长期存在于历史上。但我们更应看到，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统治者的主流外交意识始终都是以“平等”为主，这也有理由让我们更加笃定地认为中国人的外交心理自古就是“以和为贵”。
自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化为泡影之后，雄韬武略的汉武帝便把视线投向了西域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独特的民俗风情。“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 “甘心欲通大宛诸国”，出于对西域诸国的好奇与向往，汉武帝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行王道以安四夷，对西域诸国采取以文德为主、武力为辅的策略。至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更对西域进行“无为而治”，建武十七年，刘秀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建武二十七年，臧宫等人上书要求攻击匈奴，刘秀诏报“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此举虽有经济凋敝、政局不稳等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汉王朝对西域诸国内部事务的不干涉态度，这也恰恰体现了民族间的相对平等。至于盛唐时代，虽然国力鼎盛、空前强大，却也并没有以此为砝码欺压外族，相反，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平等观念较以往更有很大进步，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明确体现出以德服人、华夷平等的民族政策。如果说唐之前的民族交往之中，平等观仅处于萌芽阶段，那么自唐之后，这一观念便开始真正成熟，太宗的“天可汗”之称，也真正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他的由衷敬佩和尊重。
以上是从汉、唐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中外交流的过程来看，平等、和平观念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及南亚地区开始了频繁往来。在交流过程中，以物易物的方式正折射出双方的平等地位。汉武帝时期，“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令西汉王朝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二师城善马”等，自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从西汉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开始，就显示出等价物质交换的特点，于本国习以为常的物品在对方眼中变成了珍宝，物以稀为贵，各自都以对方眼中的“珍品”作为交换对象，双方的心理特点在这点上是相同的。而在文化层面，双方更是由好奇向往进而到热情欢迎。唐朝在西域采取的置县、垦屯、设官等措施使得去西域的汉人数量大增，这些汉人必然会将先进的汉文化、生产方式与技术等传播到西域各国。有史料记载，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可见，中原文化在西域是很受欢迎的。同时，西域文化传播至中原，待遇也是非同一般。在著名的唐朝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了五部，分别为《疏勒乐》《龟兹乐》《安国乐》《南昌乐》《康国乐》。《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逐渐沾染“胡气”。西域文化自传入中原以来，激起了汉地百姓的极大热情，人们竞相效仿，风靡一时。可见，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西域各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未曾对对方文化持有歧视态度，这也是平等交流的重要表现。
通俗来讲，所谓平等交流，便是互不干扰、互不侵犯、互相尊重。汉唐统治者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上如实证明了这一点，且可以看出，在中原统治者心中，始终将我方与西域诸国视为对等的个体，相互独立，彼此平等，并无使用武力使其臣服于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偶有不和谐的情况发生，如汉武帝时的姑师楼兰之战，但战争的出发点却也是为了“和为贵”，是面对匈奴侵扰而不得不采取的“下下策”，是维护百姓生存、自身利益的恰当之举，与一贯的“和平外交”理念并不矛盾。
二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对不同文化都能做到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也正是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和胸襟，造就了中华文明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神话。一种文化想要永存，就必须随着时代发展增添新质，并在新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以此适应社会，紧跟时代，而此过程又必然受到新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所以，在面对新质文化时，既不可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更不可全盘吸收新质文化。这一点，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中也有所体现。
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初至唐代繁榮之时，各族文化都曾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传入中原，佛教东来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佛教的传入是在两汉之际，汉明帝在位时修建白马寺，佛教由此东来。可见，统治者对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并不排斥，反而积极接纳，给予其一个充足的发展空间。公元8世纪左右，佛教在发源地印度的发展遇到瓶颈，而在中原地区却得到巨大发展。不难发现，佛教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生硬输入，而是有所改进，不断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要求。在敦煌绘画中，菩萨表达的意蕴是佛作为涅槃的形式，但到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石窟的石像已不再是原始佛像，而是供养人自己的形象。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也开始摆脱呆板平滞的表情和神秘气息的笼罩，转而出现新的、圆润柔和的风格。另外，中国作为新质文化的受体，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佛教，而是积极吸取了有益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使其获得本土化的发展。 在物质形态上，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引进了大量新兴物种，如葡萄、胡桃、石榴、胡麻、胡瓜、胡豆、胡蒜、胡萝卜等，还有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等。它们最初传入中国时，中原百姓大多没有抵触情绪，而是热情地应用于实践，可见，对待外来文化时，汉族人民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
文化是具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无非会造成三种后果，或者出于好奇积极接纳，或者出于防卫完全抵触，而介于两者之中的情况便是新旧文化的完美融合。 概括而言，就是对待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待外来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样，文化也是具有同一性的，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仍有统一之处。千姿百态的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如能借助差异性实现统一性，对本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将是百利而无一害。
三、结语
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儒家思想一向讲求“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林则徐曾在广州任上写过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习总书记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互鉴交流的动机”。从古至今，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秉承平等交流、兼收并蓄的精神理念。所谓平等，不仅指文化的平等，还包括经济交往、政治地位的平等，而所谓包容，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交流之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呼声日渐高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来，中国提出“共建、共商、共享”原则，也一度遭到各国质疑。我们说，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从汉唐丝绸之路的千年发展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和平外交的心理特点，经过千年的沉积，时至今日，这种心态只会更加成熟和日臻完善。由此，丝路于当代的延续，不仅是经济上的联系，更是一种理念的传承。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与掠夺，既不采取侵略性、暴力性手段，也不采取“和平演变”式的同化性、渐进性方式，而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顺应全球化潮流，力争以维护本国发展为基点，促进各国共荣共赢，以期实现千年丝路的复兴、中华文明的新生，翻开我国外交史上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楼 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J].敦煌学辑刊， 1995（1）：79-88.
[6]程喜霖.汉唐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J]. 文史知识，2006（4）：71-76.
[7]吴思科.丝路思想沉淀超拔丝路战略定性塑形评《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J].公共外交季刊，2015（1）.
[8]吕晓洁.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J].中州学刊，2015 （7）：126-129.
[9]朱大渭.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J].中國史研究，2000（1）：161-167.
[10]朱绍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J].史学月刊，2000（1）：104-110.
[11]黎 虎.汉唐外交与外交制度论略[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5）：24-32.
[12]潘文娟.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心理认知因素[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是“儒雅温和、文质彬彬”。“和”作为宝贵的儒家文化遗产，在古老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中随处可见。对内，我们一向讲求“家和万事兴”，以此促进家族兴旺发达；对外，我们注重国际形象，“协和万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准则。单纯追溯“和”这一理念的起源，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如果发掘承载这种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就必须提到偶然之中踏出的一条与外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和平之路——丝绸之路。文章以汉唐之际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视角，浅论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理念和心态。
一、以和为贵，平等交流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即使在诸侯割据、动荡纷争的年代，平等意识依然普遍存在，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在当时就已经逐渐渗透进百姓生活，甚至进入上层国家意识。毋庸置疑，此时，民族平等观处于最初形成时期，自然与当下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各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不能回避“夷夏对立”思想确实长期存在于历史上。但我们更应看到，在对外交往中，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统治者的主流外交意识始终都是以“平等”为主，这也有理由让我们更加笃定地认为中国人的外交心理自古就是“以和为贵”。
自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化为泡影之后，雄韬武略的汉武帝便把视线投向了西域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独特的民俗风情。“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 “甘心欲通大宛诸国”，出于对西域诸国的好奇与向往，汉武帝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行王道以安四夷，对西域诸国采取以文德为主、武力为辅的策略。至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更对西域进行“无为而治”，建武十七年，刘秀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建武二十七年，臧宫等人上书要求攻击匈奴，刘秀诏报“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此举虽有经济凋敝、政局不稳等客观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汉王朝对西域诸国内部事务的不干涉态度，这也恰恰体现了民族间的相对平等。至于盛唐时代，虽然国力鼎盛、空前强大，却也并没有以此为砝码欺压外族，相反，唐朝统治者的民族平等观念较以往更有很大进步，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明确体现出以德服人、华夷平等的民族政策。如果说唐之前的民族交往之中，平等观仅处于萌芽阶段，那么自唐之后，这一观念便开始真正成熟，太宗的“天可汗”之称，也真正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他的由衷敬佩和尊重。
以上是从汉、唐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中外交流的过程来看，平等、和平观念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及南亚地区开始了频繁往来。在交流过程中，以物易物的方式正折射出双方的平等地位。汉武帝时期，“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令西汉王朝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二师城善马”等，自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从西汉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开始，就显示出等价物质交换的特点，于本国习以为常的物品在对方眼中变成了珍宝，物以稀为贵，各自都以对方眼中的“珍品”作为交换对象，双方的心理特点在这点上是相同的。而在文化层面，双方更是由好奇向往进而到热情欢迎。唐朝在西域采取的置县、垦屯、设官等措施使得去西域的汉人数量大增，这些汉人必然会将先进的汉文化、生产方式与技术等传播到西域各国。有史料记载，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可见，中原文化在西域是很受欢迎的。同时，西域文化传播至中原，待遇也是非同一般。在著名的唐朝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了五部，分别为《疏勒乐》《龟兹乐》《安国乐》《南昌乐》《康国乐》。《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人们的衣食住行也逐渐沾染“胡气”。西域文化自传入中原以来，激起了汉地百姓的极大热情，人们竞相效仿，风靡一时。可见，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西域各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未曾对对方文化持有歧视态度，这也是平等交流的重要表现。
通俗来讲，所谓平等交流，便是互不干扰、互不侵犯、互相尊重。汉唐统治者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上如实证明了这一点，且可以看出，在中原统治者心中，始终将我方与西域诸国视为对等的个体，相互独立，彼此平等，并无使用武力使其臣服于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偶有不和谐的情况发生，如汉武帝时的姑师楼兰之战，但战争的出发点却也是为了“和为贵”，是面对匈奴侵扰而不得不采取的“下下策”，是维护百姓生存、自身利益的恰当之举，与一贯的“和平外交”理念并不矛盾。
二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对不同文化都能做到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也正是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和胸襟，造就了中华文明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神话。一种文化想要永存，就必须随着时代发展增添新质，并在新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以此适应社会，紧跟时代，而此过程又必然受到新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所以，在面对新质文化时，既不可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更不可全盘吸收新质文化。这一点，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中也有所体现。
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初至唐代繁榮之时，各族文化都曾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传入中原，佛教东来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佛教的传入是在两汉之际，汉明帝在位时修建白马寺，佛教由此东来。可见，统治者对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并不排斥，反而积极接纳，给予其一个充足的发展空间。公元8世纪左右，佛教在发源地印度的发展遇到瓶颈，而在中原地区却得到巨大发展。不难发现，佛教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生硬输入，而是有所改进，不断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要求。在敦煌绘画中，菩萨表达的意蕴是佛作为涅槃的形式，但到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石窟的石像已不再是原始佛像，而是供养人自己的形象。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也开始摆脱呆板平滞的表情和神秘气息的笼罩，转而出现新的、圆润柔和的风格。另外，中国作为新质文化的受体，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佛教，而是积极吸取了有益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使其获得本土化的发展。 在物质形态上，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引进了大量新兴物种，如葡萄、胡桃、石榴、胡麻、胡瓜、胡豆、胡蒜、胡萝卜等，还有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等。它们最初传入中国时，中原百姓大多没有抵触情绪，而是热情地应用于实践，可见，对待外来文化时，汉族人民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
文化是具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无非会造成三种后果，或者出于好奇积极接纳，或者出于防卫完全抵触，而介于两者之中的情况便是新旧文化的完美融合。 概括而言，就是对待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待外来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样，文化也是具有同一性的，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仍有统一之处。千姿百态的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如能借助差异性实现统一性，对本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将是百利而无一害。
三、结语
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儒家思想一向讲求“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林则徐曾在广州任上写过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习总书记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互鉴交流的动机”。从古至今，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秉承平等交流、兼收并蓄的精神理念。所谓平等，不仅指文化的平等，还包括经济交往、政治地位的平等，而所谓包容，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交流之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呼声日渐高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来，中国提出“共建、共商、共享”原则，也一度遭到各国质疑。我们说，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从汉唐丝绸之路的千年发展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和平外交的心理特点，经过千年的沉积，时至今日，这种心态只会更加成熟和日臻完善。由此，丝路于当代的延续，不仅是经济上的联系，更是一种理念的传承。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与掠夺，既不采取侵略性、暴力性手段，也不采取“和平演变”式的同化性、渐进性方式，而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顺应全球化潮流，力争以维护本国发展为基点，促进各国共荣共赢，以期实现千年丝路的复兴、中华文明的新生，翻开我国外交史上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楼 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J].敦煌学辑刊， 1995（1）：79-88.
[6]程喜霖.汉唐西域烽燧与丝绸之路[J]. 文史知识，2006（4）：71-76.
[7]吴思科.丝路思想沉淀超拔丝路战略定性塑形评《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J].公共外交季刊，2015（1）.
[8]吕晓洁.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J].中州学刊，2015 （7）：126-129.
[9]朱大渭.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J].中國史研究，2000（1）：161-167.
[10]朱绍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J].史学月刊，2000（1）：104-110.
[11]黎 虎.汉唐外交与外交制度论略[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5）：24-32.
[12]潘文娟.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心理认知因素[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