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应当“内敛”,抑或“溢出”?——兼论何为“Department of English”

来源 :国外文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kuvincent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我国高校人文学科从业人员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意识到人文学科正处在一种被日益边缘化的境地。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快发展经济和科技,提出了全民创新之响亮口号,而这一切似乎跟人文学科无缘。作为外国文学从业者,我们理应关心外国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处境,但是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一话题,不妨先讨论一下作为整体的人文学科的处境,因为文学、历史、哲学等作为大学建制中的基础性文科学科,①其总体处境与外国语言文学并无本质区别。
其他文献
约翰逊在《诗人传》中丰富和发展了由“作家生平、人物素描和作品评介”组成的、以“人物素描”为核心的三元一体结构。《蒲柏传》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篇。在这篇传记中,约翰逊塑造和呈现了蒲柏的核心性格“明慎”及其双重表现。无论是拣选传主的生平信息,还是检视蒲柏诗歌的“优美”风貌,他都试图揭示它们与诗人性格相对应之处。约翰逊在保持“三元结构”各部分功能相对独立的同时,用一条线索贯穿传记始终,让各部分相互渗透、交融和阐发,使整篇文学传记成为浑然一体的结构。约翰逊所借鉴和完善的这种三元一体结构,对18世纪英国文学传记书写具
乔治·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对犹太形象的塑造与其对“音乐趣味”的讨论密切相关。通过犹太音乐家克莱斯默尔与中产阶级女主角关德琳在“音乐趣味”上的冲突,爱略特一方面再现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物化倾向,另一方面则凸显了犹太文化的情感力量。在她看来,“情感”所蕴涵的道德力量不仅能与中产阶级商品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相抗衡,而且能修复物化了的人类本性所产生的冷漠与狭隘。可见,在《丹尼尔·德隆达》一书中,“音乐趣味”不只是一个趣味问题,它折射了爱略特对19世纪中产阶级道德观与价值观的
《格比尔百咏》是泰戈尔翻译的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集,也是泰戈尔唯一一部翻译他人诗歌的译著。泰戈尔对格比尔诗歌的选译是一个高度能动、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强化了格比尔诗歌中对内在神爱的表述,弱化了格比尔诗歌对外在瑜伽修炼的推崇,并将格比尔置于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叙事之中,帮助这位出身卑微的诗人在日后的印度思想史叙事中占据关键位置。因此,《格比尔百咏》实际上是泰戈尔以自己的神秘主义思想对格比尔的重新解读。该译作应被视为泰戈尔诗歌创作和宗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堪称泰戈尔成名作《吉檀迦利》的姊妹篇。
听到高莽同志去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同时也为中国的俄苏文学界失去这样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多才多艺的研究家、翻译家和画家深感惋惜。论年龄和资历,高莽同志是我的长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走进俄苏文学界的大门的。但是,我习惯地称他高莽同志,心里怀着一种敬意,感到一种亲切。
《珍珠》是乔叟时代"《珍珠》诗人"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梦幻诗。叙事者因痛失"珍珠"而哀伤嗟怨,郁郁入梦。梦中在仙境偶遇"珍珠",与之展开神学对话,并在"珍珠"指引下看到了天国之城新耶路撒冷。梦醒以后,叙事者心情归于平静,并决心谦卑地侍奉天国君主,成为他的忠实信徒。这一"完美结局"在学界赢得广泛认可,诗歌完美的圆形结构更加强了读者对这一"完美结局"的认同。本文通过对梦前序曲和梦境中叙事者的详尽分析,认为梦醒之后叙事者的宗教"宣言"违背了其叛逆而世俗的个性,太过突兀、牵强而不足信。本文因此得出结论,《珍珠》一诗
19世纪末的英美文化界普遍存在消费文学消费化的趋势,亨利·詹姆斯的《雄狮之死》借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对文学的各消费群体进行了辛辣的反讽。反讽的力量在于,既通过鞭挞各群体的实用主义以期达到促使他们反省自我的作用,又激发真诚的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增强各自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以更好的名义”参与生活;投身文学阅读与文学批评。
在《东方之旅》中,怀乡/恋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情绪产物,从根本上反映了黑塞对于诺瓦利斯式的中古“黄金时代”的向往。从叙述的形式到情节的敷设,小说有机地融合了盟会小说、中世纪文学以及浪漫派文学的相关元素,既表现了作家高度自觉而又不囿于传统的小说艺术,也是其沉潜于生命与时间之中,在破碎的经验世界边缘探求宇宙与精神的内在法则的结果。由里欧的失踪引发了对“东方之旅”的叙事的自我消解,指涉了作家对于现实历史和政治的审视与反思,而通过对不朽的诗性乌托邦世界的建构则揭示了黑塞的浪漫派“神话”与东方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
斯皮瓦克给自己贴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标签,然而,对于新历史主义她却持保留意见,认为"历史"到了新历史主义那里成了一种修辞误用。但是,在威瑟编著的《新历史主义读本》中收录了一篇斯皮瓦克的访谈录,在编者循循善诱、层层逼问之下,斯皮瓦克躲闪不及,最后承认自己无意中与新历史主义牵扯上了关系。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斯皮瓦克对文学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商讨这一角度来切入,具体探究两者之间存在的诸多和而不同之处。
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在一战前夕出版的诗集《联盟之星》中提出“神圣的战争”,一直被人误解为支持威廉二世发动战争的宣言。本文解读《联盟之星》里的两首诗以及格奥尔格在1917年创作的长诗《战争》,分析格奥尔格的“神圣的战争”的含义,认为他同时还预言了另一种神圣的拯救之战,即他和弟子们用诗歌创造新生活,这两种战争合在一起构成了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格奥尔格的神圣战争观具有一种乌托邦性。
本文以佛经中的“伊利沙”与“卢至长者”一组故事为例,探析该吝啬鬼形象的书写方式及其故事的文本和图像的跨文化流变,为世界文学中的吝啬鬼典型形象的比较,提供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