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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这次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同志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应邀列席了会议。有关专家认为，此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广泛地凝聚各方面的智慧，以使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契合8亿农民的意愿，表明了党中央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坚定决心。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
30年前，中国改革大业就是从农村发轫的。30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发展越过了长期短缺阶段，呈现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通过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和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步伐。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农村饮水工程和水利、公路、电网等方面的建设突飞猛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接连实施，广大农民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广大农民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新局面。
回顾农村改革发展30年历程，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意义重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9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10个中央一号文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和发展思路，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的历史轨迹。
回访曾经在农村改革中的带头人，今昔对比中，更清晰而富有质感地见证了改革的艰辛，以及改革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实惠，也让人们对于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
回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淮河流域一个十旱九涝的村庄，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里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三农”专家、政府决策者、海内外传媒……一波又一波客人接踵而至，希望从这里梳理中国农村30年发展进程，探寻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思路。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承载太多期望的村庄、一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新华社记者近期再度走进小岗村，重访当年那几位冒着生命危险在分田协议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先行者”。
严宏昌父子：两代人的“工业梦”
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现年60岁，面庞黝黑，精神矍铄。回首三十年，严宏昌感叹道，小岗人几番创业，历经坎坷，“外界曾评价俺们‘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
在自己身上始终未圆的“工业梦”是他的心结。
1983年，“大包干”后第五年，严宏昌一家七口有30多亩地，一年收粮2万多斤，解决温饱绰绰有余。严宏昌到浙江考察，发掘那里似乎家家办企业，百姓抽的烟两三元一包，价格是小岗人所抽卷烟的三四倍。
严宏昌说，从那时起，他认识到种地只能吃饱肚子，“不搞工业不管用。”
1984年，严宏昌从浙江引进设备，办起塑料加工企业。他租下当年按“大包干”手印的村集体房子，投资5万元，从事塑料袋半成品加工。22天后收回投资，6个月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电线剪了。”他说。
认准“无工不富”的严宏昌上世纪90代又先后办起几家企业。不足一年后，在种种压力下，他忍痛把企业交给乡镇。
2001年，屡遭打击的严宏昌劝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严余山，又在村里办起防伪瓶盖厂。然而，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调查至今没有结果。严余山负气再次外出打工。小岗村从此没有形成像样的企业。
回想幾次办企业失败，严宏昌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余山在第一次小岗创业失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小岗人工贸公司”，从事建材贸易，淘到“第一桶金”。他不安于现状，希望做一项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2004年，他与合伙人取得高压节电技术实用新型专利，在上海创办第二家企业，从事高压节电设备生产。
随着上海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严余山又想回小岗村创业。他说：“这么多年小岗一直没有工业上的突破，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好机会。”
2007年，他再度回乡，打算把上海作为节电设备的销售窗口，把小岗村作为生产基地。
对比两次回乡，严余山感叹最大的改变是人的观念。他告诉记者，第一次，村里人知道他从外面赚了些钱，对他很排斥，几乎没人与他说话。这次回来，很多村民主动找他，询问可以到哪里打工，甚至想跟着他创业；第一次回乡干了一年，连乡长都不认识，而这次各级干部非常关心他，帮助解决创业难题。
严俊昌父子：由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
严俊昌是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前些年，他曾想把外面的企业拉到村里投资。但企业来人考察，看到江淮分水岭易旱易涝，小岗村水、电、交通不便，就不感兴趣了。
与严宏昌不同，严俊昌认定小岗村这样的地方只能靠农业。
二十多年来，他和6个儿子一直在村里种地。在小岗村，每一棵树、每一段田埂都彻底分到户，土地过于分散、地块过小。严俊昌说，现在看来，这影响了农业生产能力提高。
很长时间里，农民背负沉重税负，又没人引导他们突破传统种植，父子几个与村里绝大部分农民一样，没能走向富裕。
2005年，小岗村在省里下派干部、村支书沈浩带领下开始实施改革——土地流转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兴起新型合作经济。
年近70岁的严俊昌头发花白，已不再下地耕作。他支持儿子严德友租地，搞规模化现代农业。小岗村口门楼对面是严德友经营的现代农业园：葡萄园。行间距整齐划一、专人施肥、葡萄套袋喷药，这个占地180多亩的葡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
严德友说，“大包干”后第二年粮食就够吃了，以后粮食逐年增产。但农民单打独干，一亩地产量再高也种不出“金子”。种葡萄每亩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规模效益明显。
严德友带领几十户农民成立葡萄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合作社统一买材料、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成本下降，葡萄不愁销路。
合作社还吸收社员入股成立互助资金，为社员生产生活提供借款便利。只要有社员担保，借款手续极为方便，几个理事一碰头，当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合作社员一亩地纯收入能达到2000元以上。小岗葡萄节在滁州、合肥等地已举办五届。严德友介绍，不少村民主动找来，想把地租给合作社。如果资金充足，他想扩大种植规模。
记者了解到，除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现阶段，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千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和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五倍、十倍，甚至更高。
关友江：从农民到旅游协会理事长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曾是一位只知道在地里辛勤种粮的普通农民。因为常常热心帮助村民，他威望高，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副主任。
2008年，年逾60的关友江有了新职务——小岗村农家乐旅游协会理事长。
一座至少有50年历史的老房子，摆放着古老的农耕用具。庭院里，老牛拉着石磨，小鸡随处觅食，菜地上青菜绿油油。游客体验着农家生活，“大包干”带头人在一旁讲述曾经的岁月，与游客签名、合影。
不远处“大包干”纪念馆里，展板和画卷记述30年改革历程。馆外葡萄园、蘑菇大棚供人有偿采摘。留下过夜，可以品尝皖西口味的农家菜，夜晚聆听田野里各种生物欢快的合奏。小岗用“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牌子，兴办起别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凤阳县旅游局副局长王启虎介绍，县里过去很少考虑在小岗村开发旅游。小岗村捧着“金”招牌，却没有找到旅游业发展路子。
近年来，随着葡萄园、蘑菇园、苗圃园漸成规模，交通、住宿条件改善，以红色旅游、乡村体验游为主的旅游业发展思路日趋明朗。
关友江的家率先成为农家乐示范户。推开院门，两层小楼青瓦白墙，庭院干净整齐。卫生间地面和墙壁的瓷砖擦得发亮，马桶、洗手盆、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
关友江负责组成监督小组，检查农家乐示范户的卫生、服务和价格。儿媳在县妇联组织下接受了厨艺培训。
小岗村去年接待游客万多人。今年以来，来自安徽、江苏、北京、浙江等地高校的众多学子前来参观，体验小岗村新变化。
贵州顶云农村改革启示：
改革需尊重民意
回想30年前，曾带领村民“大包干”，现年71岁的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村村民陈高宗十分平静地说：“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就是为了有口饱饭吃。”
那一年，这位貌不惊人的农民带领村民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单位”旧体制，把土地包产到户。
顶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因此先行一步。
包干到户顺民意
1975年，农业生产上不去，村民们吃不饱饭，大家推选陈高宗当生产队长。他认真思考了几天，提出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15头耕牛按组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为吃饱肚子，全村30多户185人分成三个作业组，按组从事生产。1976年粮食打下来后，陈高宗一家七口吃了一年还剩1000多斤。而在过去，粮食只够吃半年。
尝到甜头，陈高宗开始琢磨“不如搞到户”。但在当时，“包干到户”这一提法要被“割尾巴”。干？还是不干？
又一年开春。春耕前，陈高宗把队里担任保管员、组长的5位村民叫到家背后一个名为灯盏窝的小山上。讨论了一天，大伙儿觉得，只有干才有出路。陈高宗下了决心：“要是被上面发现，我一个人担着。”
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划分到户。栽秧、打田时大家一起，表面上看不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秋收时，有其他人在场，就将粮食抬到集体仓库里，晚上才往自家屋里搬。
“那一年，我们终生难忘，”陈高宗说，“农民盼望已久的意愿终于实现了，饿饭成了历史！”
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卢泽江回忆：“‘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下，大家‘出门一条龙，收工一窝蜂，鸭子翻田坎，出勤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粮食年年减产，还只准农民经营土地，不准经营其他东西。吃粮水平年人均200至300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以上。”
陈高宗的实践启发了卢泽江。与几位生产队长商量后，他决定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当年生产投资、定各种作物产量、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蚀产惩扣的“五定一奖惩”。
当年，全公社28个生产队有16个试行这一办法。即使在夏收作物遭冰雹，秋季作物受旱涝情况下，16个生产队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
卢泽江说：“尽管当时冒了很大风险，但我们坚信，尊重农民意愿没有错。”
“打包经营”合民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骤然提高。短短几年，农村实现历史性大跨越。但进入新阶段，这种模式出现了障碍。
顶云乡现任党委书记刘卫融介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但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模式不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农民靠土地增收有限。这个乡如今仍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口4800多人，人均收入1700元。
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农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全乡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致使乡里每年有2000亩以上耕地“搁荒”。
自2004年起，顶云乡尝试“打包经营”，探索增效空间。所谓“打包经营”，指政府从分散农户手中集中土地，选择种植大户或技术能手统一种植。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每亩500至600元土地租金，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资。
尝试获得初步成功。2007年，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在全乡推进“打包经营”。乡政府通过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种子或农资。同时协调解决水、电、路使用及种植技术培训等问题。
为确保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利益，顶云乡规定，租地规模在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除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外，还须带动本乡农户参与种植和管理，同时向农户支付工钱、传授技术。
这一政策吸引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40多名种植能手前来承包土地。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现已达5400亩。
深化改革重民意
刘卫融认为，顶云土地“打包经营”获成功，再次证明只要尊重农民意愿，就能解放农村生产力。
而“顶云经验”同样给研究者带来启示：只有尊重农民意愿，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农村跨越式发展。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所长聂秀丽说：“农民最懂得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政府要为农民提供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
李新全30年前任关岭县委书记，现年81岁，谈起当时情形，他说：“顶云没搞责任制前，有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艰难，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走到群众中，发现实际情况其实更严重。”
他说，“担着巨大风险，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人民群众的观点从实际中得来，政府应主动倾听，认真对待。”
现任关岭县委书记王猛舟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奔小康问题。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主体。必须尊重农民意愿，才能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编辑：卢劲杉
这次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同志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应邀列席了会议。有关专家认为，此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广泛地凝聚各方面的智慧，以使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契合8亿农民的意愿，表明了党中央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坚定决心。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
30年前，中国改革大业就是从农村发轫的。30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农业发展越过了长期短缺阶段，呈现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通过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和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步伐。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农村饮水工程和水利、公路、电网等方面的建设突飞猛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接连实施，广大农民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广大农民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新局面。
回顾农村改革发展30年历程，对于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意义重大。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9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10个中央一号文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和发展思路，清楚记载了党领导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的历史轨迹。
回访曾经在农村改革中的带头人，今昔对比中，更清晰而富有质感地见证了改革的艰辛，以及改革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实惠，也让人们对于农村的未来充满希望。
回访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淮河流域一个十旱九涝的村庄，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这里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三农”专家、政府决策者、海内外传媒……一波又一波客人接踵而至，希望从这里梳理中国农村30年发展进程，探寻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思路。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承载太多期望的村庄、一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新华社记者近期再度走进小岗村，重访当年那几位冒着生命危险在分田协议上按下鲜红手印的“先行者”。
严宏昌父子：两代人的“工业梦”
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现年60岁，面庞黝黑，精神矍铄。回首三十年，严宏昌感叹道，小岗人几番创业，历经坎坷，“外界曾评价俺们‘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
在自己身上始终未圆的“工业梦”是他的心结。
1983年，“大包干”后第五年，严宏昌一家七口有30多亩地，一年收粮2万多斤，解决温饱绰绰有余。严宏昌到浙江考察，发掘那里似乎家家办企业，百姓抽的烟两三元一包，价格是小岗人所抽卷烟的三四倍。
严宏昌说，从那时起，他认识到种地只能吃饱肚子，“不搞工业不管用。”
1984年，严宏昌从浙江引进设备，办起塑料加工企业。他租下当年按“大包干”手印的村集体房子，投资5万元，从事塑料袋半成品加工。22天后收回投资，6个月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电线剪了。”他说。
认准“无工不富”的严宏昌上世纪90代又先后办起几家企业。不足一年后，在种种压力下，他忍痛把企业交给乡镇。
2001年，屡遭打击的严宏昌劝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严余山，又在村里办起防伪瓶盖厂。然而，企业红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调查至今没有结果。严余山负气再次外出打工。小岗村从此没有形成像样的企业。
回想幾次办企业失败，严宏昌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严余山在第一次小岗创业失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小岗人工贸公司”，从事建材贸易，淘到“第一桶金”。他不安于现状，希望做一项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2004年，他与合伙人取得高压节电技术实用新型专利，在上海创办第二家企业，从事高压节电设备生产。
随着上海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严余山又想回小岗村创业。他说：“这么多年小岗一直没有工业上的突破，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好机会。”
2007年，他再度回乡，打算把上海作为节电设备的销售窗口，把小岗村作为生产基地。
对比两次回乡，严余山感叹最大的改变是人的观念。他告诉记者，第一次，村里人知道他从外面赚了些钱，对他很排斥，几乎没人与他说话。这次回来，很多村民主动找他，询问可以到哪里打工，甚至想跟着他创业；第一次回乡干了一年，连乡长都不认识，而这次各级干部非常关心他，帮助解决创业难题。
严俊昌父子：由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
严俊昌是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前些年，他曾想把外面的企业拉到村里投资。但企业来人考察，看到江淮分水岭易旱易涝，小岗村水、电、交通不便，就不感兴趣了。
与严宏昌不同，严俊昌认定小岗村这样的地方只能靠农业。
二十多年来，他和6个儿子一直在村里种地。在小岗村，每一棵树、每一段田埂都彻底分到户，土地过于分散、地块过小。严俊昌说，现在看来，这影响了农业生产能力提高。
很长时间里，农民背负沉重税负，又没人引导他们突破传统种植，父子几个与村里绝大部分农民一样，没能走向富裕。
2005年，小岗村在省里下派干部、村支书沈浩带领下开始实施改革——土地流转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兴起新型合作经济。
年近70岁的严俊昌头发花白，已不再下地耕作。他支持儿子严德友租地，搞规模化现代农业。小岗村口门楼对面是严德友经营的现代农业园：葡萄园。行间距整齐划一、专人施肥、葡萄套袋喷药，这个占地180多亩的葡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
严德友说，“大包干”后第二年粮食就够吃了，以后粮食逐年增产。但农民单打独干，一亩地产量再高也种不出“金子”。种葡萄每亩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规模效益明显。
严德友带领几十户农民成立葡萄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合作社统一买材料、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成本下降，葡萄不愁销路。
合作社还吸收社员入股成立互助资金，为社员生产生活提供借款便利。只要有社员担保，借款手续极为方便，几个理事一碰头，当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合作社员一亩地纯收入能达到2000元以上。小岗葡萄节在滁州、合肥等地已举办五届。严德友介绍，不少村民主动找来，想把地租给合作社。如果资金充足，他想扩大种植规模。
记者了解到，除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现阶段，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千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和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五倍、十倍，甚至更高。
关友江：从农民到旅游协会理事长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曾是一位只知道在地里辛勤种粮的普通农民。因为常常热心帮助村民，他威望高，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副主任。
2008年，年逾60的关友江有了新职务——小岗村农家乐旅游协会理事长。
一座至少有50年历史的老房子，摆放着古老的农耕用具。庭院里，老牛拉着石磨，小鸡随处觅食，菜地上青菜绿油油。游客体验着农家生活，“大包干”带头人在一旁讲述曾经的岁月，与游客签名、合影。
不远处“大包干”纪念馆里，展板和画卷记述30年改革历程。馆外葡萄园、蘑菇大棚供人有偿采摘。留下过夜，可以品尝皖西口味的农家菜，夜晚聆听田野里各种生物欢快的合奏。小岗用“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牌子，兴办起别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凤阳县旅游局副局长王启虎介绍，县里过去很少考虑在小岗村开发旅游。小岗村捧着“金”招牌，却没有找到旅游业发展路子。
近年来，随着葡萄园、蘑菇园、苗圃园漸成规模，交通、住宿条件改善，以红色旅游、乡村体验游为主的旅游业发展思路日趋明朗。
关友江的家率先成为农家乐示范户。推开院门，两层小楼青瓦白墙，庭院干净整齐。卫生间地面和墙壁的瓷砖擦得发亮，马桶、洗手盆、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
关友江负责组成监督小组，检查农家乐示范户的卫生、服务和价格。儿媳在县妇联组织下接受了厨艺培训。
小岗村去年接待游客万多人。今年以来，来自安徽、江苏、北京、浙江等地高校的众多学子前来参观，体验小岗村新变化。
贵州顶云农村改革启示：
改革需尊重民意
回想30年前，曾带领村民“大包干”，现年71岁的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村村民陈高宗十分平静地说：“冒着风险将土地承包到户，就是为了有口饱饭吃。”
那一年，这位貌不惊人的农民带领村民打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单位”旧体制，把土地包产到户。
顶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因此先行一步。
包干到户顺民意
1975年，农业生产上不去，村民们吃不饱饭，大家推选陈高宗当生产队长。他认真思考了几天，提出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15头耕牛按组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为吃饱肚子，全村30多户185人分成三个作业组，按组从事生产。1976年粮食打下来后，陈高宗一家七口吃了一年还剩1000多斤。而在过去，粮食只够吃半年。
尝到甜头，陈高宗开始琢磨“不如搞到户”。但在当时，“包干到户”这一提法要被“割尾巴”。干？还是不干？
又一年开春。春耕前，陈高宗把队里担任保管员、组长的5位村民叫到家背后一个名为灯盏窝的小山上。讨论了一天，大伙儿觉得，只有干才有出路。陈高宗下了决心：“要是被上面发现，我一个人担着。”
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划分到户。栽秧、打田时大家一起，表面上看不出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秋收时，有其他人在场，就将粮食抬到集体仓库里，晚上才往自家屋里搬。
“那一年，我们终生难忘，”陈高宗说，“农民盼望已久的意愿终于实现了，饿饭成了历史！”
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卢泽江回忆：“‘一大二公’的农业生产体制和分配制度下，大家‘出门一条龙，收工一窝蜂，鸭子翻田坎，出勤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粮食年年减产，还只准农民经营土地，不准经营其他东西。吃粮水平年人均200至300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以上。”
陈高宗的实践启发了卢泽江。与几位生产队长商量后，他决定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实行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当年生产投资、定各种作物产量、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蚀产惩扣的“五定一奖惩”。
当年，全公社28个生产队有16个试行这一办法。即使在夏收作物遭冰雹，秋季作物受旱涝情况下，16个生产队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
卢泽江说：“尽管当时冒了很大风险，但我们坚信，尊重农民意愿没有错。”
“打包经营”合民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骤然提高。短短几年，农村实现历史性大跨越。但进入新阶段，这种模式出现了障碍。
顶云乡现任党委书记刘卫融介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但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经营模式不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农民靠土地增收有限。这个乡如今仍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口4800多人，人均收入1700元。
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农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全乡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致使乡里每年有2000亩以上耕地“搁荒”。
自2004年起，顶云乡尝试“打包经营”，探索增效空间。所谓“打包经营”，指政府从分散农户手中集中土地，选择种植大户或技术能手统一种植。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每亩500至600元土地租金，再到经营者的地里“打工”挣工资。
尝试获得初步成功。2007年，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在全乡推进“打包经营”。乡政府通过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种子或农资。同时协调解决水、电、路使用及种植技术培训等问题。
为确保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利益，顶云乡规定，租地规模在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除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外，还须带动本乡农户参与种植和管理，同时向农户支付工钱、传授技术。
这一政策吸引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40多名种植能手前来承包土地。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现已达5400亩。
深化改革重民意
刘卫融认为，顶云土地“打包经营”获成功，再次证明只要尊重农民意愿，就能解放农村生产力。
而“顶云经验”同样给研究者带来启示：只有尊重农民意愿，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农村跨越式发展。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所长聂秀丽说：“农民最懂得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政府要为农民提供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
李新全30年前任关岭县委书记，现年81岁，谈起当时情形，他说：“顶云没搞责任制前，有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艰难，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走到群众中，发现实际情况其实更严重。”
他说，“担着巨大风险，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人民群众的观点从实际中得来，政府应主动倾听，认真对待。”
现任关岭县委书记王猛舟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奔小康问题。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主体。必须尊重农民意愿，才能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