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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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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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13&ZD04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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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他文献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国介入国际危机的重要考量,而其究竟是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却从未被验证。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该问题。文章首先审视了五个条件组态,发现国家利益重合程度这一变量近似于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与其他条件组合时成为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四条有效的解释路径,其中,危机防御国同美国国家利益重合度高、美国领导人支持来源不变更、挑战国相比防御国军事实力强分别出现在这些解释路径中,并未出现如其他条件变量的取值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是影响美国介入盟国
文章使用机制复合体来描述双边、区域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组合。机制复合体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治理机制转移、出现“选择法院”以及对规则选择性的执行和解释,并在各治理机制之间造成低效竞争;机制复合体也可能提供了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的机会,个体机制通过机制间学习、说服和信息交流等互动过程促进了合作。考虑到机制复合体中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差异性与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两个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文章提出了机制复合体的四种类型:良性协同、功能性竞争、建设性合作和
自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困境,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渐趋衰落。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又加速了这一渐趋衰落的进程。世界秩序面临新的转型,区域转向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在冷战结束以来,不同类型的区域组织、区域集团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区域或次区域的网络可以连结地缘临近的不同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行使全球机构功能的共享能力,并逐渐形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新的治理结构,能够和既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
虽然客观的物质要素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根源,但主观的心理要素对安全困境具有弱化与强化的双重功能,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能否超越“自然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物质性要素,特别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与非物质要素,特别是意图不确定和认知不对等所塑造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进而影响了不确定性下行为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选择.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