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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风格就是指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且明显的行为倾向。莱文（Kurt Tsadek Lewin）曾经把教育风格划分为权威的、民主的和放任的3种。阿德勒更是把教育风格划分为11种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对教育风格的研究中，大多推崇民主的教育风格，而相对贬低权威的教育风格。
对于民主的教育风格的这种崇奉，肇始于18世纪卢梭自由人的现代教育理想：教育既不是培养任性的暴君，也不是培养被去除意志的奴才，而是培养自由人。因此，在他看来，自由人的教育自然不同于暴君和奴才的培养，而必须采取民主的教育风格。卢梭之后，19世纪的欧洲兴起了崇尚反权威的教育风格的新教育运动。这种运动在20世纪的美国变成一场以弘扬民主的教育风格而著称的彻底的进步主义教育革命。在21世纪之初，这种教育风格借助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之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地繁荣滋长，并引发了与中国传统权威的教育风格的激烈论争。
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在罗文森（Erwin Loewenson，1888-1963）7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所做的《教育危机》的演讲中令人震撼地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保守，因而需要权威的教育风格。在这本同年以单行本发行的演讲中，自称教育外行的阿伦特注意到了现代教育者当局者迷，因而值得一听的问题或危机。
一、进步主义教育的三个错误假设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民主的教育风格所引起的教育危机是现代社会总体危机的一个表现，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美国社会有着鲜明的平等观念，另一方面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谬误。
阿伦特指出，美国是个崇尚平等的国家。美国的立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不同旧世界的新的世界秩序：吸纳世界所有的穷人和受奴役者，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受这种政治特征的影响，美国社会总是尽可能地消除“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天赋者和平庸者，最终是儿童和成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异2。一切违反平等的民主原则的事物，都被美国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追求各方面的平等，成了美国人的癖好。阿伦特在1958年的现场讲演中，还笑称美国人甚至追求“医生与病人的平等”。在美国，人们相信，一个新的世界可以通过儿童教育而建立起来，因此，教育的平等和民主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但阿伦特指出，这种平等的民主诉求，在实践中导致了民主的教育风格的盛行，从而牺牲了教师的权威和有天分的学生的良好发展。她认为，美国教育的危机宣告了崇尚这种民主风格的进步主义教育的“破产”，显示了进步主义教育以下三个基本假设的谬误。
第一个错误假设就是儿童世界的绝对自足性。进步主义教育认为存在着一个儿童世界，这个世界是自主的，因而必须尽可能地让学生自我管理。这样就造成了作为教师的成人只能无助地站在一边，成人与儿童之间也没有真正的个人联系。成人的责任仅限于告诉他们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这样就切断了儿童与成人的自然的联系。
阿伦特指出，在这种伪群体中，儿童的处境并不自由、自主。相对于更为强大甚至更为专制的群体，个体儿童的反叛或者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事实上为零。也就是说，脱离了成人的权威的支援和保护，儿童既不能单独对抗比其强大的群体，也不能与之进行论理，也无法逃避到其他的世界中。这样，儿童并未在儿童世界中获得自由，而是受制于一种更恐怖、更专制的权威，那就是大多数人的权威。这样，儿童或倾向于服从和顺从，或有可能走上青少年犯罪的道路，有时则是两者都会发生。
第二个错误信念是关于教学的。在进步主义教育那里，教育学已变成了一种教学科学，完全脱离了教学的真实材料。教师被认为是一个只进行教学的人。教学变成了一种方法性的技术，教师教育也只注重对于方法的训练，而严重忽视对于教师的学科训练。这样，教师对自己所教学的科目了解并不多。这样，教师的合法权威不再有效，儿童只能自己去开发内容资源。
第三个错误信念是认为儿童只有通过做，才能认知和理解，即“从做中学”。进步主义教育强调教师的任务在于不断地引发和促进学习活动，而不是传递“死知识”。对此，阿伦特举例指出，进步主义主张儿童通过做（说），而不是通过学习语法和句法来学习外语，实际上混淆了外语学习和母语学习的差异，等于把儿童视为婴儿。结果，“从做中学”导致了把学习等同于游戏玩耍，放弃了培养儿童学习、工作的习惯，放弃了让他们为进入成人世界作准备的责任。在阿伦特看来，“不论做与认知（学）的联系是什么，不管实用主义信条的有效性是什么，将之应用于教育，也就是应用于孩子们学习的方式，都倾向于……形成一个绝对的儿童世界。在此，孩子们在一种尊重孩童独立性的借口下被排除在成人世界之外……这种对孩子的阻隔是人为的，因为这样破坏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也包含教与学)，同时它也否认了儿童是一个形成中的人、童年是一个暂时的、为成年做准备的阶段。”3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美国教育危机的出路在于认识到这种进步主义教育的三个基本假设的谬误，在于破除作为现代教育基本假设的自足的儿童世界，在于摒弃由此产生的民主的教育风格，因为教育的本质是保守的，儿童需要教育者权威的引导。
二、教育的权威要求及其保守本质
阿伦特没有从技术角度来探讨如何应对美国教育的危机，而是把危机作为一种破除表象和偏见、走向事物本质的契机。在她看来，教育的本质在于新生性（Natalitt），即人出生到世界这一事实。这意味着，第一，这些新人尚未完成，还处于一种形成的状态，尚未认识世界。第二，世界在这些新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在他们死后还继续存在，因此，世界优先于这些新人，但也必须通过这些新人而不断更新。阿伦特指出，“教育属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活动，人类社会从来不会保持不变，而是不断地通过出生、通过新人的产生来自我更新。”4这样就引出了教育的两种责任：对生命的责任和对世界的责任。前者是保护新人不受世界伤害，后者则是保护世界不受新人伤害。
要履行这两种责任，阿伦特认为必须把教育置于权威主导的前政治领域（包括家庭和学校）。因为这些新人是未完成的，不具有完全理性，还不能平等协商和讨论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因而需要新生事物成长所应受到的照顾，需要了解他将要参与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在阿伦特看来，前者主要由家庭完成，而后者则主要由学校完成。
阿伦特认为，四墙所围成的家庭形成了典型的私人空间，组成了一个把公共世界阻隔在外的安全屏障。没有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儿童将无法生存。就像其他年幼生物一样，儿童的成长必须处于一种晦暗之中，而不能曝露在公共领域的光照之下。
那么，这些新人如何从家庭空间过渡到公共领域的世界之中？通过学校！阿伦特认为，“儿童通常首先是在学校认识和熟悉世界。学校绝不是世界，也不必假装是，而是为了使得从家庭到世界的转变成为可能而设置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与真实的世界领域之间的一种机构。”5学校教育作为把儿童领入世界的机构，更多地承担着对世界的责任，而家庭则更多地承担着对儿童的责任。教育者作为世界所有成人的代表来与孩子相处，并向孩子说：“看，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把儿童引入这个世界，是教育者的根本责任。阿伦特指出，那些拒绝承担责任把儿童引入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人不允许参与教育孩子。
这里，阿伦特把包括家庭和学校在内的前政治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并指出，前政治领域是权威结构的，儿童与作为成人的教育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治领域则是非权威结构的，主要是成人之间协商、争论和决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阿伦特指出，教育只属于权威结构的前政治领域，相反，在作为平等的成人所活动的政治领域里，是不存在教育的。因为谁教育成人，谁就是在监护他们，阻止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因而“教育”在政治领域中就带有一种邪恶的意味。
阿伦特进一步指出，美国教育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颠倒。进步主义教育所强调的绝对的儿童世界，否定了教育者的权威，常使得这些同龄人之间产生某种公共生活，这也会使得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孩子被迫将自己曝露在公共生活面前，去面对他们那些没有成人帮助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颠倒把本属于政治领域的民主风格带入到前政治领域，而把权威的教育风格带出了教育领域，让教育承担其本属于成人所活动的政治领域的任务，如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教育的任务在于引导儿童认识世界，因此，教育在本质上应该是保守的。阿伦特明确指出，“在我看来，保存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教育活动的本质，其任务永远是珍惜和保卫某些东西——保护儿童不受社会伤害，保护社会不受儿童损害，保护新事物不受旧事物侵害，保护旧事物不受新事物危害。”6因此，教育对于世界的责任，就意味着一种保守的态度。但阿伦特指出，这种保守只对教育领域有效，只对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有效。而在政治领域，认可和接受世界现状的保守态度，只会导致毁灭，除非人类决定介入、改变和创造新事物。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教育的使命就是使这种更新实际成为可能，但教育不是直接进入世界和政治领域。阿伦特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希望永远系于每一代人所带来的新事物之上。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的希望只能建立在这上面，因此，如果我们这些老人想去控制新的一代，想去决定这个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就毁灭了一切。”“正是为了每个儿童身上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起见，教育必须是保守的；它必须保存这一新的火种，并把它作为新事物引入到旧世界之中。这个旧世界，不管其行动如何富有革命性，从下一代来看，都已经旧了，并濒临死亡。”7
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法：为了自由平等的政治领域，教育必须是保守的，而直接进入世界反而消除了世界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是说，恰恰是相对封闭的教育领域为政治领域涵养了新的改革动力。可见，政治自由主义者阿伦特，在教育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
在阿伦特看来，教育本质上是保守的事业，因而必然需要教育者的权威，也需要传统的权威，因为教育者的职业就是把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连接起来，并要求对传统和过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重。但阿伦特指出，现代教育面临着这样的吊诡：“教育就其本质来说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是教育又必须在一个既不由权威所结构化也不由传统所保持的现代社会中进行。”8
那么，如何面对这一吊诡呢？阿伦特明确指出，必须在成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确定清楚的界限，尽管这个界限会因不同的条件而不同：“我们必须果断地把教育领域与其他领域分开，特别是与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等区分开来，以便只在教育领域应用权威的概念和对待过去的（保守）态度，因为权威和保守态度在教育领域是适用的，但它们没有普遍性，也不必在成人世界中要求其普遍性。”9这意味着教师、教育者以及所有与儿童同处一个世界的人，对儿童的态度与对成人的态度，必须持完全不同的风格。前者是权威的风格，后者是民主的风格。
三、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认为本质上保守的教育需要一种权威的教育风格，但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迈向“独立使用自己理性”（康德语）的成年状态。这一点与康德“通过强制来培养自由”的思路也是一致的。不过，谦逊的康德把教育艺术视为对人类来说最为困难的两种发明之一，而且认为它的理念还处在争论之中。10相比之下，阿伦特认为教育在其本质上要求权威风格，但只谈这一种风格，就有点独断了。她没有看到教育也要求另外一些风格作为补充，而且，后来研究者区分了一些教育风格，比如专制的、权威的、民主的、平等的、许可的、放任的和否定的教育风格，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都应该都有其恰当的应用。不过，对于民主的教育风格在国内的风行，自称为教育外行的阿伦特的视角还是值得教育内行者关注的：任何发生在一国之内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同样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对于民主的教育风格的这种崇奉，肇始于18世纪卢梭自由人的现代教育理想：教育既不是培养任性的暴君，也不是培养被去除意志的奴才，而是培养自由人。因此，在他看来，自由人的教育自然不同于暴君和奴才的培养，而必须采取民主的教育风格。卢梭之后，19世纪的欧洲兴起了崇尚反权威的教育风格的新教育运动。这种运动在20世纪的美国变成一场以弘扬民主的教育风格而著称的彻底的进步主义教育革命。在21世纪之初，这种教育风格借助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之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地繁荣滋长，并引发了与中国传统权威的教育风格的激烈论争。
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在罗文森（Erwin Loewenson，1888-1963）7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所做的《教育危机》的演讲中令人震撼地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保守，因而需要权威的教育风格。在这本同年以单行本发行的演讲中，自称教育外行的阿伦特注意到了现代教育者当局者迷，因而值得一听的问题或危机。
一、进步主义教育的三个错误假设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民主的教育风格所引起的教育危机是现代社会总体危机的一个表现，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美国社会有着鲜明的平等观念，另一方面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谬误。
阿伦特指出，美国是个崇尚平等的国家。美国的立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不同旧世界的新的世界秩序：吸纳世界所有的穷人和受奴役者，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受这种政治特征的影响，美国社会总是尽可能地消除“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天赋者和平庸者，最终是儿童和成人，特别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异2。一切违反平等的民主原则的事物，都被美国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追求各方面的平等，成了美国人的癖好。阿伦特在1958年的现场讲演中，还笑称美国人甚至追求“医生与病人的平等”。在美国，人们相信，一个新的世界可以通过儿童教育而建立起来，因此，教育的平等和民主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但阿伦特指出，这种平等的民主诉求，在实践中导致了民主的教育风格的盛行，从而牺牲了教师的权威和有天分的学生的良好发展。她认为，美国教育的危机宣告了崇尚这种民主风格的进步主义教育的“破产”，显示了进步主义教育以下三个基本假设的谬误。
第一个错误假设就是儿童世界的绝对自足性。进步主义教育认为存在着一个儿童世界，这个世界是自主的，因而必须尽可能地让学生自我管理。这样就造成了作为教师的成人只能无助地站在一边，成人与儿童之间也没有真正的个人联系。成人的责任仅限于告诉他们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这样就切断了儿童与成人的自然的联系。
阿伦特指出，在这种伪群体中，儿童的处境并不自由、自主。相对于更为强大甚至更为专制的群体，个体儿童的反叛或者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事实上为零。也就是说，脱离了成人的权威的支援和保护，儿童既不能单独对抗比其强大的群体，也不能与之进行论理，也无法逃避到其他的世界中。这样，儿童并未在儿童世界中获得自由，而是受制于一种更恐怖、更专制的权威，那就是大多数人的权威。这样，儿童或倾向于服从和顺从，或有可能走上青少年犯罪的道路，有时则是两者都会发生。
第二个错误信念是关于教学的。在进步主义教育那里，教育学已变成了一种教学科学，完全脱离了教学的真实材料。教师被认为是一个只进行教学的人。教学变成了一种方法性的技术，教师教育也只注重对于方法的训练，而严重忽视对于教师的学科训练。这样，教师对自己所教学的科目了解并不多。这样，教师的合法权威不再有效，儿童只能自己去开发内容资源。
第三个错误信念是认为儿童只有通过做，才能认知和理解，即“从做中学”。进步主义教育强调教师的任务在于不断地引发和促进学习活动，而不是传递“死知识”。对此，阿伦特举例指出，进步主义主张儿童通过做（说），而不是通过学习语法和句法来学习外语，实际上混淆了外语学习和母语学习的差异，等于把儿童视为婴儿。结果，“从做中学”导致了把学习等同于游戏玩耍，放弃了培养儿童学习、工作的习惯，放弃了让他们为进入成人世界作准备的责任。在阿伦特看来，“不论做与认知（学）的联系是什么，不管实用主义信条的有效性是什么，将之应用于教育，也就是应用于孩子们学习的方式，都倾向于……形成一个绝对的儿童世界。在此，孩子们在一种尊重孩童独立性的借口下被排除在成人世界之外……这种对孩子的阻隔是人为的，因为这样破坏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也包含教与学)，同时它也否认了儿童是一个形成中的人、童年是一个暂时的、为成年做准备的阶段。”3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美国教育危机的出路在于认识到这种进步主义教育的三个基本假设的谬误，在于破除作为现代教育基本假设的自足的儿童世界，在于摒弃由此产生的民主的教育风格，因为教育的本质是保守的，儿童需要教育者权威的引导。
二、教育的权威要求及其保守本质
阿伦特没有从技术角度来探讨如何应对美国教育的危机，而是把危机作为一种破除表象和偏见、走向事物本质的契机。在她看来，教育的本质在于新生性（Natalitt），即人出生到世界这一事实。这意味着，第一，这些新人尚未完成，还处于一种形成的状态，尚未认识世界。第二，世界在这些新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在他们死后还继续存在，因此，世界优先于这些新人，但也必须通过这些新人而不断更新。阿伦特指出，“教育属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活动，人类社会从来不会保持不变，而是不断地通过出生、通过新人的产生来自我更新。”4这样就引出了教育的两种责任：对生命的责任和对世界的责任。前者是保护新人不受世界伤害，后者则是保护世界不受新人伤害。
要履行这两种责任，阿伦特认为必须把教育置于权威主导的前政治领域（包括家庭和学校）。因为这些新人是未完成的，不具有完全理性，还不能平等协商和讨论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因而需要新生事物成长所应受到的照顾，需要了解他将要参与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在阿伦特看来，前者主要由家庭完成，而后者则主要由学校完成。
阿伦特认为，四墙所围成的家庭形成了典型的私人空间，组成了一个把公共世界阻隔在外的安全屏障。没有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儿童将无法生存。就像其他年幼生物一样，儿童的成长必须处于一种晦暗之中，而不能曝露在公共领域的光照之下。
那么，这些新人如何从家庭空间过渡到公共领域的世界之中？通过学校！阿伦特认为，“儿童通常首先是在学校认识和熟悉世界。学校绝不是世界，也不必假装是，而是为了使得从家庭到世界的转变成为可能而设置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与真实的世界领域之间的一种机构。”5学校教育作为把儿童领入世界的机构，更多地承担着对世界的责任，而家庭则更多地承担着对儿童的责任。教育者作为世界所有成人的代表来与孩子相处，并向孩子说：“看，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把儿童引入这个世界，是教育者的根本责任。阿伦特指出，那些拒绝承担责任把儿童引入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人不允许参与教育孩子。
这里，阿伦特把包括家庭和学校在内的前政治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并指出，前政治领域是权威结构的，儿童与作为成人的教育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治领域则是非权威结构的，主要是成人之间协商、争论和决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阿伦特指出，教育只属于权威结构的前政治领域，相反，在作为平等的成人所活动的政治领域里，是不存在教育的。因为谁教育成人，谁就是在监护他们，阻止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因而“教育”在政治领域中就带有一种邪恶的意味。
阿伦特进一步指出，美国教育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颠倒。进步主义教育所强调的绝对的儿童世界，否定了教育者的权威，常使得这些同龄人之间产生某种公共生活，这也会使得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孩子被迫将自己曝露在公共生活面前，去面对他们那些没有成人帮助就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颠倒把本属于政治领域的民主风格带入到前政治领域，而把权威的教育风格带出了教育领域，让教育承担其本属于成人所活动的政治领域的任务，如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教育的任务在于引导儿童认识世界，因此，教育在本质上应该是保守的。阿伦特明确指出，“在我看来，保存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教育活动的本质，其任务永远是珍惜和保卫某些东西——保护儿童不受社会伤害，保护社会不受儿童损害，保护新事物不受旧事物侵害，保护旧事物不受新事物危害。”6因此，教育对于世界的责任，就意味着一种保守的态度。但阿伦特指出，这种保守只对教育领域有效，只对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有效。而在政治领域，认可和接受世界现状的保守态度，只会导致毁灭，除非人类决定介入、改变和创造新事物。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教育的使命就是使这种更新实际成为可能，但教育不是直接进入世界和政治领域。阿伦特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希望永远系于每一代人所带来的新事物之上。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的希望只能建立在这上面，因此，如果我们这些老人想去控制新的一代，想去决定这个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就毁灭了一切。”“正是为了每个儿童身上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起见，教育必须是保守的；它必须保存这一新的火种，并把它作为新事物引入到旧世界之中。这个旧世界，不管其行动如何富有革命性，从下一代来看，都已经旧了，并濒临死亡。”7
这里存在着一种辩证法：为了自由平等的政治领域，教育必须是保守的，而直接进入世界反而消除了世界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是说，恰恰是相对封闭的教育领域为政治领域涵养了新的改革动力。可见，政治自由主义者阿伦特，在教育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
在阿伦特看来，教育本质上是保守的事业，因而必然需要教育者的权威，也需要传统的权威，因为教育者的职业就是把旧的东西与新的东西连接起来，并要求对传统和过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重。但阿伦特指出，现代教育面临着这样的吊诡：“教育就其本质来说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是教育又必须在一个既不由权威所结构化也不由传统所保持的现代社会中进行。”8
那么，如何面对这一吊诡呢？阿伦特明确指出，必须在成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确定清楚的界限，尽管这个界限会因不同的条件而不同：“我们必须果断地把教育领域与其他领域分开，特别是与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等区分开来，以便只在教育领域应用权威的概念和对待过去的（保守）态度，因为权威和保守态度在教育领域是适用的，但它们没有普遍性，也不必在成人世界中要求其普遍性。”9这意味着教师、教育者以及所有与儿童同处一个世界的人，对儿童的态度与对成人的态度，必须持完全不同的风格。前者是权威的风格，后者是民主的风格。
三、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认为本质上保守的教育需要一种权威的教育风格，但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迈向“独立使用自己理性”（康德语）的成年状态。这一点与康德“通过强制来培养自由”的思路也是一致的。不过，谦逊的康德把教育艺术视为对人类来说最为困难的两种发明之一，而且认为它的理念还处在争论之中。10相比之下，阿伦特认为教育在其本质上要求权威风格，但只谈这一种风格，就有点独断了。她没有看到教育也要求另外一些风格作为补充，而且，后来研究者区分了一些教育风格，比如专制的、权威的、民主的、平等的、许可的、放任的和否定的教育风格，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都应该都有其恰当的应用。不过，对于民主的教育风格在国内的风行，自称为教育外行的阿伦特的视角还是值得教育内行者关注的：任何发生在一国之内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同样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