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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我想他虽然级别够,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看这个干什么呢?”
“还有一分钟饭就好了!”陈早春先生进出厨房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低一下头,75岁的他既瘦又高,得过严重的肺气肿,但至今每天仍要吸烟数支,自嘲“不知死活”。
煮饭——确切地说是摁一下新式电饭锅的开关键,是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之后一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既退则休,他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每天悠悠然跟着老伴逛菜场、逛公园,散漫得老伴都看不下去了,怂恿他写写回忆录,“在社里干了40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认识那么多老先生。”
“写那个干什么!”早春先生神情郑重地摁一下电饭锅的“核摁钮”,抬起头,镜片后面眼神执拗,还有点不屑,“鲁迅说过,中国人都写自传的话,图书馆早就被塞破了,他那样的人都是一句‘太平凡’就把一生打发了,我们算什么。”
前后两次去他家里拜访,去了,他都知无不言,恳切平实,夫人还要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湖南菜招待我。然而此前的电话约访实在困难,他总是重复一句话,“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是校友,他才网开一面同意先见个面,实在逼得紧了,他说,“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故事讲完,他情绪上来了,“再给你讲一个!”
《白鹿原》黄色加反动?
1964年,陈早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翌年春天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他在全社票选中胜出,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一直干到2003年退休。
与出版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脱口讲出的第一个与书有关的故事是《白鹿原》的沉浮。
《白鹿原》当时是我们作为重点书目抓的,书稿出来后很不错。上面忽然说要送40本去审查,说是内容很反动,并且还是一本黄色书籍,不能宣传报道,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就找新闻出版署,说能不能去找一批搞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都来看一看、议一议。出版署还是比较开明的,座谈会开了之后,提出一些小问题,但总的倾向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很难得的一部小说。
后来上面就松了点口,不提黄色反动了,但是说不准再印,现有的卖完就好了。这个禁印令一出,盗版简直四处开花,我24小时在办公室坐镇,甚至亲自去湖北查盗版,都没有办法。思想太左,又不懂文学,还要胡乱发表意见,就会出现这样的蠢事,一禁就火,越禁越烈。
我心里一直不服气,后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搞一个评奖,我们就把《白鹿原》评了个一等奖,还开了一个很大的颁奖会。
后来,《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上面要求修改一下。我让编辑再三给陈忠实做工作,把涉及两性关系的内容做了些删节,最后得了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
《金瓶梅》与总编辑一支笔
《金瓶梅》作为“淫书之首”,乾嘉以降,在坊间刊布便是极其秘密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拍板为《金瓶梅》小范围解禁。1957年,毛主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与出版部门协商之后,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89年撤销,此后《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均由人文社专营),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3个条件:年满45岁;已婚;省、军一级高干或研究者。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
陈早春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17年间,《金瓶梅》全本只加印过两次。周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我上任的时候还是这样。”
有一次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我想他虽然级别够,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看这个干什么呢,我就不接他的话茬,假装没听见,嗬嗬。
儿子单位有个领导也托儿子问我,能不能打折买一套。他根本不够级别,卖都不能卖,还打折?这个书1957年印是40块钱,后来涨到两千多,从来没有打过折。印一次都要卖好多年。
我也只是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并不觉得这本书如果放开了会怎样怎样,现在网上的一些东西,我看比这个要厉害得多。《金瓶梅》至少还有点文学性,现在的所谓情色文学完全是赤裸裸的。
听冯雪峰讲鲁迅
1951年6月23日陈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了营业执照。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是该社最早的出版物之一。
首任社长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鲁迅研究的“通人”。“鲁迅著作出版解放前都是民营出版社在做,不那么严肃,解放后许广平就提建议,希望中央能把这个事情给管起来。后来就交给冯雪峰来主持,成立了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鲁迅所有的著作权都收归国有,由这个编刊社来出版,当时文化部正式发文了。冯雪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把这个编刊社也带过来了,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也就此归到人文社了。”
1965年陈早春到人文社,第一次见到比自己父亲还要大十多岁的冯雪峰。“他当时已经60多岁了,瘦高个儿,总穿一身褪了色的灰不灰、蓝不蓝的卡其布衣服和一双布鞋。他资格比较老,周扬管不了他,文化部部长茅盾也管不了他,好多事情他都直接跟胡乔木说。脾气很倔。谁要是在他面前摆官架子,他很不客气,其实他只是副部级,不过他拿的是文艺特级的工资。当时文艺界拿文艺特级工资的,只有他和丁玲。”
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没有官气,只有老知识分子的真诚朴实。我们年轻人也到冯雪峰家吃饭,很随便,也不额外为我们加菜,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他家是分餐制,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红军老干部的优点,很多群众把他看成党的干部的化身。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许多人号啕大哭,有一位老作家甚至说,“我是‘雪峰派’,他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1969年9月,我们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其他人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雪峰那时候已经67岁了,佝偻着腰,跟大家一起下放。
他先是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后来被派去给我当助手,我当时一个人管着200多只母鸭,看到他来,既高兴自己有了个伴儿,又感到心酸,那么大年纪的人要跟我在四无人烟的湖里受罪。
我跟他说,别的不用他操心,只看着鸭子别让它们瞎跑或者掉队就好了。他紧张得不行,一路上挥舞着鸭竿,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放鸭第一天就挂了彩儿。
就是在那时候,我们之间慢慢加深了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1972年之后,经社、局革委会的批准,他可以参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还有许多附加限制:不能参与编选、注释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般资料性工作;不许对外,不能来社办公;凡向他了解鲁迅情况的人,须经组织批准。
我们都不忍心向他传达这些限令,他一直以为自己跟大家一样享有同等工作权利。
他在晚年对鲁迅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四人帮”对鲁迅的歪曲利用,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义愤。
他说,“鲁迅现在被当做了捉鬼的钟馗,什么棘手的事,都把他请出来。”
姚文元插手,由一帮文胆攒了一本《鲁迅的故事》,大出风头,冯雪峰翻了一半,冷冷对我说,“这本鲁迅的故事,纯粹是编的,我看你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看了。白痴统治文坛,最好大家都白痴,才能相安无事。”
他的很多话都让人深思,“鲁迅本来是金子,可是有些人还嫌不够亮,要去切磨一番,粉饰一番。”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配合政治运动谈论鲁迅的文章,冯雪峰很为此遗憾,“鲁迅已经被肢解得不成样子了,何必再去推波助澜。”
杜荃是郭沫若吗?
1981版《鲁迅全集》中有一条注释曾惊动中央,这条注释将鲁(迅)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的文坛公案做了个了断,明确指出,1928年在《创造月刊》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杜荃就是郭沫若。
这条注释的作者正是陈早春,为了弄清这桩公案,他费了好几年的功夫做考证。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都是中央直接抓的,1981年版本开始由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鲁迅著作注释、整理、出版工作的相关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这条注释自然属于“严格掌握分寸”的范畴。当时,郭沫若仍然健在,对有关杜荃是否是自己的询问做过“记不起来了”的回答。
我在《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被划掉了。第二稿我还注,又被划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我坚持划了再注,划了再注。
我跟领导争,为什么不让注,我费了几年的工夫,好不容易给弄清楚。后来他们说那你给上面打个报告吧。我憋着一肚子义愤,一个下午起草了一个4000字的报告,林默涵当天就转给胡乔木、阳翰笙、周扬等等,大部分人都不表态,毕竟郭老当时还健在。后来林胡商量,说还是注,并且批文同时下达到我们和郭沫若著作编委会,要求以后凡是“杜荃”的文章,《郭沫若文集》都要收进去。
我当时准备得很充分,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没有把材料用完,如果郭老反驳,我还有子弹,还可以再写。对历史负责,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在火培鱼、剁椒大白菜、蒸腊肉的香味里听故事,沉浸在半个多世纪人与事的变迁里。
“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当了个所谓的官儿 ,一天忙到晚,到底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评职称、谁谁吵架闹离婚、谁谁家里暖气没来……都是琐事,都是无效劳动。还经常跟上级领导吵架,拍完桌子心里还有气,又在电话里给他骂一顿……”
老伴撂下“滋滋”响的油锅,数落他这么些年“对家人残忍,对自己残忍”,3个孩子的工作他一点忙也没有帮,孩子的领导想要套书也不给,又臭又硬的脾气让同在一个单位的她在同事面前难做人。陈早春“恐吓”老伴不要插嘴,指一指录音笔,“回头这里面都有。”
老伴踅回厨房,几乎要落下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家里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父亲去世我都没回家,当时赶《鲁迅全集》的出版,家里人对我意见都很大。”
“批斗会”在饭桌上接着开。早春先生一直默默地吃饭,忽然抬起头,“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违心话,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运动很多,不说违心话很难做到,我可能也说过一些,但是原则问题上我没有让步。”
“还有一分钟饭就好了!”陈早春先生进出厨房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低一下头,75岁的他既瘦又高,得过严重的肺气肿,但至今每天仍要吸烟数支,自嘲“不知死活”。
煮饭——确切地说是摁一下新式电饭锅的开关键,是这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之后一项至为重要的工作。
既退则休,他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每天悠悠然跟着老伴逛菜场、逛公园,散漫得老伴都看不下去了,怂恿他写写回忆录,“在社里干了40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认识那么多老先生。”
“写那个干什么!”早春先生神情郑重地摁一下电饭锅的“核摁钮”,抬起头,镜片后面眼神执拗,还有点不屑,“鲁迅说过,中国人都写自传的话,图书馆早就被塞破了,他那样的人都是一句‘太平凡’就把一生打发了,我们算什么。”
前后两次去他家里拜访,去了,他都知无不言,恳切平实,夫人还要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湖南菜招待我。然而此前的电话约访实在困难,他总是重复一句话,“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是校友,他才网开一面同意先见个面,实在逼得紧了,他说,“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故事讲完,他情绪上来了,“再给你讲一个!”
《白鹿原》黄色加反动?
1964年,陈早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翌年春天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他在全社票选中胜出,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一直干到2003年退休。
与出版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脱口讲出的第一个与书有关的故事是《白鹿原》的沉浮。
《白鹿原》当时是我们作为重点书目抓的,书稿出来后很不错。上面忽然说要送40本去审查,说是内容很反动,并且还是一本黄色书籍,不能宣传报道,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就找新闻出版署,说能不能去找一批搞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都来看一看、议一议。出版署还是比较开明的,座谈会开了之后,提出一些小问题,但总的倾向是肯定的,并且一致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很难得的一部小说。
后来上面就松了点口,不提黄色反动了,但是说不准再印,现有的卖完就好了。这个禁印令一出,盗版简直四处开花,我24小时在办公室坐镇,甚至亲自去湖北查盗版,都没有办法。思想太左,又不懂文学,还要胡乱发表意见,就会出现这样的蠢事,一禁就火,越禁越烈。
我心里一直不服气,后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搞一个评奖,我们就把《白鹿原》评了个一等奖,还开了一个很大的颁奖会。
后来,《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上面要求修改一下。我让编辑再三给陈忠实做工作,把涉及两性关系的内容做了些删节,最后得了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
《金瓶梅》与总编辑一支笔
《金瓶梅》作为“淫书之首”,乾嘉以降,在坊间刊布便是极其秘密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拍板为《金瓶梅》小范围解禁。1957年,毛主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与出版部门协商之后,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89年撤销,此后《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均由人文社专营),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
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3个条件:年满45岁;已婚;省、军一级高干或研究者。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
陈早春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17年间,《金瓶梅》全本只加印过两次。周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我上任的时候还是这样。”
有一次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我想他虽然级别够,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看这个干什么呢,我就不接他的话茬,假装没听见,嗬嗬。
儿子单位有个领导也托儿子问我,能不能打折买一套。他根本不够级别,卖都不能卖,还打折?这个书1957年印是40块钱,后来涨到两千多,从来没有打过折。印一次都要卖好多年。
我也只是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并不觉得这本书如果放开了会怎样怎样,现在网上的一些东西,我看比这个要厉害得多。《金瓶梅》至少还有点文学性,现在的所谓情色文学完全是赤裸裸的。
听冯雪峰讲鲁迅
1951年6月23日陈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了营业执照。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是该社最早的出版物之一。
首任社长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鲁迅研究的“通人”。“鲁迅著作出版解放前都是民营出版社在做,不那么严肃,解放后许广平就提建议,希望中央能把这个事情给管起来。后来就交给冯雪峰来主持,成立了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鲁迅所有的著作权都收归国有,由这个编刊社来出版,当时文化部正式发文了。冯雪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把这个编刊社也带过来了,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也就此归到人文社了。”
1965年陈早春到人文社,第一次见到比自己父亲还要大十多岁的冯雪峰。“他当时已经60多岁了,瘦高个儿,总穿一身褪了色的灰不灰、蓝不蓝的卡其布衣服和一双布鞋。他资格比较老,周扬管不了他,文化部部长茅盾也管不了他,好多事情他都直接跟胡乔木说。脾气很倔。谁要是在他面前摆官架子,他很不客气,其实他只是副部级,不过他拿的是文艺特级的工资。当时文艺界拿文艺特级工资的,只有他和丁玲。”
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没有官气,只有老知识分子的真诚朴实。我们年轻人也到冯雪峰家吃饭,很随便,也不额外为我们加菜,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他家是分餐制,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身上集中了许多红军老干部的优点,很多群众把他看成党的干部的化身。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许多人号啕大哭,有一位老作家甚至说,“我是‘雪峰派’,他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1969年9月,我们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其他人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雪峰那时候已经67岁了,佝偻着腰,跟大家一起下放。
他先是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后来被派去给我当助手,我当时一个人管着200多只母鸭,看到他来,既高兴自己有了个伴儿,又感到心酸,那么大年纪的人要跟我在四无人烟的湖里受罪。
我跟他说,别的不用他操心,只看着鸭子别让它们瞎跑或者掉队就好了。他紧张得不行,一路上挥舞着鸭竿,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放鸭第一天就挂了彩儿。
就是在那时候,我们之间慢慢加深了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1972年之后,经社、局革委会的批准,他可以参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还有许多附加限制:不能参与编选、注释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般资料性工作;不许对外,不能来社办公;凡向他了解鲁迅情况的人,须经组织批准。
我们都不忍心向他传达这些限令,他一直以为自己跟大家一样享有同等工作权利。
他在晚年对鲁迅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四人帮”对鲁迅的歪曲利用,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义愤。
他说,“鲁迅现在被当做了捉鬼的钟馗,什么棘手的事,都把他请出来。”
姚文元插手,由一帮文胆攒了一本《鲁迅的故事》,大出风头,冯雪峰翻了一半,冷冷对我说,“这本鲁迅的故事,纯粹是编的,我看你也不必浪费时间去看了。白痴统治文坛,最好大家都白痴,才能相安无事。”
他的很多话都让人深思,“鲁迅本来是金子,可是有些人还嫌不够亮,要去切磨一番,粉饰一番。”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配合政治运动谈论鲁迅的文章,冯雪峰很为此遗憾,“鲁迅已经被肢解得不成样子了,何必再去推波助澜。”
杜荃是郭沫若吗?
1981版《鲁迅全集》中有一条注释曾惊动中央,这条注释将鲁(迅)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的文坛公案做了个了断,明确指出,1928年在《创造月刊》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杜荃就是郭沫若。
这条注释的作者正是陈早春,为了弄清这桩公案,他费了好几年的功夫做考证。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都是中央直接抓的,1981年版本开始由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鲁迅著作注释、整理、出版工作的相关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这条注释自然属于“严格掌握分寸”的范畴。当时,郭沫若仍然健在,对有关杜荃是否是自己的询问做过“记不起来了”的回答。
我在《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被划掉了。第二稿我还注,又被划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我坚持划了再注,划了再注。
我跟领导争,为什么不让注,我费了几年的工夫,好不容易给弄清楚。后来他们说那你给上面打个报告吧。我憋着一肚子义愤,一个下午起草了一个4000字的报告,林默涵当天就转给胡乔木、阳翰笙、周扬等等,大部分人都不表态,毕竟郭老当时还健在。后来林胡商量,说还是注,并且批文同时下达到我们和郭沫若著作编委会,要求以后凡是“杜荃”的文章,《郭沫若文集》都要收进去。
我当时准备得很充分,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没有把材料用完,如果郭老反驳,我还有子弹,还可以再写。对历史负责,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在火培鱼、剁椒大白菜、蒸腊肉的香味里听故事,沉浸在半个多世纪人与事的变迁里。
“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当了个所谓的官儿 ,一天忙到晚,到底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评职称、谁谁吵架闹离婚、谁谁家里暖气没来……都是琐事,都是无效劳动。还经常跟上级领导吵架,拍完桌子心里还有气,又在电话里给他骂一顿……”
老伴撂下“滋滋”响的油锅,数落他这么些年“对家人残忍,对自己残忍”,3个孩子的工作他一点忙也没有帮,孩子的领导想要套书也不给,又臭又硬的脾气让同在一个单位的她在同事面前难做人。陈早春“恐吓”老伴不要插嘴,指一指录音笔,“回头这里面都有。”
老伴踅回厨房,几乎要落下泪来。“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家里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父亲去世我都没回家,当时赶《鲁迅全集》的出版,家里人对我意见都很大。”
“批斗会”在饭桌上接着开。早春先生一直默默地吃饭,忽然抬起头,“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违心话,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运动很多,不说违心话很难做到,我可能也说过一些,但是原则问题上我没有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