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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邹雅，1916年生于无锡鸿山镇。他少时读书成绩优秀，酷爱绘画，但因家庭贫寒，中途不得已退学；后1934年到上海，靠画画谋生，曾在新光书店、民强艺术社从事美术设计工作，并开始创作木刻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雅离开上海，经武汉取道西安，于1938年到达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著名版画家彦涵回忆说：“邹雅和我同期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我们睡在一盘土炕上，同饮一壶清水，同吃一锅小米饭，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我记忆中，他创作漫画的能力胜过其他同学。他凭着娴熟的技法，不仅又快又好地完成课堂的作业，而且能及时地完成校外的宣传任务。当时延安城墙张贴的鲁艺壁报上，有许多作品就是他创作的。他崇高的志向和正直、热情、爽朗的性格，给我的影响很深。只要他有钱买得一个烧饼，总要和我各分一半。这种同甘共苦的同志挚情，令我终生难忘。”
同年冬天，邹雅东渡黄河，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为战士教育课本创作木刻插图。
那时的创作条件极为恶劣。著名诗人阮章竞回忆说：“想当年，既没有画室，更不知道管子灯玻璃台。高度近视的邹雅和他的同伴们，日以继夜，作画、运刀、印刷。从一钱油三钱盐，一斤小米、一元津贴，转到吃糠吃麸咽野菜，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衣……从没听他们抱怨过创作条件不好。”
1940年春，邹雅从八路军总政治部调入鲁艺木刻工作团，参加年画创作活动；随后参加了“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该作品现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创作连环画《一枝枪》。同年夏季又随木刻团去冀南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从1941年起，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新华书店、太行《人民日报》社、冀南书店、石家庄新华书店工作，历任美术编辑、美术室主任。他创作了《不能任人屠戮》《掌握新武器，学习新文化》和《破碉堡》等大量木刻作品。
同在延安鲁艺时期的胡一川回忆说：“他果敢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团完成任务，在返回太行山途中要渡过一条结了冰的河。当我们涉水到达对岸时，两脚已冻得完全麻了。邹雅同志脚长冻疮，还背一个小同志过河。”
解放战争时期，邹雅创作了《欢迎刘邓大军南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木刻作品。受前辈们影响，他的木刻艺术风格纯朴、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受到版画界的好评。
二
新中国成立后，邹雅参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办，任《连环画报》第一任主编；后任副总编辑、副社长。在任《连环画报》主编时，条件简陋，他从组稿、编写、设计，直到校对、印刷，都要亲自动手和过问。
广为流传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就是在邹雅手里诞生的。
1950年10月，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指示，《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总编辑邓拓把记者阙文叫到了办公室，让他拍摄一些以和平为主题的照片。记者阙文选中了北海幼儿园的4岁儿童孟运和6岁儿童马越，想起毕加索的《和平鸽》，他抱来两只鸽子，给孟运、马越各抱一只。阙文把握住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拍摄了这张经典照片。
1952年6月1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报眼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志愿军总部将这张照片洗印了约20万张送到了朝鲜前线。同年10月份，邹雅带着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制作成宣传画，并设计用儿童体书写“我们热爱和平”六个字，让人印象深刻。在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上，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戏剧大师梅兰芳将这幅画沿街散发，受到人们的欢迎。欧洲一家杂志社将这幅画发表于期刊的封面。这幅经典之作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1954年，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江丰对建国5年来的宣传画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宣传画“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及时反映了当前的和平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所以发展很快。5年来仅北京一处即印有1100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这里指的“北京一处”，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其中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就有240多万份，从1952年到1959年，这幅画共印刷了11次，达1000万张。
1955年《美术》第8期有一组关于宣传画的文章。邹雅在《亟需把宣传画创作提高一步》一文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是展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行任务。它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把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意志，组织大家的力量，从而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并迅速展开，把革命推向前进。”“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造型艺术中，宣传画是最富宣传鼓动作用、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今天，我国的文盲还很多，地域又广，充分利用造型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而必要的。”他认为当时宣传画创作的规模还远不能满足于现实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关部门没有重视和提倡这种艺术形式。宣传画的创作质量落后于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有些宣传画在处理题材和表现主题上存在着概念化的缺点，形式风格上千篇一律的毛病还很严重。
1959年12月23日，由中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蔡若虹、邵宇、张光宇、古元、西野、邹雅、郁风、王角、方菁、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闻等4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会议肯定了新中国宣传画的成就，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一年里出版宣传画的数量则等于前8年的总和。
1958年，邹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1960年兼任副社长。创办初期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才济济，其中不乏在延安时期就已居美术界高位、又是邹雅的老师级人物，但由于岗位有限，没能担任社领导。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历史上，同时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者，邹雅是第一人。由此看出他的能力和贡献。在任期间，他组织编辑出版了大量美术图书、宣传画，如《解放区木刻》《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画集》《黄宾虹山水写生册》等。其中1972年出版的《解放区木刻》还被翻译到日本。邹雅还着力研究黄宾虹，撰写了《黄宾虹山水写生册》序文。这篇序文曾被《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 “文革”期间，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邹雅受到冲击，曾被关押。1970年，他被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此时，邹雅已年近花甲，但他仍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邵宇评价他说：“那时，我和邹雅是‘同学’，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战友，每天从事着难以负担的沉重劳动，但他是乐观的。他在我们‘连’（当时干校是按连编制的，邹雅一度在连里当木工）里边选了两节木杆接成的旗杆，其直其高，是全干校有名的。我看，这旗杆正似邹雅的性格。”
我当年随父亲林锴也下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25连。记得刚去的时候，我和邹雅伯伯乘车同去一个连队，大家都迷路了。我说了一个方向，也是蒙着说的；而邹雅伯伯认为是另一条路。那时，不懂事的我便要打赌，看我和邹伯伯谁说得对。最终，路是我说对了。不久，大家都忘了打赌的事了。过了半个月，邹雅伯伯专门送给我一包糖果，里面不仅有水果糖，还有奶糖和酥糖等。他说话算数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的特殊环境里，得到一块水果糖都是很难得的事，何况一包杂拌糖。30多年后的今天，邹雅的夫人苏戈告诉我，那时邹雅停发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费。回忆往事，邹雅的做事方式与他的工作方式该有多少共通之处啊！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出现了少有的轻松，画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画画了。我记得，邹雅带着许麟庐、卢光照、秦岭云等人，在大食堂里作画。许麟庐画鳜鱼，卢光照、秦岭云画山水。邹雅也画山水，但他与众不同，先把宣纸揉成团，再展开画。墨不均匀地洇下去，他再随着感觉画，这是我唯一一次看邹雅作画。
三
鲁迅在1930年出版《新俄画选》的《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同年，他在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说：“版画的好处就在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这两句话深刻地指出版画在革命斗争中的传播作用。
美国人爱泼斯坦是这样评价延安鲁艺木刻的：“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
针对一些老百姓看不懂木刻的问题，江丰在1941年发表文章说：“在绘画艺术上，我以为只要将对象的形色真实地反映在画面上，而反映的又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就不会看不懂。”鲁艺木刻团的团员们尝试着改变西方木刻的方式，采用老百姓喜爱的年画方式进行创作。他们在一次集市上与传统年画唱对台戏，将上万张宣传抗战的木刻年画销售一空，这盛况极大地鼓舞了创作者。
邹雅是著名的版画家，在延安时期就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木刻作品。由于身处战地，因此他的木刻作品几乎都与部队和军民生活有关。虽然他在“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中仍是尚显稚嫩的笔触，但鲜活的情节，动感的构图，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巧构思。连环画《一枝枪》共有图21幅，用木刻手法创作多幅连环画表现比较少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邹雅对造型的熟练把握和对构图的轻松运用。
木刻《日本觉醒联盟——在太行解放区组画》注重题材的选择：抗战中的日本俘虏在受教育过程中转变，成立“日本觉醒联盟”，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前的作品中，表现日本兵比较容易；而此幅作品是刻画日本觉醒联盟成员的生活，是正面表现，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亚洲人，如何区分是个难题。邹雅选择他们有典型意义的学习、打棒球、种菜等场景，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画家在艺术上也有创新，用线注意到多留白，线条比以往柔和了许多，用服装等标志区分人物特征。这幅画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恰当。
《欢迎南下的刘邓大军》是邹雅表现解放战争的题材，时期较晚，人物众多。可以看出此时的邹雅更注意对细节的刻画，画面以马车为主体形象，解放军官兵的表情各不相同，周围百姓在欢呼。画面右边有两个士兵在喝水，一位老人拿着水瓢。草棚一角支在一个不太高的柱子上。这些逼真的景物和器物起着衬托的作用，表达了老百姓欢迎刘邓大军的喜悦之情。
邹雅还创作了《埋地雷》《五月端阳》《春耕》《保卫丰收》《攻城》《帮助老百姓扬场》《烧旧约换新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画风朴实、粗犷，造型准确生动，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
共和国成立后，邹雅从木刻转向对中国画的探索和创作中。他注意深入生活，积累素材。他深知师造化的重要性，因此游览了许多名山，画了许多速写。从20世纪50年代起，邹雅认真研究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山水画。黄宾虹1955年去世，去世前夕，黄宾虹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画，50年后人们才懂。”当时，许多画家对黄宾虹的绘画并不理解。傅雷家书中对黄宾虹的肯定，引起文化界对美术批评界的质疑之声。邹雅能够认识到黄宾虹画法的妙处，这在当年并不多见。黄宾虹润泽浑厚的技法对邹雅影响较大，但我们还可以从邹雅的国画作品中看到当年木刻的影子，即使是山水的线条，也疏密有致，井然有序。邹雅在继承先贤的绘画技法同时，注意创造个人浑厚华滋的风格。正如他的一颗闲章刻为“我有我法”，表达出他对个性创作的主张。
四
邹雅在延安时期，专心木刻创作，曾将创作视为生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邹雅居然被人认为是叛徒，于是被捆上手脚吊了一天。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问题早晚会查清楚。后来放下来的时候，卓林等人帮邹雅搓黑紫的手。他说，在被吊着的时候，想的是千万不能伤了手，那样就不能刻木刻了！
邹雅一生敢于直言，光明磊落。“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他被强迫跪着，手里举着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书、外版书、古典美术图书，俗称“大、洋、古”。这些书都很沉重，举着很吃力。当红卫兵批判时，一般人不再争辩，任其批判，都希望这个过程快些结束。但邹雅性格耿直，辩解说出版这些书是中央领导的指示，结果换来的是更多的打骂！
“文革”期间，邹雅先被打倒。我父亲林锴也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了8个月。“革委会”的人怕我父亲想不开，命令被关押的邹雅派人轮流看守。想来，邹雅受屈被关押，还要守护别人，还被“革委会”“信任”，邹雅的人品由此可见。
1973年，邹雅恢复工作，调任北京画院院长。
“文革”后期，中央调集了一批国画家，在北京饭店创作国画。此时，江青一手导演的“黑画事件”发生。她认为，许多国画都是影射“文革”，是“黑画”，并将画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彦涵回忆说：“‘四人帮’强逼美术界人士去看‘黑画’，正在发烧的邹雅也被勒令前去观看。他一边看一边说：‘中国画就是泼墨而成，本来就是黑的嘛！’”正直的邹雅敢于说真话，在此可见一斑，朋友们都为他暗暗捏了一把汗。
1974年，邹雅率队去山西体验生活，不幸在阳泉煤矿罹难，年仅58岁。
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6家美术机构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邹雅遗作展览》。
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其逝世1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邹雅画集》。
邹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编辑家、艺术家，他不仅对中国的美术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画创作上也因独特的探索精神具有很高的美学品格。
（林阳/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邹雅，1916年生于无锡鸿山镇。他少时读书成绩优秀，酷爱绘画，但因家庭贫寒，中途不得已退学；后1934年到上海，靠画画谋生，曾在新光书店、民强艺术社从事美术设计工作，并开始创作木刻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邹雅离开上海，经武汉取道西安，于1938年到达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著名版画家彦涵回忆说：“邹雅和我同期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我们睡在一盘土炕上，同饮一壶清水，同吃一锅小米饭，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我记忆中，他创作漫画的能力胜过其他同学。他凭着娴熟的技法，不仅又快又好地完成课堂的作业，而且能及时地完成校外的宣传任务。当时延安城墙张贴的鲁艺壁报上，有许多作品就是他创作的。他崇高的志向和正直、热情、爽朗的性格，给我的影响很深。只要他有钱买得一个烧饼，总要和我各分一半。这种同甘共苦的同志挚情，令我终生难忘。”
同年冬天，邹雅东渡黄河，赴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为战士教育课本创作木刻插图。
那时的创作条件极为恶劣。著名诗人阮章竞回忆说：“想当年，既没有画室，更不知道管子灯玻璃台。高度近视的邹雅和他的同伴们，日以继夜，作画、运刀、印刷。从一钱油三钱盐，一斤小米、一元津贴，转到吃糠吃麸咽野菜，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衣……从没听他们抱怨过创作条件不好。”
1940年春，邹雅从八路军总政治部调入鲁艺木刻工作团，参加年画创作活动；随后参加了“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该作品现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创作连环画《一枝枪》。同年夏季又随木刻团去冀南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从1941年起，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新华书店、太行《人民日报》社、冀南书店、石家庄新华书店工作，历任美术编辑、美术室主任。他创作了《不能任人屠戮》《掌握新武器，学习新文化》和《破碉堡》等大量木刻作品。
同在延安鲁艺时期的胡一川回忆说：“他果敢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团完成任务，在返回太行山途中要渡过一条结了冰的河。当我们涉水到达对岸时，两脚已冻得完全麻了。邹雅同志脚长冻疮，还背一个小同志过河。”
解放战争时期，邹雅创作了《欢迎刘邓大军南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木刻作品。受前辈们影响，他的木刻艺术风格纯朴、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受到版画界的好评。
二
新中国成立后，邹雅参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办，任《连环画报》第一任主编；后任副总编辑、副社长。在任《连环画报》主编时，条件简陋，他从组稿、编写、设计，直到校对、印刷，都要亲自动手和过问。
广为流传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就是在邹雅手里诞生的。
1950年10月，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指示，《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总编辑邓拓把记者阙文叫到了办公室，让他拍摄一些以和平为主题的照片。记者阙文选中了北海幼儿园的4岁儿童孟运和6岁儿童马越，想起毕加索的《和平鸽》，他抱来两只鸽子，给孟运、马越各抱一只。阙文把握住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拍摄了这张经典照片。
1952年6月1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报眼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志愿军总部将这张照片洗印了约20万张送到了朝鲜前线。同年10月份，邹雅带着工作人员，将这张照片制作成宣传画，并设计用儿童体书写“我们热爱和平”六个字，让人印象深刻。在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上，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戏剧大师梅兰芳将这幅画沿街散发，受到人们的欢迎。欧洲一家杂志社将这幅画发表于期刊的封面。这幅经典之作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1954年，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江丰对建国5年来的宣传画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宣传画“已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及时反映了当前的和平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所以发展很快。5年来仅北京一处即印有1100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这里指的“北京一处”，就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其中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就有240多万份，从1952年到1959年，这幅画共印刷了11次，达1000万张。
1955年《美术》第8期有一组关于宣传画的文章。邹雅在《亟需把宣传画创作提高一步》一文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是展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行任务。它根据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把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意志，组织大家的力量，从而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并迅速展开，把革命推向前进。”“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造型艺术中，宣传画是最富宣传鼓动作用、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今天，我国的文盲还很多，地域又广，充分利用造型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而必要的。”他认为当时宣传画创作的规模还远不能满足于现实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关部门没有重视和提倡这种艺术形式。宣传画的创作质量落后于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有些宣传画在处理题材和表现主题上存在着概念化的缺点，形式风格上千篇一律的毛病还很严重。
1959年12月23日，由中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蔡若虹、邵宇、张光宇、古元、西野、邹雅、郁风、王角、方菁、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闻等4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会议肯定了新中国宣传画的成就，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一年里出版宣传画的数量则等于前8年的总和。
1958年，邹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1960年兼任副社长。创办初期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才济济，其中不乏在延安时期就已居美术界高位、又是邹雅的老师级人物，但由于岗位有限，没能担任社领导。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历史上，同时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者，邹雅是第一人。由此看出他的能力和贡献。在任期间，他组织编辑出版了大量美术图书、宣传画，如《解放区木刻》《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画集》《黄宾虹山水写生册》等。其中1972年出版的《解放区木刻》还被翻译到日本。邹雅还着力研究黄宾虹，撰写了《黄宾虹山水写生册》序文。这篇序文曾被《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 “文革”期间，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邹雅受到冲击，曾被关押。1970年，他被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此时，邹雅已年近花甲，但他仍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邵宇评价他说：“那时，我和邹雅是‘同学’，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战友，每天从事着难以负担的沉重劳动，但他是乐观的。他在我们‘连’（当时干校是按连编制的，邹雅一度在连里当木工）里边选了两节木杆接成的旗杆，其直其高，是全干校有名的。我看，这旗杆正似邹雅的性格。”
我当年随父亲林锴也下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25连。记得刚去的时候，我和邹雅伯伯乘车同去一个连队，大家都迷路了。我说了一个方向，也是蒙着说的；而邹雅伯伯认为是另一条路。那时，不懂事的我便要打赌，看我和邹伯伯谁说得对。最终，路是我说对了。不久，大家都忘了打赌的事了。过了半个月，邹雅伯伯专门送给我一包糖果，里面不仅有水果糖，还有奶糖和酥糖等。他说话算数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的特殊环境里，得到一块水果糖都是很难得的事，何况一包杂拌糖。30多年后的今天，邹雅的夫人苏戈告诉我，那时邹雅停发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费。回忆往事，邹雅的做事方式与他的工作方式该有多少共通之处啊！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干校出现了少有的轻松，画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画画了。我记得，邹雅带着许麟庐、卢光照、秦岭云等人，在大食堂里作画。许麟庐画鳜鱼，卢光照、秦岭云画山水。邹雅也画山水，但他与众不同，先把宣纸揉成团，再展开画。墨不均匀地洇下去，他再随着感觉画，这是我唯一一次看邹雅作画。
三
鲁迅在1930年出版《新俄画选》的《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同年，他在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说：“版画的好处就在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这两句话深刻地指出版画在革命斗争中的传播作用。
美国人爱泼斯坦是这样评价延安鲁艺木刻的：“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之处由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
针对一些老百姓看不懂木刻的问题，江丰在1941年发表文章说：“在绘画艺术上，我以为只要将对象的形色真实地反映在画面上，而反映的又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就不会看不懂。”鲁艺木刻团的团员们尝试着改变西方木刻的方式，采用老百姓喜爱的年画方式进行创作。他们在一次集市上与传统年画唱对台戏，将上万张宣传抗战的木刻年画销售一空，这盛况极大地鼓舞了创作者。
邹雅是著名的版画家，在延安时期就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木刻作品。由于身处战地，因此他的木刻作品几乎都与部队和军民生活有关。虽然他在“十大任务”套色水印木刻的创作中仍是尚显稚嫩的笔触，但鲜活的情节，动感的构图，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巧构思。连环画《一枝枪》共有图21幅，用木刻手法创作多幅连环画表现比较少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邹雅对造型的熟练把握和对构图的轻松运用。
木刻《日本觉醒联盟——在太行解放区组画》注重题材的选择：抗战中的日本俘虏在受教育过程中转变，成立“日本觉醒联盟”，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以前的作品中，表现日本兵比较容易；而此幅作品是刻画日本觉醒联盟成员的生活，是正面表现，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亚洲人，如何区分是个难题。邹雅选择他们有典型意义的学习、打棒球、种菜等场景，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画家在艺术上也有创新，用线注意到多留白，线条比以往柔和了许多，用服装等标志区分人物特征。这幅画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恰当。
《欢迎南下的刘邓大军》是邹雅表现解放战争的题材，时期较晚，人物众多。可以看出此时的邹雅更注意对细节的刻画，画面以马车为主体形象，解放军官兵的表情各不相同，周围百姓在欢呼。画面右边有两个士兵在喝水，一位老人拿着水瓢。草棚一角支在一个不太高的柱子上。这些逼真的景物和器物起着衬托的作用，表达了老百姓欢迎刘邓大军的喜悦之情。
邹雅还创作了《埋地雷》《五月端阳》《春耕》《保卫丰收》《攻城》《帮助老百姓扬场》《烧旧约换新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画风朴实、粗犷，造型准确生动，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
共和国成立后，邹雅从木刻转向对中国画的探索和创作中。他注意深入生活，积累素材。他深知师造化的重要性，因此游览了许多名山，画了许多速写。从20世纪50年代起，邹雅认真研究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山水画。黄宾虹1955年去世，去世前夕，黄宾虹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画，50年后人们才懂。”当时，许多画家对黄宾虹的绘画并不理解。傅雷家书中对黄宾虹的肯定，引起文化界对美术批评界的质疑之声。邹雅能够认识到黄宾虹画法的妙处，这在当年并不多见。黄宾虹润泽浑厚的技法对邹雅影响较大，但我们还可以从邹雅的国画作品中看到当年木刻的影子，即使是山水的线条，也疏密有致，井然有序。邹雅在继承先贤的绘画技法同时，注意创造个人浑厚华滋的风格。正如他的一颗闲章刻为“我有我法”，表达出他对个性创作的主张。
四
邹雅在延安时期，专心木刻创作，曾将创作视为生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邹雅居然被人认为是叛徒，于是被捆上手脚吊了一天。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问题早晚会查清楚。后来放下来的时候，卓林等人帮邹雅搓黑紫的手。他说，在被吊着的时候，想的是千万不能伤了手，那样就不能刻木刻了！
邹雅一生敢于直言，光明磊落。“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他被强迫跪着，手里举着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书、外版书、古典美术图书，俗称“大、洋、古”。这些书都很沉重，举着很吃力。当红卫兵批判时，一般人不再争辩，任其批判，都希望这个过程快些结束。但邹雅性格耿直，辩解说出版这些书是中央领导的指示，结果换来的是更多的打骂！
“文革”期间，邹雅先被打倒。我父亲林锴也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了8个月。“革委会”的人怕我父亲想不开，命令被关押的邹雅派人轮流看守。想来，邹雅受屈被关押，还要守护别人，还被“革委会”“信任”，邹雅的人品由此可见。
1973年，邹雅恢复工作，调任北京画院院长。
“文革”后期，中央调集了一批国画家，在北京饭店创作国画。此时，江青一手导演的“黑画事件”发生。她认为，许多国画都是影射“文革”，是“黑画”，并将画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彦涵回忆说：“‘四人帮’强逼美术界人士去看‘黑画’，正在发烧的邹雅也被勒令前去观看。他一边看一边说：‘中国画就是泼墨而成，本来就是黑的嘛！’”正直的邹雅敢于说真话，在此可见一斑，朋友们都为他暗暗捏了一把汗。
1974年，邹雅率队去山西体验生活，不幸在阳泉煤矿罹难，年仅58岁。
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6家美术机构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邹雅遗作展览》。
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其逝世1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邹雅画集》。
邹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编辑家、艺术家，他不仅对中国的美术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画创作上也因独特的探索精神具有很高的美学品格。
（林阳/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