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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鹏飞，这个山西省临汾市尧庙乡郭村普通村民的儿子，是目前中国惟一一个公开自己姓名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是因一次输血而成为艾滋病无辜受害者的人。
春节前，有媒体报道称，宋鹏飞一家悄悄离开北京的医院返回山西老家过年，但被乡亲们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回。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找到了宋鹏飞全家，进行了采访。
噩梦由输血开始
18岁的宋鹏飞永远也忘不了1998年2月18日的那一次输血。
1998年2月6日晚，宋父洗完脚并修了脚趾甲后，随手将剪刀扔在沙发上，剪刀尖朝上立在扶手边上。宋鹏飞看电视时往沙发上一坐，恰巧坐到剪刀尖上，在左腿中部扎了两个口子，当即血流不止。
父亲赶紧把儿子送到乡卫生所包扎了伤口。为了防止感染，宋鹏飞在家输了13天的液。然而，即便这样，他也没能站起来。于是，宋鹏飞被送到了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后，医生建议动手术。宋鹏飞当时血色素偏低，手术前需要输血，可给宋鹏飞做手术的医生没有通过正常途径从中心血站的血库调血，而是找到当地的“血头”(指非法采血者)，“血头”又找来以卖血为生的“血管子”。
2月18日上午，“血管子”的300毫升血输入了宋鹏飞的体内。由于宋鹏飞在手术中失血过多，当天下午再次从这个“血管子”身上采血1050毫升，输入宋鹏飞的体内。
手术后第四天，宋鹏飞的腿还是没有知觉。同时，医生还发现宋鹏飞的股动脉已无法探摸得到，便向宋鹏飞的父亲说明了情况，并建议小鹏飞转院。
2月22日，宋鹏飞在村里乡亲的帮助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304骨科医院治疗时，医生怀疑小鹏飞的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并将其血样送至北京地坛医院检测。血检报告出来后，医生惊呆了：17岁的宋鹏飞感染的竟是艾滋病病毒。
3月底，山西省卫生厅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到了为宋鹏飞输血的“血管子”，此人当时正因盗窃被关押在铁窗之内。经各项专项检查确认，他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血检报告上的结果仿佛一声惊雷，震得宋家一家三口目瞪口呆。回过神后，一家人心中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不能声张出去，快点治病，病治好，也就没事了。然而，宋家不知道，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还有比这更残酷、更令人心酸的遭遇。
两次回家遭到村民斥骂
“有报道说我们春节前想回家过年的说法不准确。我们在这之前共回过两次家，都被赶了出来。”宋鹏飞的母亲回忆道。
第一次回家后，宋家所在村的老老少少集体到临汾市政府、卫生局要求采取防范措施，说白了就是要宋家离开村庄。村民说，我们咋不怕呢，他家又不注意，烂苹果什么的乱扔一气，村里娃多狗多，随便拣了吃了。咋办?尽管专家向村民宣讲，只要不接吻、不性交、无血液接触，艾滋病病毒是不会传染给其他人的，可是村民们根本不听这番道理，他们说，咱老百姓不懂这个，反正不敢让他们回来，他们回来，我们全村几百号老老少少就只有躲了。
万般无奈之下，宋鹏飞一家只能带着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赔偿的12.6万元，洒泪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的第一个月，宋鹏飞体内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量就从40万个下降到70个，3个月后下降为零。看到这良好的治疗效果，再加上来京时带的钱也用完了，宋鹏飞一家又萌发了回家的念头。
1998年7月份，宋鹏飞全家第二次回到了村里。起程前，宋母没忘记让医生开了一张诊断书，证明小鹏飞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已为零。宋母满怀希望，以为有了这张“护身符”，乡亲们就能容纳下他们一家。 谁知，村民们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咒骂驱赶他们。在家住了几天，他们实在难以忍受，在第七天晚上乘着黑夜，悄悄出了郭村，直奔邻村宋鹏飞的姨妈家。不料，姨妈家所在村的村民们也不愿接收他们。
“走，回北京去，就是要饭也不回来了!”全家不得不再次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
其实，作为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并非因道德问题而被感染，受到周围人们的唾弃、排斥和驱赶，宋鹏飞并非首例。上海郊区也曾有过类似的例子，一个村的人集体劳务输出，回国体检时有一人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结果非但他本人被当作“瘟神”被排斥、驱赶，妻子也被单位赶了出来，孩子无法再在当地上学。
面对艾滋病病人，我们该怎么办?
自从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到现在，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有专家预测，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40万。
勿庸讳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目前，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已不再是极个别的人，他们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数量不断扩大的群体。于是一个严峻而又沉重的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个就在我们身边的特殊群体，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在采访中，笔者获得这样一份调查数据：在中国，当人们发现身边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75％的人会采取坚决疏远和唾弃的态度。
这组由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上海、大连、广州所作的调查显示，人们对艾滋病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大多数人仍持不科学、不理智的态度。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郭村的普通村民为什么会那样对待宋鹏飞一家，尽管宋鹏飞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无辜受害者。村民们的心态也并非是偶然的，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心态的形成不仅出自于对艾滋病的极端恐惧，而且长久以来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所以，对于与艾滋病有牵连的人，人们不仅是惧怕，更重要的是极其厌恶。当然这与大部分人缺乏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有极大的关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广为普及以及相关法律的作用，艾滋病病人可以受到公正的对待，如著名篮球明星约翰逊以“抗艾勇士”的形象获得大众的尊重；学校不禁止艾滋病患者与其他学生一起上学；前不久，一世界著名人物还当众亲吻艾滋病患者，为其祝福，等等。
不过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能够主动同情和包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多种努力。可喜的是，去年上海市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艾滋病防治办法》，其中明文规定，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具有学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市民不能歧视他们，否则会受到相应处罚。今年5月初，国家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使艾滋病患者能获得相应的权利。
在经济高度发达，群众知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城市，以法规的方式保障艾滋病患者以及病毒携带者的自身权利，这种尝试值得称道。但是能否推广到更多地区以及偏僻的农村，记者不敢断言。许多艾滋病患者以及病毒携带者尤其是因种种原因而不幸感染的患者，毕竟还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渴望和权利。我们真诚希望人们能够给予他们一份同情和关怀，毕竟他们对您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
新型艾滋病药物临床试验成功
正当学术界研究者们对艾滋病病毒步步为营，展开全面攻击之时，医学界实验人员也不甘示弱，加紧临床试验，同样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1999年3月11日，位于南非比勒陀利亚l的南部非洲医科大学对外宣布，该校对一种新型艾滋病药物进行的临床试验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员称，这种药物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最终克星。据介绍，这种由爱尔兰某公司研制出的名为INACIIMN的药物，对病人无不良副作用，并比普通抗艾滋病药物便宜。该药能够阻止艾滋病病毒自身复制所需要的一种特殊的酶，以达到阻止病毒繁衍的目的。
更令人兴奋的是，该校研究人员已经声称，该药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以前上市。
至此，不难看出，艾滋病病毒在它疯狂肆虐的同时，已经被重重包围，极有可能被最终“歼灭”。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已经不远了。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艾滋病大肆泛滥的日子将不会太长了，人类有可能最终摆脱这场“噩梦”的阴影。
春节前，有媒体报道称，宋鹏飞一家悄悄离开北京的医院返回山西老家过年，但被乡亲们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回。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找到了宋鹏飞全家，进行了采访。
噩梦由输血开始
18岁的宋鹏飞永远也忘不了1998年2月18日的那一次输血。
1998年2月6日晚，宋父洗完脚并修了脚趾甲后，随手将剪刀扔在沙发上，剪刀尖朝上立在扶手边上。宋鹏飞看电视时往沙发上一坐，恰巧坐到剪刀尖上，在左腿中部扎了两个口子，当即血流不止。
父亲赶紧把儿子送到乡卫生所包扎了伤口。为了防止感染，宋鹏飞在家输了13天的液。然而，即便这样，他也没能站起来。于是，宋鹏飞被送到了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后，医生建议动手术。宋鹏飞当时血色素偏低，手术前需要输血，可给宋鹏飞做手术的医生没有通过正常途径从中心血站的血库调血，而是找到当地的“血头”(指非法采血者)，“血头”又找来以卖血为生的“血管子”。
2月18日上午，“血管子”的300毫升血输入了宋鹏飞的体内。由于宋鹏飞在手术中失血过多，当天下午再次从这个“血管子”身上采血1050毫升，输入宋鹏飞的体内。
手术后第四天，宋鹏飞的腿还是没有知觉。同时，医生还发现宋鹏飞的股动脉已无法探摸得到，便向宋鹏飞的父亲说明了情况，并建议小鹏飞转院。
2月22日，宋鹏飞在村里乡亲的帮助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304骨科医院治疗时，医生怀疑小鹏飞的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并将其血样送至北京地坛医院检测。血检报告出来后，医生惊呆了：17岁的宋鹏飞感染的竟是艾滋病病毒。
3月底，山西省卫生厅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到了为宋鹏飞输血的“血管子”，此人当时正因盗窃被关押在铁窗之内。经各项专项检查确认，他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血检报告上的结果仿佛一声惊雷，震得宋家一家三口目瞪口呆。回过神后，一家人心中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不能声张出去，快点治病，病治好，也就没事了。然而，宋家不知道，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还有比这更残酷、更令人心酸的遭遇。
两次回家遭到村民斥骂
“有报道说我们春节前想回家过年的说法不准确。我们在这之前共回过两次家，都被赶了出来。”宋鹏飞的母亲回忆道。
第一次回家后，宋家所在村的老老少少集体到临汾市政府、卫生局要求采取防范措施，说白了就是要宋家离开村庄。村民说，我们咋不怕呢，他家又不注意，烂苹果什么的乱扔一气，村里娃多狗多，随便拣了吃了。咋办?尽管专家向村民宣讲，只要不接吻、不性交、无血液接触，艾滋病病毒是不会传染给其他人的，可是村民们根本不听这番道理，他们说，咱老百姓不懂这个，反正不敢让他们回来，他们回来，我们全村几百号老老少少就只有躲了。
万般无奈之下，宋鹏飞一家只能带着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赔偿的12.6万元，洒泪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的第一个月，宋鹏飞体内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量就从40万个下降到70个，3个月后下降为零。看到这良好的治疗效果，再加上来京时带的钱也用完了，宋鹏飞一家又萌发了回家的念头。
1998年7月份，宋鹏飞全家第二次回到了村里。起程前，宋母没忘记让医生开了一张诊断书，证明小鹏飞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已为零。宋母满怀希望，以为有了这张“护身符”，乡亲们就能容纳下他们一家。 谁知，村民们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咒骂驱赶他们。在家住了几天，他们实在难以忍受，在第七天晚上乘着黑夜，悄悄出了郭村，直奔邻村宋鹏飞的姨妈家。不料，姨妈家所在村的村民们也不愿接收他们。
“走，回北京去，就是要饭也不回来了!”全家不得不再次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
其实，作为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并非因道德问题而被感染，受到周围人们的唾弃、排斥和驱赶，宋鹏飞并非首例。上海郊区也曾有过类似的例子，一个村的人集体劳务输出，回国体检时有一人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结果非但他本人被当作“瘟神”被排斥、驱赶，妻子也被单位赶了出来，孩子无法再在当地上学。
面对艾滋病病人，我们该怎么办?
自从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到现在，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有专家预测，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40万。
勿庸讳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目前，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已不再是极个别的人，他们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数量不断扩大的群体。于是一个严峻而又沉重的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个就在我们身边的特殊群体，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在采访中，笔者获得这样一份调查数据：在中国，当人们发现身边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75％的人会采取坚决疏远和唾弃的态度。
这组由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上海、大连、广州所作的调查显示，人们对艾滋病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大多数人仍持不科学、不理智的态度。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郭村的普通村民为什么会那样对待宋鹏飞一家，尽管宋鹏飞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无辜受害者。村民们的心态也并非是偶然的，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心态的形成不仅出自于对艾滋病的极端恐惧，而且长久以来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所以，对于与艾滋病有牵连的人，人们不仅是惧怕，更重要的是极其厌恶。当然这与大部分人缺乏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有极大的关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广为普及以及相关法律的作用，艾滋病病人可以受到公正的对待，如著名篮球明星约翰逊以“抗艾勇士”的形象获得大众的尊重；学校不禁止艾滋病患者与其他学生一起上学；前不久，一世界著名人物还当众亲吻艾滋病患者，为其祝福，等等。
不过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能够主动同情和包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多种努力。可喜的是，去年上海市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艾滋病防治办法》，其中明文规定，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具有学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市民不能歧视他们，否则会受到相应处罚。今年5月初，国家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使艾滋病患者能获得相应的权利。
在经济高度发达，群众知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城市，以法规的方式保障艾滋病患者以及病毒携带者的自身权利，这种尝试值得称道。但是能否推广到更多地区以及偏僻的农村，记者不敢断言。许多艾滋病患者以及病毒携带者尤其是因种种原因而不幸感染的患者，毕竟还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有继续生活下去的渴望和权利。我们真诚希望人们能够给予他们一份同情和关怀，毕竟他们对您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
新型艾滋病药物临床试验成功
正当学术界研究者们对艾滋病病毒步步为营，展开全面攻击之时，医学界实验人员也不甘示弱，加紧临床试验，同样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1999年3月11日，位于南非比勒陀利亚l的南部非洲医科大学对外宣布，该校对一种新型艾滋病药物进行的临床试验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员称，这种药物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最终克星。据介绍，这种由爱尔兰某公司研制出的名为INACIIMN的药物，对病人无不良副作用，并比普通抗艾滋病药物便宜。该药能够阻止艾滋病病毒自身复制所需要的一种特殊的酶，以达到阻止病毒繁衍的目的。
更令人兴奋的是，该校研究人员已经声称，该药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以前上市。
至此，不难看出，艾滋病病毒在它疯狂肆虐的同时，已经被重重包围，极有可能被最终“歼灭”。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已经不远了。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艾滋病大肆泛滥的日子将不会太长了，人类有可能最终摆脱这场“噩梦”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