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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旻果说，“天籽”的存在就像是雨林中的微生物，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做着你无法想象的工作，而且效率特别高。
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一块曾经的放牛地和轮歇地上，李旻果和丈夫马悠博士创办了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并开始了他们的雨林再造事业，他们有着一个看起来不太切合实际的目标：将本该属于这里的珍稀雨林树种重新种回到这片土地上。为此，李旻果还起草了一份宣言：“让我们老班章（指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的这片山地雨林，再次从这块土地上站起来。”
迅速发展
上海世博会的英国馆内，除了6万支透明亚克力管中藏着的近千种珍贵植物种子外，空空如也。这里甚至没有一张海报，没有一样现代的摆设，但是最简单的陈列，却最发人深省。这些种子，有些已经濒临灭绝。
英国馆的种子都来自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野生生物种子资源库，这与李旻果和丈夫马悠博士长期从事的生物多样化研究和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恢复与保护工作如出一辙。
在去布朗山的路上，满眼都是橡胶林。李旻果一直认为，在热带，任何单一物种都会造成灾难。可现在，西双版纳海拔1000米以下几乎全是橡胶树，以上则遍布着台地茶和香蕉林。
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都将使人们在破坏大自然的同时，遭受应有的报应。
世博会上的人造世界美轮美奂，美丽天赐的自然世界却一步步远离我们：空气越来越污浊，河水越来越脏臭，交通越来越拥堵，垃圾越来越泛滥，森林越来越稀少，海面越来越高，冰川越来越薄，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海啸、地震、沙尘暴、光污染成人类的常客……
地球所罹患的病痛，也正是全体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吊诡的是，人类既是这场前所未有的环境危局的受害者，也是它的制造者，因果扭成一团，施受系于一身。
幸运的是，一部分先觉者已经行动起来。前所未有的地球环境危局，让越来越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应运而生，并被寄予厚望。
像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一样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已经行动起来，坚守着、拯救地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始活跃起来，并在诸多环境公共事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1994年3月31日，我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自然之友”成立，它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梁启超之孙、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耳顺之年的梁老及“自然之友”的成员曾积极奔走，促成了对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及其中栖息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的保护。
2005年4月2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我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年10月30日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1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民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华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民间环保组织约250家。
随着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在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监督政府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责、从事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
困难重重
与民间环保组织如火如荼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生存环境并不容乐观，它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依靠志愿者对于环保事业的热心与奉献，一旦失去外界支持，就会陷入尴尬境地。
李旻果的丈夫马悠博士来自德国，从1989年开始，他在菲律宾创建了群落式雨林再造模式，被称为“雨林再造之父”，改写了菲律宾国策和林学院教材，并于1997年获菲律宾政府总统奖。菲律宾的雨林再造项目经过近20年的建设，得到欧盟的最佳评估，成为生物多样性雨林种植模式的样板。
1997年，马悠受德国政府委派来到中国，开始了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华项目《中国西部生物多样化保护项目》。
两年后，在布朗山这片森林覆盖率只有16%的荒山上，300万棵珍稀种类的树苗已经被马悠夫妇种下。马悠认为，这6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够他干一辈子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辈子对马悠来说还是太短了。2010年1月26日，一颗埋藏在他体内长达十年的“定时炸弹”终于夺去了他57岁的生命。当初医生建议他做心脏瓣膜手术，可是雨林再造事业让他一耽搁就是十年。
马悠去世后，他的妻子李旻果还在继续他的事业。
“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马悠的积蓄，还有部分我们争取到的各大机构的支持，老马卖自己祖业的钱到我的账上只剩下一半了，另一半被提前放到山上的树苗上了。”
为了继续将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办下去，继续护养那片雨林，李旻果不得不开始联系欧洲的朋友，请求他们帮助售卖她和丈夫名下的几座颇具历史价值的古堡。
经费不足是绝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都面临的压力。民间环保组织最普遍的资金来源是会费，其次是组织成员捐赠、政府及主管单位拨款和企业捐赠。
调查显示，所有类型的民间环保组织中76.1%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即使诸如自然之友这种发展比较成熟、实力相对较强的组织，也主要依靠向各基金会申请项目来获得经费。
“怎样都会有造完的一天，大不了我上山呆着，每天自己种树，我最怕的是村民动摇。”当时全村人一致同意将一块曾经的放牛地和轮歇地承包给李旻果夫妇用于再造雨林。可李旻果的树经常被人用刀砍得遍体鳞伤。
护林的工头阿海已经干了8年了，跟马悠语言不通，但却死心塌地，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在干一番大事业。
阿海手下掌管着50个季节工人，每年3个月必须集体下林锄草，帮助幼苗生长。但附近村民放火烧山的现象太严重，给锄草带来很大困难。树被烧死后地会变得更肥，而草也会长得更猛烈。
“我的境界跟10年前不一样了，我会把所有的挑战当成自己的修行。”李旻果说，无论多难，都会坚持下去。
前路渐明
民间环保组织从诞生到兴起，其活动领域在逐渐扩大，并开始触及深层次议题，影响力也得以不断扩大。但在筹措资金和实际操作层面却屡屡碰壁、困难重重。
前行的路虽遍布荆棘，但因为先行者们更为炽热的对地球和家园的热爱，以及更为超然的理想主义气质，让他们在艰难中舍弃虚名、退回乡野，以一介草民之力让世界为之感动。
“我绝不会苟活，我一定会高调地去完成老马的事业。”李旻果在为自己的信仰和丈夫的理想倔强坚持。
“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已经越来越受到公众唾弃。而在2003年以后，随着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自发参与环保事业。围绕着若干重要公共事件，民间环保组织就水坝建设、毁林造纸等焦点议题，逐渐开始尝试性地建构环境公共议题，积极推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和公民听证。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赢，需要大量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同时，如果经济发展存在对生态的破坏，公众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受害者。”
2006年2月22日国家环保部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保事业的公众参与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也不枉无数先行者们的独自坚守和摸爬滚打，他们不再孤单。
“人是有债的，老马的债在我身上，我只是想把他的誓言再写明白一些，去感化所有人。” 李旻果认为，她做的事并没多么伟大，她只是在做着每个人都该做的事情。
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一块曾经的放牛地和轮歇地上，李旻果和丈夫马悠博士创办了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并开始了他们的雨林再造事业，他们有着一个看起来不太切合实际的目标：将本该属于这里的珍稀雨林树种重新种回到这片土地上。为此，李旻果还起草了一份宣言：“让我们老班章（指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的这片山地雨林，再次从这块土地上站起来。”
迅速发展
上海世博会的英国馆内，除了6万支透明亚克力管中藏着的近千种珍贵植物种子外，空空如也。这里甚至没有一张海报，没有一样现代的摆设，但是最简单的陈列，却最发人深省。这些种子，有些已经濒临灭绝。
英国馆的种子都来自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野生生物种子资源库，这与李旻果和丈夫马悠博士长期从事的生物多样化研究和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恢复与保护工作如出一辙。
在去布朗山的路上，满眼都是橡胶林。李旻果一直认为，在热带，任何单一物种都会造成灾难。可现在，西双版纳海拔1000米以下几乎全是橡胶树，以上则遍布着台地茶和香蕉林。
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都将使人们在破坏大自然的同时，遭受应有的报应。
世博会上的人造世界美轮美奂，美丽天赐的自然世界却一步步远离我们：空气越来越污浊，河水越来越脏臭，交通越来越拥堵，垃圾越来越泛滥，森林越来越稀少，海面越来越高，冰川越来越薄，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海啸、地震、沙尘暴、光污染成人类的常客……
地球所罹患的病痛，也正是全体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吊诡的是，人类既是这场前所未有的环境危局的受害者，也是它的制造者，因果扭成一团，施受系于一身。
幸运的是，一部分先觉者已经行动起来。前所未有的地球环境危局，让越来越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应运而生，并被寄予厚望。
像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一样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已经行动起来，坚守着、拯救地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始活跃起来，并在诸多环境公共事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1994年3月31日，我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自然之友”成立，它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梁启超之孙、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耳顺之年的梁老及“自然之友”的成员曾积极奔走，促成了对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及其中栖息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的保护。
2005年4月2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我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成立。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年10月30日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1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民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华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民间环保组织约250家。
随着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在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监督政府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责、从事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
困难重重
与民间环保组织如火如荼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生存环境并不容乐观，它们所做的一切完全依靠志愿者对于环保事业的热心与奉献，一旦失去外界支持，就会陷入尴尬境地。
李旻果的丈夫马悠博士来自德国，从1989年开始，他在菲律宾创建了群落式雨林再造模式，被称为“雨林再造之父”，改写了菲律宾国策和林学院教材，并于1997年获菲律宾政府总统奖。菲律宾的雨林再造项目经过近20年的建设，得到欧盟的最佳评估，成为生物多样性雨林种植模式的样板。
1997年，马悠受德国政府委派来到中国，开始了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华项目《中国西部生物多样化保护项目》。
两年后，在布朗山这片森林覆盖率只有16%的荒山上，300万棵珍稀种类的树苗已经被马悠夫妇种下。马悠认为，这6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够他干一辈子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辈子对马悠来说还是太短了。2010年1月26日，一颗埋藏在他体内长达十年的“定时炸弹”终于夺去了他57岁的生命。当初医生建议他做心脏瓣膜手术，可是雨林再造事业让他一耽搁就是十年。
马悠去世后，他的妻子李旻果还在继续他的事业。
“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马悠的积蓄，还有部分我们争取到的各大机构的支持，老马卖自己祖业的钱到我的账上只剩下一半了，另一半被提前放到山上的树苗上了。”
为了继续将天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办下去，继续护养那片雨林，李旻果不得不开始联系欧洲的朋友，请求他们帮助售卖她和丈夫名下的几座颇具历史价值的古堡。
经费不足是绝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都面临的压力。民间环保组织最普遍的资金来源是会费，其次是组织成员捐赠、政府及主管单位拨款和企业捐赠。
调查显示，所有类型的民间环保组织中76.1%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即使诸如自然之友这种发展比较成熟、实力相对较强的组织，也主要依靠向各基金会申请项目来获得经费。
“怎样都会有造完的一天，大不了我上山呆着，每天自己种树，我最怕的是村民动摇。”当时全村人一致同意将一块曾经的放牛地和轮歇地承包给李旻果夫妇用于再造雨林。可李旻果的树经常被人用刀砍得遍体鳞伤。
护林的工头阿海已经干了8年了，跟马悠语言不通，但却死心塌地，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在干一番大事业。
阿海手下掌管着50个季节工人，每年3个月必须集体下林锄草，帮助幼苗生长。但附近村民放火烧山的现象太严重，给锄草带来很大困难。树被烧死后地会变得更肥，而草也会长得更猛烈。
“我的境界跟10年前不一样了，我会把所有的挑战当成自己的修行。”李旻果说，无论多难，都会坚持下去。
前路渐明
民间环保组织从诞生到兴起，其活动领域在逐渐扩大，并开始触及深层次议题，影响力也得以不断扩大。但在筹措资金和实际操作层面却屡屡碰壁、困难重重。
前行的路虽遍布荆棘，但因为先行者们更为炽热的对地球和家园的热爱，以及更为超然的理想主义气质，让他们在艰难中舍弃虚名、退回乡野，以一介草民之力让世界为之感动。
“我绝不会苟活，我一定会高调地去完成老马的事业。”李旻果在为自己的信仰和丈夫的理想倔强坚持。
“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已经越来越受到公众唾弃。而在2003年以后，随着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自发参与环保事业。围绕着若干重要公共事件，民间环保组织就水坝建设、毁林造纸等焦点议题，逐渐开始尝试性地建构环境公共议题，积极推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和公民听证。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认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赢，需要大量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同时，如果经济发展存在对生态的破坏，公众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受害者。”
2006年2月22日国家环保部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保事业的公众参与有了可遵循的模式。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也不枉无数先行者们的独自坚守和摸爬滚打，他们不再孤单。
“人是有债的，老马的债在我身上，我只是想把他的誓言再写明白一些，去感化所有人。” 李旻果认为，她做的事并没多么伟大，她只是在做着每个人都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