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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是一种普遍的文艺现象，影视改编对文学的传播和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刘醒龙小说富含强烈的现实关注与悲悯情怀，具有较强的艺术冲击力和市场感召力，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文学与影视遇合实现了“双赢”。
关键词：刘醒龙；现实主义；电影改编；传播
刘醒龙是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小说家，不仅是湖北文坛“第一方阵”的重要一员，更是显赫一时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多写中国当代基层的人和事，乡镇和村舍是其主要的叙事空间，具有传统的写实主义风格和细腻的情节描绘与微妙的心理刻画，不仅使沉寂多年的“改革文学”重放异彩，而且让新时期“乡土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1992年是其创作转折点，几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村支书》《秋风醉了》等先后问世，刘醒龙在全省乃至全国声名鹊起。随后又发表了《农民作家》《黄昏放牛》《暮时课诵》《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小说。一时间刘醒龙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竞相登载，广为传播。
刘醒龙小说被国内传统媒介（报刊、杂志）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被翻译成英、法、日等文字介绍到国外；并且还受到了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电影、电视）的青睐，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凤凰琴》改编成同名电影，《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脸对脸》，这两部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了许多奖项，蜚声中外。因此，我们阅读和研究刘醒龙，其小说的影视改编和跨媒介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刘醒龙“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评价沈从文语），除了自身杰出的文学才华外，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杂志、电影、电视）的传播与运作是其重要因素。
一、《凤凰琴》奏响，誉满神州
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刘醒龙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最初发表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和《作品与争鸣》等文学期刊选登，被誉为“关注现实的‘主旋律’小说代表作之一”。1993年著名导演何群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桔生、刘醒龙、卜炎贵编剧），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
小说《凤凰琴》以一个高考落榜者张英才的心灵历程作为叙事线索，对中国当下教育现状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问题进行了客观描绘。张英才通过当乡文教站站长的舅舅的关照来到界岭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界岭小学地处偏远山区，可谓穷山恶水，学校共有五名老师（包括瘫痪在床的明爱芬老师），时常有学生退学。校长老余、副校长邓育梅和教导主任孙四海各怀心事，彼此也偶有矛盾，但是对教学都极为认真，对学生也极尽关怀。小说的情节有两处高潮：一处是上级来了扫盲工作检查团，另一处是投票决定转正指标的归属。县教育局检查团来检查时，界岭小学虚报了入学率，目的是获得奖金用来修理校舍。年轻气盛的张英才觉得这样做可耻，便写信给县教育局揭发了此事，界岭小学的先进被取消了，奖金也没了，其他几位老师都很气愤。张英才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却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和孤立。后来张英才逐渐为自己的“恶作剧”悔恨，特别是在一次升国旗时被师生们的执著情怀所感动，便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叫《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寄给了省报，引来了记者，省报报道了界岭小学的情况并刊登了照片，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县教育局拨来了三千元钱的救济金，还专门给了张英才一个转正指标。张英才却认为余校长、邓育梅和孙四海真正具备转正的资格。于是投票，张英才和余校长相互投了一票，邓育梅和孙四海各为自己投了一票，这样每人一票，无法决定。张英才提出把指标给余校长，老余却说给他妻子明爱芬。“凤凰琴”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凤凰琴是舅舅送给明爱芬老师的，十几年前，界岭小学只有舅舅和明爱芬老师两人，都想转正，可是上级只分来一个指标。按照业务能力，明爱芬比舅舅强，舅舅却娶了一个有后台的妻子，把指标抢走了。明爱芬气不过，生育后第三天赶到县里参加转正考试，因为趟了冷水河，重病加身以致瘫痪。舅舅离开界岭小学时把凤凰琴留给明老师，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琴上，又怕这样会刺激她，最后就用小刀刮掉了。多少年来，舅舅一直心怀内疚，而瘫痪在床的明爱芬只剩下一个愿望——转正。老余深知妻子的心情，于是提出这个要求，大家一致同意。明爱芬没填完转正表就死了。明爱芬的死让邓育梅和孙四海心有所悟，和老余三人都放弃转正的机会，把指标给了张英才。张英才离开了界岭小学。
改编后的电影几乎完整地表达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传达了作家的忧思。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间贫困农村的教育问题、民办教师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电影因为有意识地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未能有效地表达出小说的情感力量。何群在接拍这部电影时是想把这种“主题先行”的严肃内容拍得比较感性一些。这样处理固然是由于电影媒介的大众性和通俗性，当然也与导演的认识有关：“小说感情色彩很浓，容量也很大，人物后面的关系比较复杂，影片不敢着更多的笔墨，延伸开来会跑题……有些看来会动感情的地方，我采取省略的态度，试图用最简洁的方式叙事。”[1]于是，小说中那段最动情、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明爱芬死去，师生们为她“降半旗致哀”，一千多人参加葬礼——在电影中被删掉了，这是电影最大的改动。另一处改动是把男主人公张英才变成了女主人公张英子，并且在叙事上采用了张英子第一人称画外音。这样改动可能是编导想要演绎一个中国版“乡村女教师”的故事，也是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当然在银幕的性别结构上显得更为合理，可看性增强了。这部影片公映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获奖无数，包括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特别奖”、 首届珠海电影节“飞龙奖”等。刘醒龙也因此一跃成为著名小说家。
二、从《秋风醉了》到《背靠背，脸对脸》
中篇小说《秋风醉了》原载于《长江文艺》1992年第11期，后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和台湾《联合文学》等选载，成为刘醒龙又一部传播广泛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与其后的《菩提醉了》《暮时课诵》《孔雀绿》《寂寞歌唱》等构成“单位系列”，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小官僚作了全方位的描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与刘震云的“单位系列”小说媲美。
著名导演黄建新1994年将《秋风醉了》改编为电影《背靠背，脸对脸》（黄建新、刘醒龙、孙毅安编剧，黄建新与杨亚洲联合执导），与《站直啰，别趴下》和《红灯停，绿灯行》一起构成了“城市百态三部曲”，对都市里小人物的生活形态、人际关系以及权力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掘，以一种平实细腻的风格在追求文化反思与影像美学的第五代电影中脱颖而出，令人瞩目。
黄建新的电影大部分改编自当代小说，《背靠背，脸对脸》采用他一贯的改编策略：注重顺时叙事，追求人物形象的鲜明和人物关系的明晰，以朴实手法还原都市市民的“原生态”生活状况。“背靠背，脸对脸”既口语化，又达到一种意境效果——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的人，彼此背靠着背、脸对着脸，为了些许利益勾心斗角，从片名就可以让人感知小官僚的无聊与庸俗。小说《秋风醉了》是一部“官场小说”，讲述了一个县城里的文化馆王副馆长如何绞尽脑汁斗走了三位正馆长，最终变成名副其实的正馆长的故事。小说因为语言平实、叙事流畅，营造出一种生活化和日常化的审美效果，在清醒的现实主义描写中透露出作家的忧思。电影《背靠背，脸对脸》与小说保持相同的叙事节律，但是为了适应影像表达的需要，主要改动有三处：一是人物形象更加明晰，在原小说中一直以“王副馆长”称呼的主人公在电影中大名叫“王双立”。二是情节更为集中紧凑，电影把原小说中的三位馆长减少为两个：第一任馆长老马的情节大致不差地移植过来，后两任正馆长——阎馆长和林馆长合并为阎馆长一人，并且把林馆长的部分情节安插在阎馆长这个角色身上，例如小说中林馆长与冷冰冰私奔在电影中变成了阎馆长与肖乐乐私奔了。三是人物的性格较之原小说有了变化，更为复杂多变，更为丰满了。电影中增加了一个人物摄影员小侯，在王与两位馆长的斗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效地烘托出王副馆长既工于心计又顾全大局，既曲意逢迎又讲哥们义气的性格特征。另外，电影对李会计的性格行为作了一个重要调整：小说中的李会计虽然富有心计、趋炎附势、仗势欺人，但始终立场坚定，忠实追随王副馆长，成为王的得力助手。电影中则让他在协助王双立斗走了第一任馆长老马之后倒向了新任的阎馆长一边，显示出人物多层面的性格。电影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物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比如对王副馆长父亲的处理方式就有失分寸，把小说中父亲的无意帮忙改为主动同谋者，有失偶然性和戏剧感。
改编后的电影获得了极大成功，荣获第1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合拍片奖，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上海影评人奖，1994年十佳影片奖，首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主角奖等。从小说《秋风醉了》到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小说中的小官僚作风被真切地表现出来，而又不动声色，这除了归功于主演牛振华的出色表演外，更得力于黄建新特有的一种非常成熟冷静的电影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黄建新电影“表现人生百态”，是“一种素描式的当代中国城市人心态恍惚的记录，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干部、知识分子还是个体劳动者，都不断地被抛出经验的轨道，投进陌生的生存境遇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黄建新时而痛楚，时而震惊，时而批判地看着思考着这一切，黄建新不外露自己的立场，却在情节和镜语中隐隐地流露出感情和情绪”[2]。这正是人们对黄建新“常态电影”[3]的认定，也是作为第五代导演“另类”的黄建新对中国当代电影所作的贡献。刘醒龙与黄建新的遇合，既是文学的有效传播与消费，又是电影的内蕴生成与升华，彼此达到了“共赢”。
三、其他作品的电视剧改编
之后，刘醒龙的小说深受影视界的青睐，多次被改编。《黄昏放牛》被太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拍成同名6集电视剧，1996年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农民作家》被太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拍成上、下集电视剧《戏》，1997年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分享艰难》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太原电视台合拍成10集电视剧《小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也被上述两单位改编成10集电视剧《劳动的人民在歌唱》。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武汉市歌舞剧院改编为现代舞剧《山水谣》，获文化部戏曲文华奖，等等。
刘醒龙小说正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印刷媒介和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广泛传播，声名日显。其最新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被誉为“新世纪具有史诗性特征的乡村小说力作”，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由其改编的40集同名电视剧（邹静之编剧，张黎、刘淼淼导演，段奕宏、柯蓝、宋佳、黄志忠等主演）已经由华谊兄弟天意影视公司制作完成，被媒体称为“史诗巨片”，即将播出，备受关注。刘醒龙可能再一次成为普罗大众和传播媒介瞩目的焦点。
注释：
[1] 何群：《平实自然地讲故事——导演〈凤凰琴〉的体会》，《中国电影年鉴》1994年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2] 吕晓明：《并不只是边远的地方才有梦》，柴效锋、纪珉、吕晓明编著《黄建新年轻的眼睛》，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3] 曹小晶：《论黄建新的“常态电影”》，《求索》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咸宁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刘醒龙；现实主义；电影改编；传播
刘醒龙是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小说家，不仅是湖北文坛“第一方阵”的重要一员，更是显赫一时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多写中国当代基层的人和事，乡镇和村舍是其主要的叙事空间，具有传统的写实主义风格和细腻的情节描绘与微妙的心理刻画，不仅使沉寂多年的“改革文学”重放异彩，而且让新时期“乡土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1992年是其创作转折点，几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村支书》《秋风醉了》等先后问世，刘醒龙在全省乃至全国声名鹊起。随后又发表了《农民作家》《黄昏放牛》《暮时课诵》《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小说。一时间刘醒龙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竞相登载，广为传播。
刘醒龙小说被国内传统媒介（报刊、杂志）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被翻译成英、法、日等文字介绍到国外；并且还受到了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电影、电视）的青睐，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凤凰琴》改编成同名电影，《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脸对脸》，这两部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了许多奖项，蜚声中外。因此，我们阅读和研究刘醒龙，其小说的影视改编和跨媒介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刘醒龙“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评价沈从文语），除了自身杰出的文学才华外，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杂志、电影、电视）的传播与运作是其重要因素。
一、《凤凰琴》奏响，誉满神州
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刘醒龙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最初发表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和《作品与争鸣》等文学期刊选登，被誉为“关注现实的‘主旋律’小说代表作之一”。1993年著名导演何群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桔生、刘醒龙、卜炎贵编剧），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
小说《凤凰琴》以一个高考落榜者张英才的心灵历程作为叙事线索，对中国当下教育现状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问题进行了客观描绘。张英才通过当乡文教站站长的舅舅的关照来到界岭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界岭小学地处偏远山区，可谓穷山恶水，学校共有五名老师（包括瘫痪在床的明爱芬老师），时常有学生退学。校长老余、副校长邓育梅和教导主任孙四海各怀心事，彼此也偶有矛盾，但是对教学都极为认真，对学生也极尽关怀。小说的情节有两处高潮：一处是上级来了扫盲工作检查团，另一处是投票决定转正指标的归属。县教育局检查团来检查时，界岭小学虚报了入学率，目的是获得奖金用来修理校舍。年轻气盛的张英才觉得这样做可耻，便写信给县教育局揭发了此事，界岭小学的先进被取消了，奖金也没了，其他几位老师都很气愤。张英才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却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和孤立。后来张英才逐渐为自己的“恶作剧”悔恨，特别是在一次升国旗时被师生们的执著情怀所感动，便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叫《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寄给了省报，引来了记者，省报报道了界岭小学的情况并刊登了照片，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县教育局拨来了三千元钱的救济金，还专门给了张英才一个转正指标。张英才却认为余校长、邓育梅和孙四海真正具备转正的资格。于是投票，张英才和余校长相互投了一票，邓育梅和孙四海各为自己投了一票，这样每人一票，无法决定。张英才提出把指标给余校长，老余却说给他妻子明爱芬。“凤凰琴”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凤凰琴是舅舅送给明爱芬老师的，十几年前，界岭小学只有舅舅和明爱芬老师两人，都想转正，可是上级只分来一个指标。按照业务能力，明爱芬比舅舅强，舅舅却娶了一个有后台的妻子，把指标抢走了。明爱芬气不过，生育后第三天赶到县里参加转正考试，因为趟了冷水河，重病加身以致瘫痪。舅舅离开界岭小学时把凤凰琴留给明老师，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琴上，又怕这样会刺激她，最后就用小刀刮掉了。多少年来，舅舅一直心怀内疚，而瘫痪在床的明爱芬只剩下一个愿望——转正。老余深知妻子的心情，于是提出这个要求，大家一致同意。明爱芬没填完转正表就死了。明爱芬的死让邓育梅和孙四海心有所悟，和老余三人都放弃转正的机会，把指标给了张英才。张英才离开了界岭小学。
改编后的电影几乎完整地表达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传达了作家的忧思。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间贫困农村的教育问题、民办教师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电影因为有意识地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未能有效地表达出小说的情感力量。何群在接拍这部电影时是想把这种“主题先行”的严肃内容拍得比较感性一些。这样处理固然是由于电影媒介的大众性和通俗性，当然也与导演的认识有关：“小说感情色彩很浓，容量也很大，人物后面的关系比较复杂，影片不敢着更多的笔墨，延伸开来会跑题……有些看来会动感情的地方，我采取省略的态度，试图用最简洁的方式叙事。”[1]于是，小说中那段最动情、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明爱芬死去，师生们为她“降半旗致哀”，一千多人参加葬礼——在电影中被删掉了，这是电影最大的改动。另一处改动是把男主人公张英才变成了女主人公张英子，并且在叙事上采用了张英子第一人称画外音。这样改动可能是编导想要演绎一个中国版“乡村女教师”的故事，也是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当然在银幕的性别结构上显得更为合理，可看性增强了。这部影片公映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获奖无数，包括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特别奖”、 首届珠海电影节“飞龙奖”等。刘醒龙也因此一跃成为著名小说家。
二、从《秋风醉了》到《背靠背，脸对脸》
中篇小说《秋风醉了》原载于《长江文艺》1992年第11期，后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和台湾《联合文学》等选载，成为刘醒龙又一部传播广泛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与其后的《菩提醉了》《暮时课诵》《孔雀绿》《寂寞歌唱》等构成“单位系列”，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小官僚作了全方位的描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与刘震云的“单位系列”小说媲美。
著名导演黄建新1994年将《秋风醉了》改编为电影《背靠背，脸对脸》（黄建新、刘醒龙、孙毅安编剧，黄建新与杨亚洲联合执导），与《站直啰，别趴下》和《红灯停，绿灯行》一起构成了“城市百态三部曲”，对都市里小人物的生活形态、人际关系以及权力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掘，以一种平实细腻的风格在追求文化反思与影像美学的第五代电影中脱颖而出，令人瞩目。
黄建新的电影大部分改编自当代小说，《背靠背，脸对脸》采用他一贯的改编策略：注重顺时叙事，追求人物形象的鲜明和人物关系的明晰，以朴实手法还原都市市民的“原生态”生活状况。“背靠背，脸对脸”既口语化，又达到一种意境效果——同在一个办公室上班的人，彼此背靠着背、脸对着脸，为了些许利益勾心斗角，从片名就可以让人感知小官僚的无聊与庸俗。小说《秋风醉了》是一部“官场小说”，讲述了一个县城里的文化馆王副馆长如何绞尽脑汁斗走了三位正馆长，最终变成名副其实的正馆长的故事。小说因为语言平实、叙事流畅，营造出一种生活化和日常化的审美效果，在清醒的现实主义描写中透露出作家的忧思。电影《背靠背，脸对脸》与小说保持相同的叙事节律，但是为了适应影像表达的需要，主要改动有三处：一是人物形象更加明晰，在原小说中一直以“王副馆长”称呼的主人公在电影中大名叫“王双立”。二是情节更为集中紧凑，电影把原小说中的三位馆长减少为两个：第一任馆长老马的情节大致不差地移植过来，后两任正馆长——阎馆长和林馆长合并为阎馆长一人，并且把林馆长的部分情节安插在阎馆长这个角色身上，例如小说中林馆长与冷冰冰私奔在电影中变成了阎馆长与肖乐乐私奔了。三是人物的性格较之原小说有了变化，更为复杂多变，更为丰满了。电影中增加了一个人物摄影员小侯，在王与两位馆长的斗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效地烘托出王副馆长既工于心计又顾全大局，既曲意逢迎又讲哥们义气的性格特征。另外，电影对李会计的性格行为作了一个重要调整：小说中的李会计虽然富有心计、趋炎附势、仗势欺人，但始终立场坚定，忠实追随王副馆长，成为王的得力助手。电影中则让他在协助王双立斗走了第一任馆长老马之后倒向了新任的阎馆长一边，显示出人物多层面的性格。电影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物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比如对王副馆长父亲的处理方式就有失分寸，把小说中父亲的无意帮忙改为主动同谋者，有失偶然性和戏剧感。
改编后的电影获得了极大成功，荣获第1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合拍片奖，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上海影评人奖，1994年十佳影片奖，首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主角奖等。从小说《秋风醉了》到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小说中的小官僚作风被真切地表现出来，而又不动声色，这除了归功于主演牛振华的出色表演外，更得力于黄建新特有的一种非常成熟冷静的电影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黄建新电影“表现人生百态”，是“一种素描式的当代中国城市人心态恍惚的记录，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干部、知识分子还是个体劳动者，都不断地被抛出经验的轨道，投进陌生的生存境遇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黄建新时而痛楚，时而震惊，时而批判地看着思考着这一切，黄建新不外露自己的立场，却在情节和镜语中隐隐地流露出感情和情绪”[2]。这正是人们对黄建新“常态电影”[3]的认定，也是作为第五代导演“另类”的黄建新对中国当代电影所作的贡献。刘醒龙与黄建新的遇合，既是文学的有效传播与消费，又是电影的内蕴生成与升华，彼此达到了“共赢”。
三、其他作品的电视剧改编
之后，刘醒龙的小说深受影视界的青睐，多次被改编。《黄昏放牛》被太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拍成同名6集电视剧，1996年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农民作家》被太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合拍成上、下集电视剧《戏》，1997年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分享艰难》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太原电视台合拍成10集电视剧《小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也被上述两单位改编成10集电视剧《劳动的人民在歌唱》。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武汉市歌舞剧院改编为现代舞剧《山水谣》，获文化部戏曲文华奖，等等。
刘醒龙小说正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印刷媒介和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广泛传播，声名日显。其最新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被誉为“新世纪具有史诗性特征的乡村小说力作”，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由其改编的40集同名电视剧（邹静之编剧，张黎、刘淼淼导演，段奕宏、柯蓝、宋佳、黄志忠等主演）已经由华谊兄弟天意影视公司制作完成，被媒体称为“史诗巨片”，即将播出，备受关注。刘醒龙可能再一次成为普罗大众和传播媒介瞩目的焦点。
注释：
[1] 何群：《平实自然地讲故事——导演〈凤凰琴〉的体会》，《中国电影年鉴》1994年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2] 吕晓明：《并不只是边远的地方才有梦》，柴效锋、纪珉、吕晓明编著《黄建新年轻的眼睛》，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3] 曹小晶：《论黄建新的“常态电影”》，《求索》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咸宁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