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中间美术馆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见到这么多思考问题的年轻朋友,特别是还有机会跟我的老朋友酒井教授对谈.这其实是我和他第一次在中国做这样的活动.以前我们在日本和美国都做过,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说意义很不一样,因为我也是东道主的一部分.rn我和酒井教授事前没有做过任何交流,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对方要讲什么.可是我刚刚听到他的报告之后非常兴奋.我发现我们两个讲的内容完全没有重合,但我们的问题意识是非常一致的.酒井教授刚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全球知识界认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如何地被欧洲中心论这一基本的思维框架制造出来的,而我们亚洲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不假思考地接受了这些既定的约束.在酒井教授报告后回应第一位年轻朋友的问题时,他说:胡塞尔虽然是在抵抗欧洲的种族主义和逐渐兴起的纳粹主义,但是他却是在欧洲中心论的框架内做这样的抵抗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今西方世界(包括北美)的批判知识分子,在他们批评和反思欧美中心论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个宿命,即他们不得不在那个被约定好的框架之内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