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５０％，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８０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记者，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概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２０％左右降低到１０％，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９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２％。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处理冠心病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２０１０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７０岁的男性病人放了１１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得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以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证，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２００８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１８．８万人。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就曾对这个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做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２万～３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３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据《健康生活报》
　　编辑／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