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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能更好地转型吗？很多人都明白：就看未来的5年、10年了。这也是“两会”后，人们的普遍期盼。
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是过去把它弄成了这样，而如果走不出过去，他一定会和未来过不去。对于社会来说，也如此。
如果以2003年为起点，10年来，中国社会大致是这样演化的：
城乡结构很大程度上被重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变得不可逆。农村日益空心化，而城市则游荡着收入低、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权利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应地，在2005年的时候，官方还在轰轰烈烈地要搞“新农村建设”，但现在已很少提了，口号变成了“城镇化”。
社会结构继续“断裂”。由于这10年来，早已没有普遍受益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或可以强势地影响到资源、权利、机会分配的游戏规则的精英群体，要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份额，只能是加剧对中下层利益的挤占。“中产阶层社会”还只是一种想象，就已陷入困境。
社会冲突加深。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以及结构畸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由拥有权力、金钱的人指向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它导致社会在精神上被败坏，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撕裂社会团结。而在权力—资本的剥夺中，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情况达到这种地步：政府为了政绩，我行我素，批建各种在环保上有疑问的项目时，也激起人们的社会抗议，比如厦门、大连的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
当社会坏了，不稳定的时候，政治的稳定也就是一个问题。这10年来，官方在控制社会上，思路也有所调整。调子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表明，高层意识到继续按照既往的权力控制模式“管理”社会已经不行了，这是对执政的一个挑战。问题是如何“创新”呢？
2007年，群体性事件更多。这一年，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把“社会管理创新”定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定位延续至今。
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在个别权力机构的职能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中央层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少了严打色彩；广东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强化“社会工作”的职能。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也在“创新”。
但思路是很清楚的，就是稍微换一种方式，保持权力能够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控制。在真正对社会的“管理”上，并没有放多少权还给社会；而对社会的建设，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推进。
社会的变化已经天翻地覆，政府的调整和创新步伐有些跟不上。这种“不匹配”为社会问题的继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也会使得爆发的问题比消除的问题来得更多，个别地方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原因太多了。
最根本的，就是得重新理解什么叫“社会”。
广义的“社会”，说白了，就是一大帮人一起进入一个空间，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所以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合作”干什么呢？创造财富，分配利益，维护秩序，进行文化创造或娱乐，等等。换言之，人们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就是在“社会”里搞的。搞出问题了，当然会败坏“社会”。
狭义的社会，则是一个和“政府”相对的，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领域。
当一个社会变坏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失败。因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受损的人不想玩了，但又逃不掉，怎么办？冲击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也就出现。
这也与政府的错位有一定关联。从理论上探讨，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政府缺位或（和）让自己成为一个参与社会竞争的利益集团，相当于没有政府，社会成为一个“自然状态”意义上的丛林，弱肉强食，这是典型的“失败社会”；另一种是，政府不仅在广义的“社会”领域内呼风唤雨，说一不二，也完全控制了狭义的社会，把社会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此也就相当于没有社会，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这10年来，中国当然没有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是它们的复杂组合。在广义的社会领域，本该履行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却因为没有利益，需要付出成本而缺位甚多；在狭义的社会领域，本该让社会得到自我治理，却因为有利益需求，想获得权力控制的力量感、安全感而不肯放手。
在中国不少地方，这两种情况如影随形。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群体性事件，比如社会不公，其本质，乃是某种权力在利益驱动下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指向的，应该是对政府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的“管理”。
事实上，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像治安、食品监管等，可以说这是在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种“社会管理”，说穿了就是政府按照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能，依规办事。在这里，政府是主体，“社会”不过是被管的对象。
但狭义的社会有所不同，那是一个具有某种程度自治的领域，政府介于其中，应该是“社会治理”—社会本身（社会组织和群体）平时可以搞定自己的很多事情，无需政府“在场”，在其和政府相遇时，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不是就要被“管”，假定政府有权命令他们。
可以说，就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说，不太适用于“管理”这样的概念。它太容易惹事，让政府遏制不住自己去控制，去干涉的冲动。
到目前为止，在未来的5年、10年中，新一届执政高层在社会治理上的思路，从高层的最新论述中，可见端倪。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这隐喻着一种突破。未来的5年、10年，在“拯救社会”上，应该是变“管理”为“治理”，使社会获得充足的疗伤空间，能够正常地“发育”。
只是，“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的社会治理思路，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能形成法律，界定好政府和社会彼此的关系和活动领域吗？如何判断哪些是“社会可以做好的”，谁来判断？政府如果在社会自治的领域，不愿意退出怎么办，谁有责任，有办法让它退出？
只是放社会一马还不够。社会已经病了，还需要把欠账补回来，给社会治病。而这些，在未来的5年、10年更为关键。
药方无非是“维护社会公正”、“健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抑制房价”、“约束权力”、“破除户籍阻碍”、“实现国民平等待遇”等等。都是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都是社会溃败的杀手。对于新一届执政高层来说，面临的考验已不是重复地说它们，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见到实效。
未来的5年、10年，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也应受到法律和公民权利的约束，考虑对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以前对房地产的定位，还有各种房价调控政策，固化、扩大了中国不平等的利益秩序，严重伤害了中下层，导致社会结构，还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新的政策的出台，当以对法律，对公民权利的敬畏，对社会负责为前提。
人类历史上，在还没有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社会。而当有了政府以后，社会好与坏，与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息息相关。未来的5年、10年，建设一个好社会，某种意义上和建设一个好政府，差不多是一回事。
因为说穿了，社会的问题，其逻辑原点，还是权力、权利问题。
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社会演化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是过去把它弄成了这样，而如果走不出过去，他一定会和未来过不去。对于社会来说，也如此。
如果以2003年为起点，10年来，中国社会大致是这样演化的：
城乡结构很大程度上被重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变得不可逆。农村日益空心化，而城市则游荡着收入低、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权利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应地，在2005年的时候，官方还在轰轰烈烈地要搞“新农村建设”，但现在已很少提了，口号变成了“城镇化”。
社会结构继续“断裂”。由于这10年来，早已没有普遍受益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或可以强势地影响到资源、权利、机会分配的游戏规则的精英群体，要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份额，只能是加剧对中下层利益的挤占。“中产阶层社会”还只是一种想象，就已陷入困境。
社会冲突加深。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以及结构畸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由拥有权力、金钱的人指向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它导致社会在精神上被败坏，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撕裂社会团结。而在权力—资本的剥夺中，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情况达到这种地步：政府为了政绩，我行我素，批建各种在环保上有疑问的项目时，也激起人们的社会抗议，比如厦门、大连的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
当社会坏了，不稳定的时候，政治的稳定也就是一个问题。这10年来，官方在控制社会上，思路也有所调整。调子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表明，高层意识到继续按照既往的权力控制模式“管理”社会已经不行了，这是对执政的一个挑战。问题是如何“创新”呢？
2007年，群体性事件更多。这一年，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把“社会管理创新”定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定位延续至今。
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在个别权力机构的职能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中央层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少了严打色彩；广东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强化“社会工作”的职能。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也在“创新”。
但思路是很清楚的，就是稍微换一种方式，保持权力能够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控制。在真正对社会的“管理”上，并没有放多少权还给社会；而对社会的建设，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推进。
什么叫“社会”
社会的变化已经天翻地覆，政府的调整和创新步伐有些跟不上。这种“不匹配”为社会问题的继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也会使得爆发的问题比消除的问题来得更多，个别地方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原因太多了。
最根本的，就是得重新理解什么叫“社会”。
广义的“社会”，说白了，就是一大帮人一起进入一个空间，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所以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合作”干什么呢？创造财富，分配利益，维护秩序，进行文化创造或娱乐，等等。换言之，人们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就是在“社会”里搞的。搞出问题了，当然会败坏“社会”。
狭义的社会，则是一个和“政府”相对的，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领域。
当一个社会变坏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失败。因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受损的人不想玩了，但又逃不掉，怎么办？冲击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也就出现。
这也与政府的错位有一定关联。从理论上探讨，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政府缺位或（和）让自己成为一个参与社会竞争的利益集团，相当于没有政府，社会成为一个“自然状态”意义上的丛林，弱肉强食，这是典型的“失败社会”；另一种是，政府不仅在广义的“社会”领域内呼风唤雨，说一不二，也完全控制了狭义的社会，把社会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此也就相当于没有社会，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这10年来，中国当然没有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是它们的复杂组合。在广义的社会领域，本该履行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却因为没有利益，需要付出成本而缺位甚多；在狭义的社会领域，本该让社会得到自我治理，却因为有利益需求，想获得权力控制的力量感、安全感而不肯放手。
在中国不少地方，这两种情况如影随形。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群体性事件，比如社会不公，其本质，乃是某种权力在利益驱动下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指向的，应该是对政府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的“管理”。
未来的5年、10年，在“拯救社会”上，应该是变“管理”为“治理”，使社会获得充足的疗伤空间，能够正常地“发育”。
给社会治病
事实上，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像治安、食品监管等，可以说这是在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种“社会管理”，说穿了就是政府按照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能，依规办事。在这里，政府是主体，“社会”不过是被管的对象。
但狭义的社会有所不同，那是一个具有某种程度自治的领域，政府介于其中，应该是“社会治理”—社会本身（社会组织和群体）平时可以搞定自己的很多事情，无需政府“在场”，在其和政府相遇时，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不是就要被“管”，假定政府有权命令他们。
可以说，就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说，不太适用于“管理”这样的概念。它太容易惹事，让政府遏制不住自己去控制，去干涉的冲动。
到目前为止，在未来的5年、10年中，新一届执政高层在社会治理上的思路，从高层的最新论述中，可见端倪。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这隐喻着一种突破。未来的5年、10年，在“拯救社会”上，应该是变“管理”为“治理”，使社会获得充足的疗伤空间，能够正常地“发育”。
只是，“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的社会治理思路，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能形成法律，界定好政府和社会彼此的关系和活动领域吗？如何判断哪些是“社会可以做好的”，谁来判断？政府如果在社会自治的领域，不愿意退出怎么办，谁有责任，有办法让它退出？
只是放社会一马还不够。社会已经病了，还需要把欠账补回来，给社会治病。而这些，在未来的5年、10年更为关键。
药方无非是“维护社会公正”、“健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抑制房价”、“约束权力”、“破除户籍阻碍”、“实现国民平等待遇”等等。都是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都是社会溃败的杀手。对于新一届执政高层来说，面临的考验已不是重复地说它们，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见到实效。
未来的5年、10年，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也应受到法律和公民权利的约束，考虑对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以前对房地产的定位，还有各种房价调控政策，固化、扩大了中国不平等的利益秩序，严重伤害了中下层，导致社会结构，还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新的政策的出台，当以对法律，对公民权利的敬畏，对社会负责为前提。
人类历史上，在还没有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社会。而当有了政府以后，社会好与坏，与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息息相关。未来的5年、10年，建设一个好社会，某种意义上和建设一个好政府，差不多是一回事。
因为说穿了，社会的问题，其逻辑原点，还是权力、权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