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政治处理的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情。与之相比，伟大的宗教则通常声称它们有权利统治全部生活。”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继续将无所不包的极权主义运动置于宗教视域中考察，他所提醒的是这样一种反观：极权政治与宗教的竞争，可能是源于政治在群体性精神渴求与权力结构中的宗教变体身份。
　　当我们发现亟缺科学常识的人同样可以声称“相信科学”，“科学”的内涵便已经异化，成为一種信仰。这种信仰与纳粹德国“元首永远正确”的信念却别无二致，它们都坚信这世上存在绝对正确、无所不能和亘古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现在所信奉的“科学”或者“希特勒”，而其间出现的“小错误”只是具体方式上的瑕疵。考虑到纳粹德国和宣传“科学信仰”的民主德国之间的先后关系，书中指出了这两种看似迥异的信仰间隐秘的承接关系。
　　极权政治似乎在人类心灵的宗教独霸时代到近代科学理性的过渡之间，辟出了一条“政治宗教”的道路，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秩序与神圣精神追求的双重渴望，《弯曲的脊梁》则用可索引的详尽资料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使用宣传手段所完成的部分，但书中最值得玩味的却是政治宗教中人们的反应。
　　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只存在一条统一的评价标准，那便是“是否有切实的成就”—可以将其理解为“政绩型合法性”。再强大的宣传也敌不过人们对“看得见的好处”的固执，于是宣传影响力的消退几乎必然伴随着战争的失利或是经济的衰退。当本该是顺势而为、锦上添花的宣传手段被极权主义异化成维系权力的重要工具时，人们终于发现事实并非那样美好。但一开始便以“绝对正确”作为根本前提的极权主义信仰，却几乎必然无法容忍公开的质疑和反思：“两个体系都没有为重要批评提供公共论坛，宣传和武力监管着它。”
　　彼特沃克蘸着黑色喜剧色彩将这一矛盾的情景描绘成：为了达到“公开的一致性”所作出的“公开的伪善”。“它们塑造的公民是，在命令下欢呼，在公共场合谈论正确之事，甚至相信宣传告诉他们的一些或许多内容，但这些行为都只是表面的而非发自内心的。”政治宗教中的每一个人即便不会完全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起码他们清楚别人在期待什么。
　　在行动上，人们的容忍和配合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东德的几乎每一位公民都会参加好几个群众组织，比如德苏友好协会；两种体系中的许多普通公民都被选作了“宣传员”或者“鼓动员”；人们欣然接受顺从所带来的“小恩惠”，比如假期、升迁、出国旅行的机会等等。他们既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些“恩惠”，也没有理由不害怕那些幽灵般存在的恐怖惩罚。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与这种体制密不可分，书中引用了哈尔伯格的观点，认为东德知识分子并不是主要因为监禁或酷刑才选择顺从，他们更多的是担心专业受到阻碍。不过，相互作用的另一面是，本该是极权主义坚定维护者的官员群体开始动摇甚至瓦解，哈维尔描述了这种精神真空对官员造成的影响：“这个国家正被无个性的官僚们所操纵，他们公开宣称支持革命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照料的只是自己，而且不再相信任何东西。”
　　最终，当人们公开以行动撕破表面的和平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信仰在人们心中无以伦比地重建，继而又轰轰烈烈地毁灭，其间穿插着体制与人的寸土必争的较量。人们极其随意地表示顺从，却又近乎苛刻地坚守底线。人，并不是政治宗教的玩物，或许相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