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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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事变发生后，围绕上海制造局的安全问题，上海中外双方互相猜疑，各有传谣，而为避免北方战火延及南方，双方又自我约束，并作了试探性的交涉。制造局的安全成为“东南互保”发起的一大诱因。 战争时期军火需求旺盛，而当时华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天津机器东局被毁，同时外国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上海制造局的地位遂愈发重要，长江内地诸省，包括本身拥有枪炮厂的湖北省，都极其倚赖于制造局枪、药输出。但在“东南互保”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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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事变发生后，围绕上海制造局的安全问题，上海中外双方互相猜疑，各有传谣，而为避免北方战火延及南方，双方又自我约束，并作了试探性的交涉。制造局的安全成为“东南互保”发起的一大诱因。
战争时期军火需求旺盛，而当时华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天津机器东局被毁，同时外国对华实施武器禁运，上海制造局的地位遂愈发重要，长江内地诸省，包括本身拥有枪炮厂的湖北省，都极其倚赖于制造局枪、药输出。但在“东南互保”的大背景下，位于沿海第一口岸的上海制造局，其军火购运又极受外部掣肘，如盛宣怀所谓“此次订东南保护之约，欲其不占制造局甚难，又欲其准运军火尤难”。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对外解释，购运制造局军火实为防匪、剿匪，而非助匪、济匪，更非排外、敌外，以获取各国谅解；面对清廷的勤王号召，则虚应以对，悬而不发，直至京师沦陷，东南诸省的军械弹药也迟迟未能北运。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东南互保”貌似与清廷政策格格不入，但刘、张、盛诸人始终未能割舍对清室的忠心，只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留东南以救社稷”的曲线报国、救国的方式。“互保”的坎坷对东南督抚们的刺激是长久的，若干年后张之洞上奏朝廷，提出移设上海制造局的建议，其理由明显存有庚子记忆的成分：“黄浦江中吴淞口外为各国兵轮所萃，遇有中外战事，辄阻我军火装运出口，致不能接济他处，甚或以兵舰驻泊近厂江面，以相伺察，慢藏之害岌岌可虞”。
（摘编自《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作者：戴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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