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山谷，阿布辛贝巨型神庙依崖而建，四座法老神像俯视东方的广袤湖水。走到神庙内部，随处可见古老的象形文字，廊柱上是描绘战争的精妙浮雕，柱顶展翅的秃鹫雄壮而威武。
　　旅客进入美轮美奂的神庙群，无不对此宏伟的历史景觀啧叹惊奇，仿佛回到了公元前13世纪，邂逅古埃及第十九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显赫一生。
　　但请等一等，让我们把时间回拨60年，回到20世纪50年代，你会发现，5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并不存在，而神庙屹立的地方，也只是一片空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遗产的故事，就是从这里讲起的。

努比亚行动计划

　　时空错位感是这样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初，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组成的阿拉伯国家做出决定，要在阿斯旺城外建起一个水坝，用来灌溉尼罗河流域的农田，还可以用作水力发电，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但如此一来，雄伟的阿布辛贝神庙群就会遭殃。
　　另一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眼看情况紧急，很快启动了所谓的“努比亚行动计划”（Nubia Campaig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宗旨是促进各国就教育、科学和文化展开合作，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悲剧。
　　“努比亚行动计划”号召了100多个成员国，召集全球最有能力的人，发动来自国际社会的人力与财力，展开紧急救援，以拯救阿布辛贝神庙。
　　1963年11月，行动正式吹响号角。众多水文学家、工程师、考古学家纷纷加入，协同努力。阿布辛贝神庙被分解成807块，而旁边的菲莱神殿，则被分成235块。每一块都被精准切割，编了号，然后被运送到山坡上，重新组装。神庙内的太阳光线角度，也被一模一样复原了。
　　历时5年，该计划于1968年9月宣告结束。毫无疑问，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的艰巨任务。得益于这次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顺势而为，发起了“人类遗产拯救计划”。60年代中期，威尼斯几乎要被水淹没，联合国再次及时出手。
　　“努比亚行动计划”直接促成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诞生。公约的宗旨是，通过发挥教科文组织—文化、科学与教育三者的国际协作力量，同等地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而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遗产名录》，正是在此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世界主义

　　“遗产”这一概念，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后。
　　社会等级制的私属特征被大革命打破，建筑遗产的所有权转移，于是诞生了一种国家遗产的概念。遗产政策也随之诞生，用以保护、修复那些承载民族记忆的古老建筑。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理念更多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也仅涵盖历史文化遗产。

　　60年代后，被二战洗劫的欧洲率先完成经济重建，文化多样性蓬勃发展起来。一种世界主义的共识—即如何保护人类文明成果，正在凝结。先是1959年，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宣布成立，并在威尼斯公布了一份文件：《威尼斯宪章》。这份文件首次以国际宪章的形式，确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准则。
　　宪章开宗明义地写道：“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看作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职责。”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公约，正式厘定了世界遗产的概念，并确立了从国家到国际的系统性保护措施。从大革命前的私属特征，到国家遗产的确立，最终，遗产逐渐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定义，从而具备某种世界主义的特征。世界遗产的理念，也逐渐走进公众意识。
　　历史学家大卫·罗文苏曾说，遗产概念蒸蒸日上，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人们发现，遗产不是一种固化的概念，而是鲜活的景观。
　　199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巴黎圣母院，于今年4月遭遇火劫。我们潜意识里会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的悲剧。这种共同意识，正是得益于世界遗产理念的发扬。回到半个世纪前，或许大多数人不会这样想。
　　总之，这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遗产属于全人类，因而必须得到全人类的保护。世界遗产保护，不仅意在唤起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也凝聚一种共同情感。

理念的延展

　　世界遗产的理念颇为丰富。最开始，公约把世界遗产划分成自然、文化和复合遗产三类。

　　文化遗产包含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申请的项目需要符合以下标准之一：某种天才杰作，或对建筑艺术、景观设计等产生过重大影响，或可为消失或现存文明产生一种见证等。
　　自然遗产可以是突出的自然面貌，也可以是濒危动植物生态区、天然名胜等。申请标准有：构成地球演化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在地质、生物演化、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三方面提供突出例证;珍稀动植物栖息地，稀有自然现象、地貌和地带。 　　复合遗产中，文化与自然的成分本身难以界定，申报时，需要具备文化或自然项中至少一条标准。
　　1992年，公约还加入了“世界记忆工程”，以抢救那些文献记录，并单列一个门类：世界记忆遗产。诸如贝多芬和肖邦的曲谱原稿、古腾堡1455年印刷的第一本书《四十二行圣经》。由此，世界遗产的概念也扩散到口头传说、文献记录等领域。
　　再后来，另一种遺产的抢救紧迫起来，如民俗技艺、濒危语言等。这些活态的人类财富，已经到了被遗忘的边缘。为了挽救它们，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至此，世界遗产的概念和类型，极大地丰富了起来。
　　申遗的一般流程是，缔约国提交遗产清单后，经由每年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讨论并批准。迄今为止，缔约国已有193个之多，世界遗产的数量已达到1121项。而中国是最多的国家，高达55项，跟意大利共列第一，其次则是西班牙、德国和法国。

终极悖论

　　这样一个全球的文化联盟和政府间合作组织，是如何保护世界遗产的呢？
　　2012年，控制马里北部的伊斯兰团体“伊斯兰卫士”的发言人高调宣称：“没有什么世界遗产，它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的事，不容许异教徒插手。”
　　而此前不久，反政府武装分子刚刚破坏了廷巴克图圣殿，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文化景观。廷巴克图一直是北非阿拉伯、柏柏尔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交汇点，某种程度上，圣殿也是这种文明的象征。极端分子此举引起了全球的愤慨。
　　事后，联合国起诉了发出破坏命令的头目艾哈迈德·法奇·马赫迪，指控他破坏世界文化遗产，犯有战争罪。2016年，国际刑事法院对这项战争罪作出了9年监禁的判决。
　　马里政府收复该城市后，遗产的重建工作变得紧迫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了损害评估和重建工作，但在跟政府、军方沟通如何确保遗产区域安全时，分歧和隔阂出现了。按照公约，这是当地军方的应尽义务，但大多数士兵从没听说过，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对此展开培训。
　　这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典型过程：由联合国牵头主导，以政府为盟友，协同各国军队、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以及包括国际拍卖行在内的其他行为主体，共同守护人类的遗产。各缔约国尽其义务，即便战争期间，大家也不能为所欲为。
　　但需要明白的是，这仅仅是世界遗产的第一张面孔，且公众对这些内在的运作，还是相对陌生的。

　　我们常规认知里的世界遗产，却是另一种面目：如果一个地方成功跻身“世遗”，随之而来的，不是印象中小心翼翼的保护、维护，而是暴涨的旅客人数，是热火朝天的旅游开发。
　　跟旅游产业高度联姻，让“遗产旅游”成为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消费项目。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保护”一词，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的确，很多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维护资金，需要依靠旅游收入，比如金字塔、罗马尼亚的别尔坦要塞教堂。
　　但在旅游消费的洪水猛兽面前，《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似乎也被逆转了。申报国的热情高涨，恰恰呼应着联合国潜力无限的“产品供给”（且近乎免费）。世界遗产用于旅游开发，可榨取巨大的经济价值。
　　这个悖论从根源处就存在，公约把“城市或旅游发展”看作遗产破坏的第二大人为因素。它倡导全世界做出保护遗产的承诺，但自身又带着难以拒绝的魅惑力，刺激旅游人次的爆发式增长。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安徽的西递村。早年有村民因为肆意拆除这些古老建筑，被判刑罚款，人人共愤。2002年，当它被列为世界遗产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保护人类古村落文明的伟大善举。
　　但短短几年之后，惊天逆转发生了。旅游和房地产开发，让古老的村落焕然一新，生态文明与古建筑，也一去不复返。
　　这时，世界遗产的终极价值就动摇起来了：它只能面向过去吗？是留住现在，还是走向未来？消逝，是一种必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