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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与投资空间有限，内需成为下一步经济前行的重点。而内需贡献率的一再走低，则将矛头指向收入分配方案的变革。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刚刚企稳回升，新春伊始，对于通胀担忧重又浮上水面。这类担忧远则由于2012年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近则起于一则2012年全球货币超发一半源于中国以及2012年1月中国CPI轻松反弹至3%的消息。
在2月底《经济观察报》发放给100位经济学人的问卷调查中，超过90%的受访者相信，2013年通胀会处在温和水平。通胀是否猛于虎？2013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又该有何对策？
加息周期或启动
2月23日，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表示，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存在四种意见，第一种认为2013年迎来经济“大底”，增速将大幅降低至6%，2013年后“硬着陆”；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7时代”，2012年第四季度的回升态势很难延续；第三种认为经济增长将“超越新常态”，增幅达到9.3%；第四种认为经济回升，2013年增长在8%左右。
刘树成认为，2013年的经济增长为8.2%左右。这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3年春季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不谋而合，《报告》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GDP增速将比2012年提高0.43个百分点，达到8.23%。虽然外部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但不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2013年CPI增速渴望保持在3.11%的水平。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王燕武表示，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仍在延续，增长率采用IMF预测的下滑0.2%；美国经济增速预测为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13年末将升至1美元兑换6.14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半年增长15%，下半年维持在13%水平。
《报告》认为，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2.17%，同比上升1.57个百分点；消费由于2012年基数较高，扣除价格因素预计增长7.61%，下降1.79个百分点；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增长12.22%，同比上升4.3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到17.83%，同比上升13.5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较2012年低谷期的20%有所回升，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看来，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区间应该处于23%—25%。低于23%则属于投资偏冷。而合理的M2增速则应该两倍于GDP增速，按照8%的增速测算，则M2的合理增幅应该在16%，13%-15%的水平依然处于货币供应偏紧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基于全球货币宽松环境，中国的通货膨胀隐忧依然存在。央行副行长易纲在1月26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通胀压力可能会重来。基于此，《报告》预计2013年底货币政策转向，2014年上半年可能上调一次利率，使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达到6.25%，以控制通货膨胀。不过，渣打银行预测的加息周期来临时间比《报告》还要早，将提前至2013年四季度。
两大比重需调整
尽管此前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认为2013年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来源，但十年来的投资规模递增相伴随的是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率逐步下降。
与此相应的是，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亦在持续下降。与出口依赖，共同构成了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201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最终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为51.8%，但比2011年的55.6%下降了3.8个百分点。《报告》认为，收入增长却未能有效转化为消费能力，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对此，王燕武表示，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值得关注并需要调整，一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组别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现实情况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速。来自CEIC的数据，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1.72万亿元，增长8.75倍，高于同期GDP增速9.8个百分点。《报告》认为，长期的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造成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用于投资项目，维持政府运转，势必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控制政府收入增速势在必行。
政府收入层面，《报告》进行情况模拟的结果是，2007年至2012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政府控制财政收入增速，使其每年比原有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分别下降0.7、1.0和1.2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则意味着企业部门或居民部门的最终收入占比上升。如果将2007年至2012年间减少的财政收入通过减税或转移支付，平均地用于提高全体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总额平均增长率则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增速将放缓，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从2012年一季度提高0.02个百分点持续增加到2012年四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假定减少的财政收入仅用于提高城乡低收入组别的收入水平，即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农村最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前者分别占比10%，后者分别占比20%，这一测算的结果是最终消费占比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提高了近1.14个百分点，从而更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向垄断行业开口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居民内部不同组别收入差距的比例，中央提出的是“限高、扩中、提低”，最终形成橄榄型社会。时下难度在于“限高”。 “目前拿到高收入的是四类人群：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三是拥有政府背景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四是少部分民营企业家。他们在占有高收益的同时，希望维持既有利益格局，阻碍经济改革进程。”李文溥说。“国有企业的高福利、高工资是造成这些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做过统计，垄断领域的收入与居民工资差距逐渐扩大，市场竞争领域的所有行业工资的差距在收敛，在竞争性领域城乡收入差距在收敛，包括制造业的收入与农村农民的收入的差距也都在缩小。但是，垄断性行业与市场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呈现开口型。”
2012年针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迟迟未能出台，转而在2013年初低调登场。2月初，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强调，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自2007年中央提出央企红利上缴以来，这已是第二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根据2011年调整后的比例，四类央企即资源类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为15%，一般竞争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10%，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5%，烟草类央企为20%。此次调整之后最高比例应该不超过30%。
李文溥向本刊记者坦诚，“限高”中的高收入群体，国有垄断部门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国有经济今天的高利润，包括土地、资源、融资各方面的优惠条件是国家给予的特殊照顾，民营经济主体却没有，这部分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刊载了一则研究报告，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成本还原，按照市场经济主体来核算经营成本，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实际利润率是-6.5%。
“因此，即便这次提高5%，这样的比例与国际通行的比例比还算低的。以澳大利亚为例，最初提出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是40%，最终实现的是30%的上缴比例。国际通行的比例在30%-60%之间。中国目前的差距很明显。”李文溥补充到，提高5%只是现在的一项措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做什么，责任在哪里？自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最难的问题没有解决。1994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也并没有对企业的低效益改革到底。因此，让它维持垄断地位，然后提高上缴利润，可能最终会导向一个不好的结果，即企业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只要有垄断，成本就很容易转嫁。实际上，过去几年很多央企利润没有上缴到财政部，而是在国资委系统内部消化。2011年上缴红利中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不足1%。
李文溥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国有经济部门。国有经济大的定位应该是满足社会利益最大化。在现有的情况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战略调整之后从竞争领域退到了自然垄断的领域，通过国家的大量优惠政策，它们的收入状态已经得以改善。但国有企业脱困以后，要往哪走？现在的情况是，国有企业在脱困以后，还不能转向满足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央企的利润上缴应该作为财政收入来服务于全民利益。提高比例是必要的。
但央企利润上缴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全球来看，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垄断经营，但提前是要政府加强管理。有些领域只能垄断经营，比如电力、水务等，统一经济会更有效率，但也会造成资本过度集中，政府需要对垄断企业的成本、利润进行控制，比如让垄断企业获得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市场平均利润为8%，你只能由8%的利润。”李文溥告诉本刊记者。
国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市场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改革，方向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日本铁路一度为国有，80年代分割改造，铁道依然垄断，但成立不同的运营公司。国外的电网公司同样也有引入竞争，将电网视为高速公路网，电通过电网输送给用户，80年代末欧洲的做法，大的用户和发电厂可以网上拍卖定价，发电站将电送到用户手里。这就可以形成竞争。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在于竞争。事实证明，消费者的福利发挥最大的行业都是竞争的行业。
上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应该可以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借鉴。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可以将上缴财政的收入除了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外，还将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与老年救助。基本医疗服务应该提高最低的保障水平。此外，教育投入也是方向之一，义务教育是改善最穷苦阶层的人力资本。
“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国际上算比较低的。国外最主要市场经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哈耶克都认为，最低限度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是任何社会都要做的。”李文薄表示，这些保障性支出也将有效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促进内需结构调整。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刚刚企稳回升，新春伊始，对于通胀担忧重又浮上水面。这类担忧远则由于2012年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近则起于一则2012年全球货币超发一半源于中国以及2012年1月中国CPI轻松反弹至3%的消息。
在2月底《经济观察报》发放给100位经济学人的问卷调查中，超过90%的受访者相信，2013年通胀会处在温和水平。通胀是否猛于虎？2013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又该有何对策？
加息周期或启动
2月23日，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表示，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存在四种意见，第一种认为2013年迎来经济“大底”，增速将大幅降低至6%，2013年后“硬着陆”；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7时代”，2012年第四季度的回升态势很难延续；第三种认为经济增长将“超越新常态”，增幅达到9.3%；第四种认为经济回升，2013年增长在8%左右。
刘树成认为，2013年的经济增长为8.2%左右。这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3年春季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不谋而合，《报告》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GDP增速将比2012年提高0.43个百分点，达到8.23%。虽然外部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但不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2013年CPI增速渴望保持在3.11%的水平。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王燕武表示，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仍在延续，增长率采用IMF预测的下滑0.2%；美国经济增速预测为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13年末将升至1美元兑换6.14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半年增长15%，下半年维持在13%水平。
《报告》认为，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2.17%，同比上升1.57个百分点；消费由于2012年基数较高，扣除价格因素预计增长7.61%，下降1.79个百分点；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增长12.22%，同比上升4.3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到17.83%，同比上升13.5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较2012年低谷期的20%有所回升，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看来，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区间应该处于23%—25%。低于23%则属于投资偏冷。而合理的M2增速则应该两倍于GDP增速，按照8%的增速测算，则M2的合理增幅应该在16%，13%-15%的水平依然处于货币供应偏紧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基于全球货币宽松环境，中国的通货膨胀隐忧依然存在。央行副行长易纲在1月26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通胀压力可能会重来。基于此，《报告》预计2013年底货币政策转向，2014年上半年可能上调一次利率，使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达到6.25%，以控制通货膨胀。不过，渣打银行预测的加息周期来临时间比《报告》还要早，将提前至2013年四季度。
两大比重需调整
尽管此前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多家研究机构认为2013年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来源，但十年来的投资规模递增相伴随的是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率逐步下降。
与此相应的是，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亦在持续下降。与出口依赖，共同构成了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201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最终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为51.8%，但比2011年的55.6%下降了3.8个百分点。《报告》认为，收入增长却未能有效转化为消费能力，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对此，王燕武表示，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值得关注并需要调整，一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组别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现实情况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速。来自CEIC的数据，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1.72万亿元，增长8.75倍，高于同期GDP增速9.8个百分点。《报告》认为，长期的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造成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用于投资项目，维持政府运转，势必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控制政府收入增速势在必行。
政府收入层面，《报告》进行情况模拟的结果是，2007年至2012年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政府控制财政收入增速，使其每年比原有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分别下降0.7、1.0和1.2个百分点。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则意味着企业部门或居民部门的最终收入占比上升。如果将2007年至2012年间减少的财政收入通过减税或转移支付，平均地用于提高全体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总额平均增长率则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增速将放缓，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从2012年一季度提高0.02个百分点持续增加到2012年四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假定减少的财政收入仅用于提高城乡低收入组别的收入水平，即城镇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农村最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前者分别占比10%，后者分别占比20%，这一测算的结果是最终消费占比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提高了近1.14个百分点，从而更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向垄断行业开口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居民内部不同组别收入差距的比例，中央提出的是“限高、扩中、提低”，最终形成橄榄型社会。时下难度在于“限高”。 “目前拿到高收入的是四类人群：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党政机关政府部门；三是拥有政府背景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四是少部分民营企业家。他们在占有高收益的同时，希望维持既有利益格局，阻碍经济改革进程。”李文溥说。“国有企业的高福利、高工资是造成这些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做过统计，垄断领域的收入与居民工资差距逐渐扩大，市场竞争领域的所有行业工资的差距在收敛，在竞争性领域城乡收入差距在收敛，包括制造业的收入与农村农民的收入的差距也都在缩小。但是，垄断性行业与市场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呈现开口型。”
2012年针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迟迟未能出台，转而在2013年初低调登场。2月初，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强调，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自2007年中央提出央企红利上缴以来，这已是第二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根据2011年调整后的比例，四类央企即资源类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为15%，一般竞争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10%，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5%，烟草类央企为20%。此次调整之后最高比例应该不超过30%。
李文溥向本刊记者坦诚，“限高”中的高收入群体，国有垄断部门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国有经济今天的高利润，包括土地、资源、融资各方面的优惠条件是国家给予的特殊照顾，民营经济主体却没有，这部分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刊载了一则研究报告，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成本还原，按照市场经济主体来核算经营成本，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实际利润率是-6.5%。
“因此，即便这次提高5%，这样的比例与国际通行的比例比还算低的。以澳大利亚为例，最初提出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是40%，最终实现的是30%的上缴比例。国际通行的比例在30%-60%之间。中国目前的差距很明显。”李文溥补充到，提高5%只是现在的一项措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做什么，责任在哪里？自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最难的问题没有解决。1994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也并没有对企业的低效益改革到底。因此，让它维持垄断地位，然后提高上缴利润，可能最终会导向一个不好的结果，即企业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只要有垄断，成本就很容易转嫁。实际上，过去几年很多央企利润没有上缴到财政部，而是在国资委系统内部消化。2011年上缴红利中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不足1%。
李文溥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国有经济部门。国有经济大的定位应该是满足社会利益最大化。在现有的情况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战略调整之后从竞争领域退到了自然垄断的领域，通过国家的大量优惠政策，它们的收入状态已经得以改善。但国有企业脱困以后，要往哪走？现在的情况是，国有企业在脱困以后，还不能转向满足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央企的利润上缴应该作为财政收入来服务于全民利益。提高比例是必要的。
但央企利润上缴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全球来看，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垄断经营，但提前是要政府加强管理。有些领域只能垄断经营，比如电力、水务等，统一经济会更有效率，但也会造成资本过度集中，政府需要对垄断企业的成本、利润进行控制，比如让垄断企业获得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市场平均利润为8%，你只能由8%的利润。”李文溥告诉本刊记者。
国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市场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改革，方向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日本铁路一度为国有，80年代分割改造，铁道依然垄断，但成立不同的运营公司。国外的电网公司同样也有引入竞争，将电网视为高速公路网，电通过电网输送给用户，80年代末欧洲的做法，大的用户和发电厂可以网上拍卖定价，发电站将电送到用户手里。这就可以形成竞争。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在于竞争。事实证明，消费者的福利发挥最大的行业都是竞争的行业。
上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应该可以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借鉴。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可以将上缴财政的收入除了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外，还将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与老年救助。基本医疗服务应该提高最低的保障水平。此外，教育投入也是方向之一，义务教育是改善最穷苦阶层的人力资本。
“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国际上算比较低的。国外最主要市场经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哈耶克都认为，最低限度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是任何社会都要做的。”李文薄表示，这些保障性支出也将有效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促进内需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