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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1997年5月，一个消息传来：77岁的汪曾祺先生因病逝世。
那之前不到半年我还见过他。1996年冬天，旅居香港的黄永玉先生时隔7年首次返京，宴请了汪曾祺等一些老友。那天我也在座，与汪曾祺同桌，感觉他的脸色变黑了不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聊兴就高了。与他在一起，看他喝酒，听他醉醺醺地讲文坛趣事，真是一大快事。但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
汪曾祺的去世也许与他饭桌上酒不离手大有关系，此外他也几乎烟不离手。另外，他外出参加活动，有人求字，从不推辞。听说1997年就是因此过于劳累，回北京后突然发病，肝硬化导致消化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大出血，虽经抢救，但5天后又再次出血，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他就这样走了，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也没有留下。
认识汪曾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请一批前辈为“居京琐记”撰稿，其中就有汪曾祺。一次，汪曾祺读到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极为欣赏，很快寄来读后感。他写了3页半稿纸，每页300字，字写得讲究，扑面而来清新、淡雅之感，少有烟火杂味。
他开篇即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是医生，不是作家，他也没有想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文学作品，他没有一般作家写作时的心理负担，所以能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汪曾祺强调散文应该富人情，有修养，有韵味。“文中没有很多感情外露的话，只是在写看到朱先生等人挨斗时，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认为他们都是上得无双谱的学者，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是我们觉得文章很有感情。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文章写得很短，短而有内容；写得很淡，淡而有味。”
淡而有味，正是汪曾祺散文的妙处所在。
比如，他这样写释迦牟尼的涅槃——
二月十五日夜，佛陀以吉祥姿势，静卧于莎罗双树间床上，时鸟兽无声，樹不鸣条，佛陀心如止水，极为安静。至午夜时，月色皎洁，流星过空，佛陀进入涅槃。时莎罗双树变为白色，狂风四起，山川震动，火从地出，清流沸滚，天人擂鼓打锣，诸弟子捶胸痛苦，百兽自山中奔出，群鸟在林间乱飞，同为三界导师涅槃致哀。
文字干净简洁，韵味隽永，值得细品。
汪曾祺是有趣之人。身为作家的他，书画俱佳。在家里烧水煮面条，等水开时，他会画上一幅小品，一朵荷花与一只蜻蜓，味道十足，题跋就写“等水开”。他更会吃。一次见他吃大闸蟹，吃完了，大闸蟹的壳还颇为完整，让人大开眼界。
汪曾祺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住了不少年。我曾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请他加盟，他编选了一本，书名为《榆树村杂记》。读他的自序，我才知道“蒲黄榆”的来历：“我住的地方名叫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说，榆树村几年前还在，有片菜地，住的都是菜农。喜欢做菜的汪曾祺，每隔几天就到菜地里转悠。他自序中写得极妙：
人家逛公园，我逛菜园。逛菜园也挺不错，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好看。菜地的气味可不好，因为菜要浇粪。有时我也蹲下来和在菜地旁边抽烟休息的老菜农聊聊，看他们如何搭塑料大棚，看看先时而出的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接地气？就在于他喜欢与普普通通的人交往，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走进菜地，其实就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态度。他说，自己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写出的，故以《榆树村杂记》为名。
我为“金蔷薇随笔文丛”的每本都写了点评。关于汪曾祺，我写的是：“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认可自己的这些评价。
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做，就是请汪曾祺谈谈对沈从文的印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沈从文是他的老师。
写沈从文的文章不少，其中黄永玉和汪曾祺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黄永玉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幽默地写出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后让人感觉沈从文可亲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汪曾祺则以“寂寞”论述沈的文学，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大概受到了他的影响，习惯用“寂寞”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与人生态度。
1990年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有机会与汪曾祺进行一次关于沈从文的漫谈。他讲述的诸多细节，描摹出了一个相对立体和丰富的沈从文：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作文来具体分析，找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是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当然，有时他也出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我曾写过一篇沈从文印象，题目是《平和，或者不安分》。我觉得“寂寞”并不是沈从文的性格，相反，他很爱与人争论，曾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抗战期间还参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战等。我与汪曾祺谈到这个问题：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但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不过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汪曾祺给予了高度评价。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汪曾祺去世后，我策划的几套丛书都收录了他的书。人虽远去，但编其书，读其文章，便又可重温与他接触的难忘经历。
那之前不到半年我还见过他。1996年冬天，旅居香港的黄永玉先生时隔7年首次返京，宴请了汪曾祺等一些老友。那天我也在座，与汪曾祺同桌，感觉他的脸色变黑了不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聊兴就高了。与他在一起，看他喝酒，听他醉醺醺地讲文坛趣事，真是一大快事。但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
汪曾祺的去世也许与他饭桌上酒不离手大有关系，此外他也几乎烟不离手。另外，他外出参加活动，有人求字，从不推辞。听说1997年就是因此过于劳累，回北京后突然发病，肝硬化导致消化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大出血，虽经抢救，但5天后又再次出血，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他就这样走了，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也没有留下。
认识汪曾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请一批前辈为“居京琐记”撰稿，其中就有汪曾祺。一次，汪曾祺读到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极为欣赏，很快寄来读后感。他写了3页半稿纸，每页300字，字写得讲究，扑面而来清新、淡雅之感，少有烟火杂味。
他开篇即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是医生，不是作家，他也没有想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文学作品，他没有一般作家写作时的心理负担，所以能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汪曾祺强调散文应该富人情，有修养，有韵味。“文中没有很多感情外露的话，只是在写看到朱先生等人挨斗时，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认为他们都是上得无双谱的学者，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是我们觉得文章很有感情。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文章写得很短，短而有内容；写得很淡，淡而有味。”
淡而有味，正是汪曾祺散文的妙处所在。
比如，他这样写释迦牟尼的涅槃——
二月十五日夜，佛陀以吉祥姿势，静卧于莎罗双树间床上，时鸟兽无声，樹不鸣条，佛陀心如止水，极为安静。至午夜时，月色皎洁，流星过空，佛陀进入涅槃。时莎罗双树变为白色，狂风四起，山川震动，火从地出，清流沸滚，天人擂鼓打锣，诸弟子捶胸痛苦，百兽自山中奔出，群鸟在林间乱飞，同为三界导师涅槃致哀。
文字干净简洁，韵味隽永，值得细品。
汪曾祺是有趣之人。身为作家的他，书画俱佳。在家里烧水煮面条，等水开时，他会画上一幅小品，一朵荷花与一只蜻蜓，味道十足，题跋就写“等水开”。他更会吃。一次见他吃大闸蟹，吃完了，大闸蟹的壳还颇为完整，让人大开眼界。
汪曾祺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住了不少年。我曾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请他加盟，他编选了一本，书名为《榆树村杂记》。读他的自序，我才知道“蒲黄榆”的来历：“我住的地方名叫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说，榆树村几年前还在，有片菜地，住的都是菜农。喜欢做菜的汪曾祺，每隔几天就到菜地里转悠。他自序中写得极妙：
人家逛公园，我逛菜园。逛菜园也挺不错，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好看。菜地的气味可不好，因为菜要浇粪。有时我也蹲下来和在菜地旁边抽烟休息的老菜农聊聊，看他们如何搭塑料大棚，看看先时而出的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接地气？就在于他喜欢与普普通通的人交往，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走进菜地，其实就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态度。他说，自己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写出的，故以《榆树村杂记》为名。
我为“金蔷薇随笔文丛”的每本都写了点评。关于汪曾祺，我写的是：“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认可自己的这些评价。
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做，就是请汪曾祺谈谈对沈从文的印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时，沈从文是他的老师。
写沈从文的文章不少，其中黄永玉和汪曾祺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黄永玉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幽默地写出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后让人感觉沈从文可亲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汪曾祺则以“寂寞”论述沈的文学，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大概受到了他的影响，习惯用“寂寞”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与人生态度。
1990年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有机会与汪曾祺进行一次关于沈从文的漫谈。他讲述的诸多细节，描摹出了一个相对立体和丰富的沈从文：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作文来具体分析，找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是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当然，有时他也出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我曾写过一篇沈从文印象，题目是《平和，或者不安分》。我觉得“寂寞”并不是沈从文的性格，相反，他很爱与人争论，曾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抗战期间还参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战等。我与汪曾祺谈到这个问题：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但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不过对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汪曾祺给予了高度评价。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汪：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汪曾祺去世后，我策划的几套丛书都收录了他的书。人虽远去，但编其书，读其文章，便又可重温与他接触的难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