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当代史上，乔治·蓬皮杜（以下称蓬皮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字。在风云变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担任法国总理6年、总统5年，并于任上去世。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元首，也是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
　　“我的父亲对毛泽东一直有种崇敬之情。”在上海黄浦江边的一家书局里，阿兰·蓬皮杜（以下称阿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蓬皮杜唯一的孩子，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对中国颇有感情，尤其钟情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艺术。这跟他那毕生热爱文艺的父亲一样。
　　巴黎有3个享誉世界的文化地标——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即使不了解蓬皮杜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也多少听说过以他名字命名的這所艺术中心。
　　在阿兰看来，政治的一面加上文艺的一面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今年适逢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40周年，由阿兰编选的《双面蓬皮杜》也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收录了蓬皮杜生前的书信、笔记和照片，时间从1928年到1974年，不仅再现了法国二战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故事，也展示了这位法国前元首在文学、艺术上的独特造诣。

“更人性化的戴高乐主义”

　　1944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巴黎也迎来了解放。解放日当天，蓬皮杜像其他巴黎市民一样，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两侧欢迎戴高乐将军的到来。在欢呼声中，他看到人群中戴高乐伟岸的身影，心中对这位拯救了法国的英雄无比敬佩。
　　“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父亲对从政产生了兴趣。他决定追随这位伟大的人，为他工作。”阿兰说。当时，蓬皮杜的职业是中学教师，但早在学生时期，他就是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大学时曾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党联盟主席。
　　大学毕业后，蓬皮杜于1935年来到马塞，成为一名中学法语和希腊文学老师。1939年，二战爆发，蓬皮杜应征入伍，在法国战败、被德国占领期间，他又回到学校继续教书。
　　解放日那天改变了蓬皮杜的人生轨迹。1944年9月，他通过同学勒内·布鲁耶的介绍，进入戴高乐办公室工作。此后的25年里，蓬皮杜与戴高乐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蓬皮杜头脑灵活，聪明而务实，戴高乐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安排自己所有的会客日程、起草文件，并负责新闻事务。1962年，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1969年又接替戴高乐成为总统。
　　外界一般认为，蓬皮杜执政时期是戴高乐时代的延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基本得到了贯彻。同时，蓬皮杜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举修建高速公路、普及汽车等。这几年也被看作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到70年代下半叶，法国的经济模式、社会生活、媒体形态等都迈向了自由化。因此有评论称，蓬皮杜是戴高乐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但实行的是“更人性化的戴高乐主义”。
　　阿兰见过戴高乐两次，一次是在某个纪念活动上，另一次是他父母宴请戴高乐夫妇。在他的记忆中，戴高乐喜欢问一些很宏大的问题，让他很难回答。第二次见面时，阿兰正在大学里读医学，戴高乐一见面就问：“医生，医学到底是什么？”
　　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视角。在阿兰眼中，无论是戴高乐还是自己的父亲，都是有国家意识和使命感的人。“历史学家是这样评价他们两个人的：戴高乐捍卫了法国，蓬皮杜捍卫了法国人民。”阿兰说，“我自己的评价则是：蓬皮杜为戴高乐主义增加了一丝人文色彩，他们之间是互补的。”

“艺术直刺我们的内心”

　　“我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点儿退步了，父亲为此十分恼火。他说我待在书房里的时间太少，还好他不知道我待在书房里干什么，其实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信上了，就像现在这样！”这是1928年，还在念中学的蓬皮杜写给密友罗贝尔·皮若尔的信。他们的友谊保持了40多年，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蓬皮杜去世那年。这些文字，展现了蓬皮杜自由逍遥、富于魅力的文艺气质。
　　朋友们公认，蓬皮杜非常聪明，读书时虽然不太勤奋，却总是一学就会，而且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核心。在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中，他的笔试成绩排名第一。他也很擅长交际，热情而亲和的性格让接触过他的人都很喜欢，这些都为他后来的从政生涯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阿兰看来，父亲对于政坛的勾心斗角是非常厌恶的，并一度为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当年戴高乐身边有一些很有野心的政客，彼此竞争。我父亲知道如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也觉得搞政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有段时间他厌倦了种种纠缠，就主动辞职，进入一家私人银行做了高管。直到1958年，因为戴高乐的需要才回归政坛。”阿兰说，父亲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既对幸福平凡的生活充满渴望，又被命运安排的“束缚”所吸引。
　　由于自己的切身体会，蓬皮杜不希望儿子从政。阿兰因此读了医学，28岁时成为法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后来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曾为法国两任总理担任科技顾问。“父亲教会我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聆听。无论学医还是从政，聆听能拉近你与他人的距离。”
　　相对于政治带来的压力与疲惫，文艺带给蓬皮杜的始终是美好与享受。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对文化和艺术非常着迷。一方面，蓬皮杜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很深，热爱诗歌、绘画、戏剧，曾花大量时间选编《法兰西诗选》；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艺术也表现出极大热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参与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设。
　　早在1950年，蓬皮杜心中就萌发了一个计划，希望巴黎能拥有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中心，既是博物馆，也是融造型艺术、音乐、电影、阅读、视听为一体的创新中心。
　　1969年，蓬皮杜正式提出了建议，并选择了现在的地址。当时那里是一片混乱的停车场，但位于巴黎市中心，旁边有歌剧院、国家图书馆、巴黎圣母院，很适合盖大型文化建筑。经过征集，评审委员会收到681份方案，最终选用了工业风格浓郁、钢架管线外露的前卫设计。当建筑模型被送到蓬皮杜面前时，他评价“这个设计想法很好，但肯定会引起艺术界的争议”。
　　经过40年的时间，蓬皮杜艺术中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成了巴黎现代艺术的象征，日均接待3万名游客。正如蓬皮杜在文章中写的那样：“艺术是至尊天使之剑，能够直刺我们的内心。”

向周总理建议修护云冈石窟

　　1973年，在法中建交十周年前夕，蓬皮杜访问了中国。这次出访让他看到一片广阔的天地，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政治合作及发展前景上。
　　访华期间，蓬皮杜见到了毛泽东，在书房里一起谈论世界局势。他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参观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当时石窟保护不力，有些壁画被损毁、雕塑被破坏，蓬皮杜向周恩来建议说，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良好的修护。周恩来马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用3年时间完成云冈石窟的修缮工作。
　　“历史上，中国和法国对彼此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了解法国大革命、喜欢法国电影，毛泽东思想在法国的影响也很大。现在法国也非常支持中国提出的很多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此外，不少中国画家、摄影师在法国也颇有知名度。我希望，两国加强交流合作，尤其是学生之间，还有工商业等领域，这事关法中两国的未来。”阿兰说。
　　此次来中国，阿兰不仅带来了父亲的通信集，也希望能够促成法中两国历史学界的合作，围绕“蓬皮杜与中国”的课题进行研究。在他看来，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蓬皮杜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其实蓬皮杜与今天的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受父亲影响，阿兰也是文艺爱好者，但又不止于此，他对钓鱼、旅行等户外活动也有极大兴趣。他对记者笑言，父亲过的是“双面人生”，自己过的则是“十面人生”。但对于政治，阿兰却始终远离。他诙谐道：“永远不要跟自己的父亲从事相同的职业，如果你做得比他好，说明你父亲比较笨；如果你做得比他差，说明你自己比较笨。”

阿兰·蓬皮杜

　　1942年出生，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之子。医学和人类生物学博士，法国技术科学院前院长，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