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游历西欧，看见外国小孩逢年节穿的新衣，乃是笔挺的礼服套装，腰间甚至还挂着一把缩小的佩剑，觉得万分惊奇——难道这外国小孩不长个子?
　　早年间学生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须得统一打扮，都是白衫蓝裤配白色帆布球鞋，且不论男女皆脸蛋扑粉，眉心还要一点红。虽然化妆毫无技术可言，各人因家境不同，白衫蓝裤的质地也各不相同，球鞋中还有涂粉笔冒充白色鱼目混珠的，但赶上登台合唱，前后排错开呈波浪状摇摆，也颇有声势。
　　再往后几年，各家自备的“蓝白配”被淘汰，制式批量购买的运动衫式样校服开始流行。在我后半截学生生涯里，针织夹克校服基本是当多功能服在超负荷“服役”——夏天贴肉穿，冬天套在毛衣外，正式场合用于接受值日生的着装检查，娱乐时间可充当超人的斗篷，武斗时还能卷在小臂当天龙盾，如果需要扮演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在这衣服的怀里塞进去一个刘阿斗也是绰绰有余……
　　很容易想象，要完整地履行如上职责，这神奇的运动服至少得比正常着装大上两三个号——学生时代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却很少有异议。一个摆在秃子脑袋上的硬道理几乎说服了所有的人：小孩长个儿，买大点以后能穿。而同时，还有一个更隐晦更硬的道理却被遮盖：大衣服小个子能穿，小衣服大个子却穿不了。为了让一条生产线上的产品尽可能地给更多人穿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大一些。
　　让一件衣服，尽可能适应更多的人。这就是现代成衣业避而不谈的精髓所在，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很难真正地适应每一个人。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学生校服，在材料选择，款式设计，穿着舒适上都可当做是最软的柿子，因而成为一个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个矛盾造成了严重恶果：在我最虚荣，最向往宝马华服的青葱岁月里，残酷的现实却是一群半大小子穿着敞开拉链兜住屁股的针织夹克校服混迹于录像厅，集体羡慕香港电影里同龄人笔挺的正装校服——海军蓝上衣，贴兜，金属扣，卡其裤。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今天，我当年的同学里大多数人仍不知道这种上衣名叫blazer，裤子名叫chino，但是这并不妨碍在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他们能一眼认出美国队和日本队穿着的就是这种玩意。
　　中国近代历史上服装的帮派很有意思：宁波学徒在上海创立的“红帮”；伪满殖民时期传下的“日本派”；十月革命逃难带到中国的“苏俄派”……列强争霸，租借殖民，讲的不是西装工艺，更像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的代理人战争，仿佛回到波涛诡谲的20世纪初中国，前度刘郎之感油然而生。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红帮裁缝还在国营厂家里替苏联专家制造西装和大衣，苏俄派传人则在军工厂里负责军装生产，那是一个没有粘合衬，一件西装要用人手千针万线的时代……
　　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一些过去的故事，早已不再时髦了。年青一代似乎一点也不在意针织面料夹克式的大袍子套在身上——当然他们或许更喜欢美国黑人的大裤裆和机器做出来蕾丝小花边，也许他们还喜欢disco球下面亮闪闪的化纤面料?不知道，我已经告别校园。现在的校服，穿的人满意吗?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