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清理规范事业单位”，撤销了1237个事业单位。但却“没让一个人下岗，没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事见2012年5月24日《南方周末》）。有关人员解释说，“不能因为改革，影响人家的利益。毕竟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不是人家个人原因，而是改革政策调整导致的。不能因改革引起上访。”
　　这话，说得也太实在了。领导干部的利益不能因为改革受损，可没有任何文件这样写过，但所有的文件又都这样实质性地写着。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文件便没有可操作性。例如，按公众长期呼吁的愿望制定一个文件，要求领导干部个人公布财产，机关公布三公消费，试试看情况会怎样？
　　然而，这样神奇的事情，又是如何做成的呢？这就是中国官场的智慧了。从报道的情况分析，如果再撤销若干单位，也可以“不让一位干部下岗，不让一个干部利益受损”的。实际上，当地一直有许多编制“空缺”呢。例如农业厅的原编制里，“驻京办”就是一个有十多个编制的“正处级”单位，但一直只有一位主任在岗，还空着十多个位置。农业厅还有宣传中心，也还有空位。原来，编制是样的慷百姓之慨，如果不“清理”，机构还有很大的符合编制的膨胀空间呢。
　　设想下岗工人看了这条消息后，可不可以生气？十来年前，他们被告知，为了改革大业，需要有人付出代价，你们就承受了吧。于是，他们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难，甚至绝境，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最初甚至没有救济。而今，在中国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系统已经全面保障了公务员的前提下，体制又说还要保证他们永远的利益，包括不做领导干部的时候，也要有领导干部的待遇。这就难怪，这个时代必须一边改革，一边腾出手来对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的平民搞截访，告诉他们要理性。
　　中国的官办机构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虽然这不是国家秘密，但有关方面却会处心积虑地保密。如这一次记者在山西问有关人员，他们那里有多少事业单位，也是“不愿透露”。其中一个部门，在按新编制配置人员和干部的时候，甚至不公开，只通知具体的单位，让各单位的人员，只知道自己单位的人数和领导干部人数，目的是避免对比而生出矛盾。以今天的政治理念看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这不都应该在网络上公开的内容么，怎么能瞒呢，搞地下工作似的。
　　新时期30年，中国的公务机关已经变得无比冗繁，人浮于事了。但按中国的机关产生和设置逻辑，还会无限膨胀下去。发展柑桔就增设“柑桔办”，搞开发区就有“开发办”，打击拐卖人口，就有一个“打拐办”，建设精神文明，就有了“文明礼貌办”或“五四三办”……最后，要精简机构，就会有一个“精简办”。 不知道在没有这些“办”之前，常设的机关都在办什么。
　　问题是，按这样的路径“编制”政府机构，可不可能编得合理，编出各地人民所需要的“配置”。中央关于《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的文件从2004年酝酿到现在才开始试点，在“等待”中央文件的这几年里，地方政府的“职责”就是让那些势必要改掉的机构“深入”和“发展”，然后在中央文件出面收拾的时候，再弄出一个既没有人利益受损，也不减少财产负担的“改革”，向中央文件交差。
　　但改革终究是要让人民高兴，而不是满足自上而下的权力构架。机构编制应该在某种法律原则下，从地方合法地产生。按现有的国家性质，应该是各地人大。人大同意拿出多少钱来运行政府，同意增设什么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才算数。这次中央不是要求“政事分开”么？事务机关自己设置的“附属机构”，人大应该不认，财政不给钱，“收费服务”视为不合法……虽然让目前的人大承担这样的重任还有待时日，但就是这么个理。